連續十年的大學擴招，需要慢下來稍做調整

新京報：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載體，就是高等教育。而高等院校在1999年的擴招，可以看作是一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並且從那時起，爭議就未曾消失過。您也寫了諸如《大學十論》之類的書來關注。

陳平原：1999年大學擴招，到現在正好十年。十年間，我們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今天，中國是全世界在校大學生最多的國家，兩千五百萬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這等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這麽多人一下子湧進大學校園，能否學到很好的知識，會不會導致整個高等教育水平的下降，還有畢業後找得到找不到工作，如果大學生就業問題解決不了，會不會造成社會動蕩，等等，這都是十分嚴峻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的盲目升級，專科變學院，學院成大學，既扭曲了職業教育，也使得學了“屠龍術”的博士們無用武之地。

你會發現，現在在一些地方，博士培養出來後當大學生用；大學生則當高中生用，這都有點可惜了。這是個大問題，怎麽看待高等教育？大學到底是干什麽用的？以前大學是象牙塔，是精神樂園，現在我們打開圍墻，擁抱社會，進入市場經濟，大學到底能走多遠。連續十年的擴招，步子走得這麽急，已經出現了很多缺憾，我以為必須慢下來稍做調整，然後再重新出發。

對什麽問題都“侃侃而談”，絕不是真正的專家

新京報：與學生的就業壓力相比，您如何看待一些“明星教授”？

陳平原：這涉及文化普及的問題。向公眾普及歷史及文化知識，需要某些教授上電視。你會發現，以前我們想象中的象牙塔，不再存在了。今天的大學教授，不再只是皓首窮經，也喜歡飛來飛去，在電視等大眾傳媒上高談闊論。不諱言，面對公眾“說法”，容易名利雙收。如果你做純粹的學術研究，可能對人類思想文化有更大的貢獻，但那是一條崎嶇的山路，即便成功，也要很多年後才被公眾認可。不像文化普及，很容易“名滿天下”。

我並不歧視文化普及，目前的中國公眾，整體文化水平亟待提高。因為社會分工，有的人躲在書齋或實驗室里，從事專深的研究；也有些人走上街頭，從事文化普及工作。在西方國家，這種分工很明確，不會搞混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大學缺乏學術自信與共識，傳媒上的“浮名”輕易侵入大學校園，好多人誤以為名聲大就是學問好，將上電視視為“終南捷徑”。可以為八面風光的文化普及喝彩，但我認為，更需要扶持的是那些艱辛的原創性研究工作。

新京報：其實談到文化普及就不能不談到《百家講壇》，僅從收視率以及讀者對這些主講人的熱捧，就能看出一二。

陳平原：假如一個教授對歷史及現實中的無論什麽問題都能“侃侃而談”，那絕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本來，今天談伊拉克戰爭，明天論孔子哲學，後天聊金融危機，必須請不同專業的學者來做專訪；可為了方便，我們的教授全都一肩挑了。這個時候，無所不談的“專家”，已經變成了職業媒體人。你只需把報紙上得到的信息，把它再表達一下。

在電視里幾乎天天露面的，已經不再是以專家身份發言，而是大眾傳媒的從業人員；盡管頂著大學教授的頭銜，但你講的其實是很大眾化的常識，只不過表達得比較有技巧。

那些堅守學術追求的人，什麽時候能得到更多“掌聲”

新京報：這三十年文化變遷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型。轉型之後，就涉及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問題。

陳平原：當今中國，大眾文化已經形成熱潮，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個大趨勢無法逆轉。近百年來，知識分子總是在呼喚文藝的“大眾化”，但沒想到真正的大眾化，竟然是把自己甩到了軌道之外。這三十年，完成了一個轉折，以前是知識分子教大眾什麽叫“文化”，今天反過來，周星馳們登堂入室，在大學校園開設文化講座，而且大受歡迎。我們所說的“大眾文化”，在這三十年間，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日漸成為主流的文化形式。

在一個商品經濟社會，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面對這一狀態，以前自認為或被認為是“精英”的知識分子們，到底該如何自處？我的理解是，可以表示寬容，但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更不能被同化。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希望保持某種文化生態的平衡。既不諱言自己的文化趣味，也能理解另外一種文化存在，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我有自己的立場和趣味，但同時理解公眾的文化需求，不卑不亢地面對日漸繁榮的大眾文化。

最近這些年，“精英”的知識分子在後退，不敢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有點繳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漸向大眾文化靠攏。我不反對學者進入大眾傳媒，但你必須有自己的堅持，不能為了討好公眾而隨聲附和，放棄自己的專長、趣味和立場。我當然知道，魚與熊掌很難兼得。但要想成為“明星”，就必須遷就公眾的趣味，很難再保留獨立的人格、趣味與立場。

至於《百家講壇》，沒必要過多指責。你嫌他淺俗，那是你自己的問題，誰讓你去看，沒人逼著你看嘛。我的感嘆是：公眾確實需要文化普及，我們為何沒有更好的、針對不同受眾的“講壇”；另外，那些堅守自己的信仰及學術追求的“讀書人”，什麽時候能得到更多政府及民間的“掌聲鼓勵”。

“國學”的“虛熱”，很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妨礙我們對現實生活、對文化傳統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對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轉為盲目對抗。在我看來，今天的“國學熱”，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較弱的。

這些年，“精英”的知識分子在後退，不敢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有點繳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漸向大眾文化靠攏。我不反對學者進入大眾傳媒，但你必須有自己的堅持，不能為了討好公眾而隨聲附和，放棄自己的專長、趣味和立場。(王愛軍 高明勇，新京報)（愛思想網站 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