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時代開始讀博爾赫斯，當時他還未成為國際著名作家。在那些年頭，他的名字是一群初出道者的暗號，讀他的作品則是少數幾位行家里手的秘密膜拜儀式。博爾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我們經常通過那個年代的雜志追讀他。我從《南方》雜志連續數期讀到他一系列出色的短篇，這些短篇後來在1941年匯集成他的第一個小說集：《交叉小徑的花園》。

我還保留著那個舊版本，藍色大理石花紋硬皮封面，白色標題字，以及那支用較黑的墨水繪出的箭，指向南方———與其說是地理上的，不如說是玄學上的南方。我一直讀著它，並默默與它的作者對話。作者消失在他的作品背後（這是在名聲把他變成一個受害形象之前的事）：有時候我甚至會幻想博爾赫斯本身是一個虛構的人。

一

第一個懷著驚奇和熱情跟我提起博爾赫斯其人的，是阿方索·雷耶斯。他極敬重博爾赫斯。但他欣賞他嗎？他們的品味很不同。是那種把同行拉在一起的愉快的“反巧合”事件，使他們找到共同點：對博爾赫斯來說，這位墨西哥作家是散文大師；對雷耶斯來說，這位阿根廷作家是一個稀奇的人物，一個恰如其分的怪才。後來，1947年在巴黎，我最初幾位阿根廷朋友何塞·比安科、西爾維納·奧坎波和阿道弗·比奧伊·卡薩雷斯也都是博爾赫斯的好友。他們告訴我很多關於他的事，使得我還未與他見面，就覺得他也是我的朋友了。

很多年後，我終於跟博爾赫斯本人見面了。那是1971年，在奧斯汀。這次見面既禮貌又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該怎樣看待我，我則無法原諒他那首讚頌阿拉莫衛士的詩———像惠特曼，但理由不及惠特曼充足。我的愛國感情不允許我意識到那些士兵的英雄主義；而他則沒有意識到圍攻阿拉莫是一場不公平的戰爭的插曲。博爾赫斯並不總是懂得真正的英雄主義與一般的勇敢之間的差別。成為巴爾瓦內拉（手下）的一名暴徒，與成為阿基利斯是不同的：兩者都是傳奇人物，但前者是環境的產物，後者是一個典範。

我們在墨西哥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其它會晤，都比較愉快。有數次我們都可以比較輕松地交談，並且博爾赫斯發現一些他最喜歡的詩人，也是我最喜歡的。為了慶祝這些巧合，他會背誦這位或那位詩人的片斷，於是談話很快就變成某種精神交流。有一晚，在墨西哥，我妻子和我幫助他躲過一些糾纏不休的仰慕者的進攻。接著，來到一個角落，他在一班人的吵嚷和笑聲中，給瑪麗亞·何塞（譯按：帕斯第二任妻子）背誦法國詩人圖萊的詩行：

每一種快樂都有其缺陷，自動地碎裂開來。

如果你要我愛你，請不要笑得太厲害。

在冬天的灰燼下，是壓低的聲音使這顆心舒暢，

這顆心像封住的爐火，悶燃和歌唱。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們可以閑聊和漫步，享受當地的天氣。他和瑪麗亞·科達馬帶我們去古老的萊薩馬公園，不知怎的，他想帶我們去看東正教堂，但教堂沒開。我們滿足於在潮濕的小徑上，在有著高聳的軀幹和歌唱的落葉的大樹下散步。最後我們在羅馬母狼雕像前停下來，博爾赫斯雙手激動地撫摸著瑞摩斯的頭。末了，我們來到托爾托尼咖啡館，這家咖啡館以鏡子、金色裝飾線條、大杯大杯的熱巧克力和常有文人光顧而聞名。博爾赫斯談起他青年時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座出現在他早期詩中的“庭院空洞如碗”的城市———一座被發明的城市，卻控制著一種比石頭的現實更持久的現實，也即文字的現實。

去年（譯按：指1985年），我又在紐約見到他。我們有幾天同住一家酒店，他與瑪麗亞·科達馬在一起。我們一齊吃飯。艾略特·溫伯格（譯按：帕斯英譯者）意外地加入，談話的內容是中國詩。那天晚上談話臨末時，博爾赫斯回憶雷耶斯和洛佩斯·貝拉爾德，一如往常，他背誦了後者的一些詩行，開始是：溫柔的祖國，齊亞的售賣者……。他打斷自己，問我：“齊亞是什麽意思？”我不知所措，回答說我無法解釋，只能說它是一個隱喻：“那是一種塵世的滋味。”他點了點頭。我安慰自己，我想，表達瞬間之難，並不亞於描述永恒。他知道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