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三十年文化之變(下)

連續十年的大學擴招,需要慢下來稍做調整

新京報: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載體,就是高等教育。而高等院校在1999年的擴招,可以看作是一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並且從那時起,爭議就未曾消失過。您也寫了諸如《大學十論》之類的書來關注。

陳平原:1999年大學擴招,到現在正好十年。十年間,我們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今天,中國是全世界在校大學生最多的國家,兩千五百萬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這等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這麽多人一下子湧進大學校園,能否學到很好的知識,會不會導致整個高等教育水平的下降,還有畢業後找得到找不到工作,如果大學生就業問題解決不了,會不會造成社會動蕩,等等,這都是十分嚴峻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的盲目升級,專科變學院,學院成大學,既扭曲了職業教育,也使得學了“屠龍術”的博士們無用武之地。

你會發現,現在在一些地方,博士培養出來後當大學生用;大學生則當高中生用,這都有點可惜了。這是個大問題,怎麽看待高等教育?大學到底是干什麽用的?以前大學是象牙塔,是精神樂園,現在我們打開圍墻,擁抱社會,進入市場經濟,大學到底能走多遠。連續十年的擴招,步子走得這麽急,已經出現了很多缺憾,我以為必須慢下來稍做調整,然後再重新出發。

對什麽問題都“侃侃而談”,絕不是真正的專家

新京報:與學生的就業壓力相比,您如何看待一些“明星教授”?

陳平原:這涉及文化普及的問題。向公眾普及歷史及文化知識,需要某些教授上電視。你會發現,以前我們想象中的象牙塔,不再存在了。今天的大學教授,不再只是皓首窮經,也喜歡飛來飛去,在電視等大眾傳媒上高談闊論。不諱言,面對公眾“說法”,容易名利雙收。如果你做純粹的學術研究,可能對人類思想文化有更大的貢獻,但那是一條崎嶇的山路,即便成功,也要很多年後才被公眾認可。不像文化普及,很容易“名滿天下”。

我並不歧視文化普及,目前的中國公眾,整體文化水平亟待提高。因為社會分工,有的人躲在書齋或實驗室里,從事專深的研究;也有些人走上街頭,從事文化普及工作。在西方國家,這種分工很明確,不會搞混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大學缺乏學術自信與共識,傳媒上的“浮名”輕易侵入大學校園,好多人誤以為名聲大就是學問好,將上電視視為“終南捷徑”。可以為八面風光的文化普及喝彩,但我認為,更需要扶持的是那些艱辛的原創性研究工作。


新京報:其實談到文化普及就不能不談到《百家講壇》,僅從收視率以及讀者對這些主講人的熱捧,就能看出一二。

陳平原:假如一個教授對歷史及現實中的無論什麽問題都能“侃侃而談”,那絕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本來,今天談伊拉克戰爭,明天論孔子哲學,後天聊金融危機,必須請不同專業的學者來做專訪;可為了方便,我們的教授全都一肩挑了。這個時候,無所不談的“專家”,已經變成了職業媒體人。你只需把報紙上得到的信息,把它再表達一下。

在電視里幾乎天天露面的,已經不再是以專家身份發言,而是大眾傳媒的從業人員;盡管頂著大學教授的頭銜,但你講的其實是很大眾化的常識,只不過表達得比較有技巧。

那些堅守學術追求的人,什麽時候能得到更多“掌聲”

新京報:這三十年文化變遷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型。轉型之後,就涉及精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問題。

陳平原:當今中國,大眾文化已經形成熱潮,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個大趨勢無法逆轉。近百年來,知識分子總是在呼喚文藝的“大眾化”,但沒想到真正的大眾化,竟然是把自己甩到了軌道之外。這三十年,完成了一個轉折,以前是知識分子教大眾什麽叫“文化”,今天反過來,周星馳們登堂入室,在大學校園開設文化講座,而且大受歡迎。我們所說的“大眾文化”,在這三十年間,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日漸成為主流的文化形式。

在一個商品經濟社會,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面對這一狀態,以前自認為或被認為是“精英”的知識分子們,到底該如何自處?我的理解是,可以表示寬容,但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更不能被同化。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希望保持某種文化生態的平衡。既不諱言自己的文化趣味,也能理解另外一種文化存在,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我有自己的立場和趣味,但同時理解公眾的文化需求,不卑不亢地面對日漸繁榮的大眾文化。

最近這些年,“精英”的知識分子在後退,不敢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有點繳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漸向大眾文化靠攏。我不反對學者進入大眾傳媒,但你必須有自己的堅持,不能為了討好公眾而隨聲附和,放棄自己的專長、趣味和立場。我當然知道,魚與熊掌很難兼得。但要想成為“明星”,就必須遷就公眾的趣味,很難再保留獨立的人格、趣味與立場。

至於《百家講壇》,沒必要過多指責。你嫌他淺俗,那是你自己的問題,誰讓你去看,沒人逼著你看嘛。我的感嘆是:公眾確實需要文化普及,我們為何沒有更好的、針對不同受眾的“講壇”;另外,那些堅守自己的信仰及學術追求的“讀書人”,什麽時候能得到更多政府及民間的“掌聲鼓勵”。

“國學”的“虛熱”,很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妨礙我們對現實生活、對文化傳統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對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轉為盲目對抗。在我看來,今天的“國學熱”,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較弱的。

這些年,“精英”的知識分子在後退,不敢公開亮出自己的旗幟,有點繳械投降的味道,且日漸向大眾文化靠攏。我不反對學者進入大眾傳媒,但你必須有自己的堅持,不能為了討好公眾而隨聲附和,放棄自己的專長、趣味和立場。(王愛軍 高明勇,新京報)(愛思想網站 200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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