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一年的那一天，天黑時，張福龍一進家門，兒子就迎上來說：“奶奶發脾氣了。”再一看，妻子正在鍋竈後面流著淚。一問才知道，上午他不在家，醫生來給母親看過病，開了張藥方，劃價後，要60多塊錢。母親向兒媳婦要錢，媳婦回答說：“我身上分文沒有，等福龍來你向他要吧。”左等右等，張福龍也沒回來，醫生起身告辭了。母親躺下了，一句話不說，一口水不喝，誰也不理睬。

張福龍回家後，連聲向老人家賠不是：“媽，我知道自己外沒法掙錢，內無力侍候。”

這一夜，張福龍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睡不著。他同妻子商量，準備明天就進城去，一來幫母親買藥，二來也向人打聽一下可否找到活做。

第二天一大早，張福龍懷揣著妻子借來的10元錢，在妻子一遍又一遍的叮囑聲中上路了。

他將要去的地方，是離家200多公里的省會——南京市。

二初到南京，張福龍分辨不清東西南北。不知過了多少馬路，轉了多少小巷，孤零零的他在城里跑來跑去。渴了，就喝一口涼水；餓了，就啃一點硬餅；困了，就找個沒人的地方打個盹兒，到了晚上，他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拾幾張破報紙墊在身下，往火車站廣場的地上一躺，望著滿天的星星，想著自己的境遇，仰天長嘆。

後來在別人的指點下，張福龍手里拿著一根小木棍，提著一只編織袋，東跑西顛，撿起破爛來。

一個星期干下來，大大小小的毛票加在一起，竟也有百十來塊錢。之後，他找到了一間僅有八九平方米的簡陋民房作為自己的“落腳點”。

慢慢地，他有了為他提供破爛的固定“客戶”。

如此下來，張福龍每月能掙到四五百元。拿到錢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奔郵局，把自己用汗水和辛苦換來的錢寄回家中。他深深掛念著那雖貧寒卻溫暖的家。

三歲月在撿破爛的生活中流逝。張福龍不敢寫信回家，他只是在匯款單的附言欄中告訴家人說他“很好”，而且也有了一份“掙錢”的工作。他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村里的人會看不起他的家人，笑話他的卑微。

他不甘心自己就是一個“與破爛打交道的人”。

1993年春節的一天，他看到南京市的一家電影院——“影視百花園”的門前張貼著一張招聘服務員的海報。他急急忙忙地從自己的小屋里，翻出一套平時舍不得穿的西服，將自己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徑直闖進了“影視百花園”的經理室。

也許是他純樸憨厚的本色起了作用，主持這家“影視百花園”工作的沙振榮經理二話沒說，就將他留了下來。除了給他安排一份打雜的活外，還讓他“學放電影”。自此，張福龍終於有了一份向往已久的“工作”。

在經歷了無數次與高文化層次人們的接觸後，張福龍開始意識到了自己與城里人在知識修養上的懸殊。

張福龍坐不住了。他回到小屋，拿出了自己隨身帶來的《新華字典》，趴在地鋪上，開始了一個字一個字的學習。他憑著一股子鉆勁和韌性，將一部《新華字典》又抄寫了一遍。與此同時，他還買來了一些與中國的人文地理相關的書籍，堅持“每天一讀”。

一天，張福龍在前廳當班。當一部國產故事影片放映到半截時，一個斯文的年輕人離開了座席，走到了前廳。張福龍很納悶：“放著好好的電影不看，怎麽跑出來搖頭嘆氣呢？”於是，他就走上前去詢問：“是不是嫌放映大廳里的空調開得不夠，還是……”當這位年輕人微笑著用生硬的普通話回答時，張福龍這才發現：這個長相與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年輕人，原來是剛從韓國漢城來到南京中醫學院留學深造不久的學生，叫李載晃。他頭一次來“影視百花園”，是想試試自己能否看得懂中國的電影。開頭，光看畫面還能湊和著對付，可往下一聽人物的對話，就“看”不懂了，只好中途退場。

一切是那麽突然，又是那麽自然。幾句問候後，張福龍便直截了當地向李載晃表明自己想學習韓國語，要拜他為師。沒料到，他竟得到了對方的應允。

韓國語是一種字母文字，由40種音母組成，不但不易於記憶，寫起來也十分別扭。為了考驗張福龍是否是一時的沖動，李載晃在教完了他全部字母後，告訴張福龍：“過半月後，你再來我這里進行測試，如果過關了，我們就可以正式上第一課了。”出乎李載晃預料的是，只一個星期下來，張福龍就將全部韓文字母背得滾瓜爛熟，隨便怎麽抽考，張福龍都能順順暢暢寫出來。從這以後，張福龍一到下班時間就趕緊往李載晃那里跑，韓語的功底也日漸長進。遺憾的是，半年之後，李載晃就歸國了。

當時的南京城里張福龍幾乎轉了一個遍，也沒打聽到有一個系統教授韓語的輔導班。他只好拿著刊有“金陵國際語言進修學院”招生簡章的《揚子晚報》，按圖索驥，找到這家學院進行咨詢。在征求了學院老師的意見後，他選擇了日語，並在1993年暑期報名入學。

四為了保證聽課時間，他只得辭去“影視百花園”晚班的工作，又開始了這樣的生活：白天，他一身素裝去撿破爛；晚上，卻西裝革履地在夜校學習日語。

從夜校到張福龍居住的牛毛氈小屋，來回要走3個多小時。每逢有課的一天，他都帶上一點干糧，第一個出現在教室里；晚上下課後，他便走一路撿一路的破爛。回到小屋後，不管多晚，他都要將當天所學的功課溫習一遍。碰到不能記住的詞組，他就順手寫在墻上，讓自己第二天早晨醒來一睜眼就能看到。

業余學習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從1993年暑假開始，與張福龍一同參加日語初級班學習的同學共有200多人，可還沒到中級班結束，就只剩下不到10名學員了。在這最後的幾個人中，除了張福龍是個沒有任何學歷的農村青年外，其余都是到此來學第二外語的在校大學本科生。和這些大學生一起學習，張福龍絲毫不敢懈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要比別人多得多。

他沒有“隨身聽”，隨身帶的是自制的《日語會話一千句》小冊子，為了校正自己的日語發音，他不放過每一次學習和練習的機會。當他從韓國朋友李載晃的來信中得知，南京中醫學院有一位從日本來的名叫森永忠夫的留學生還在繼續攻讀時，就連忙找到了森永忠夫的寓所。沒想到，森永忠夫和張福龍連照面也沒打，就叫服務員小姐把他給“打發”了，他連續3次都撲了個空，但他沒有泄氣。接下來，他便一次次地打電話向森永忠夫說明自己的意思，一封接一封地寫信向他表白自己的誠意。

功夫不負有心人。森永忠夫終於接納了張福龍。他們除了每周一晚上的“會話”交流外，張福龍還每隔十天半月，將自己歸納整理出來的一些疑難問題向森永忠夫求教，並請他幫助自己校正語音。森永忠夫結識了樸實好學的張福龍，免去了張福龍“電話預約”的負擔，告訴他：“什麽時候你來找我，我都會歡迎你這個農民朋友。”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得張福龍眼睛里布滿了血絲，眼圈發青。一次，他的同學從學校趕來，看到滿嘴是泡的張福龍，一手捧著一本書，一手正從雪地里抓著雪充饑，說不出的滋味湧上心頭。當同學隨手拿起一本日語雜志欲翻時，張福龍卻背起那本雜志的目錄來。一邊聽著張福龍朗朗的背書聲，一邊環視著張福龍的小屋，這位同學從身上掏出30塊錢，放到了張福龍的手中。他發現張福龍那一邊學習、一邊撿破爛的雙手，粗糙得已經布滿了裂口。

沒有了掙錢的工作，生活和學習也就沒有了經濟支柱，因此，他也吃盡了苦頭。

沒完沒了的雨總是下個不停。不能外出撿破爛，120元的生活費從哪里來？80元的房租誰來替他交？還有，他那鄉下的妻子，每逢月頭還在眼巴巴盼著他往回寄的100元錢呢？新的一學期開課在即，那幾百元的學費又從哪里出呢？情急之中，張福龍悄悄地來到了一家醫院的血庫，要求獻血。護士看到他眼圈發青，就婉言勸道：“你身體這麽瘦弱，不適合獻血。”

張福龍懇求道：“我和我的家里都急需用錢，請幫個忙吧！”護士只好同意他的請求。

此事感動了金陵國際語言學院的老師們。他們不但免了張福龍第4學期的全部學費，而且還退回了他前幾個學期的錢。

又是一個雨夜，張福龍背著書包正往回趕。當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行走在郊區漆黑的小路上時，忽然，一道閃電擊中了他。張福龍只覺得眼前發黑，雙膝一軟，暈倒在秦淮河堤上……當他被雨水澆醒並拖著沈重的身子回到小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語課本一頁一頁地在燈泡下烘干，直到天亮。

五就像阿里巴巴念“芝麻開門”打開四十大盜的寶庫一樣，靠著歷經磨練而鑄成的生活信念和癡心不改的追求，知識殿堂終於在一個撿破爛的農村青年的執著中，啟開了通向成功的大門——兩年後，張福龍順利地通過了上海日語定級統一考試，捧回了日語二級證書。

出乎意料的是：1995年7月，張福龍放棄了南京翻譯院、南京臺灣新潮皮件五金有限公司等20多家單位的聘請，以及金陵國際語言學院要求他留校任教的挽留，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江蘇省儀征市大儀鄉。

他放棄了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令無數人感到不解。

張福龍的回答是：他現在最想的就是到日本去學一些先進的知識回來。

通過學日語，他知道了日本農業科技生產相當發達，特別是在蔬菜新品種的研究方面。另外日本的千家萬戶都鋪設榻榻米，這是由燈芯草的植物莖編織而成的。

而在他的家鄉就有種植燈芯草的歷史，他的父輩們至今還保存有編織這種草席（日本人叫榻榻米）的手藝。他想，如果充分利用沿江灘塗和水庫邊的農田，大量種植，並精心編織成日本人所喜歡的樣式，然後再銷到日本市場上去，就不愁日本商家不來儀征這片土地投資辦草席公司。那麽，他那貧窮的家鄉就不愁找不到一條脫貧的道路。

然而，他的“夢”能圓嗎？在回到家鄉後的日子里，張福龍一邊堅持自學日語高級課程，一邊向日本國方面聯系出國留學事宜。40多封記述著他經歷與坎坷的信件從他的家鄉儀征市發出了。

數月後，終於有兩家大學同意接收他去“留學深造”。一家是?玉縣的川口日本語學院。他們不需要出國擔保人，但張福龍必須要向他們出示他本人在銀行有38萬元人民幣存款的證明。另一家則是東京國際日本語學院。院長橫小路喜代仁被這位中國農村青年的求學精神感動後，親自從日本打來電話，向他說明他必須要找到出國擔保人。

38萬元對張福龍來說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張福龍只好申請進東京國際日本語學院入學。

出國的擔保人到哪里去尋？誰又願意為一個曾經靠撿破爛養家糊口的農民去冒這個風險？此時，發現和培養張福龍的伯樂——66歲高齡的教育家、南京金陵國際語言學院院長塗元唏先生，在這段日子里，從南京到儀征，又從儀征到南京，一次次為他出國留學的事宜奔波。而且還告訴張福龍，自己願意做張福龍申請出國的擔保人。

按規定，擔保人必須持有20萬元人民幣作為擔保金。20萬元，對於塗元唏先生來說，也是一筆巨額的款項。為了湊足這20萬元，他專門召集了由學院各方人士參加的特別會議。會議參與者都願意取出自己未到期的存款來，轉到塗元唏先生的帳戶上。這筆款項全部湊齊後，塗元唏先生和張福龍一道去辦理了資金公證。

值得慶幸的是，張福龍所到之處都是綠燈大開：跑了20多個單位，蓋了20多個公章，卻沒有花1分錢。

熟悉情況的人都知道，出國留學需一次性交納1年的學雜費人民幣6萬元。東京國際日本語學院知道張福龍的情況後，同意他只需暫時交納3萬元，剩下的3萬元待他入學後再補齊。而要湊齊這3萬元，對於張福龍這個無固定收入的農民來說，不知如何才能辦到……在張福龍人生道路的緊急關頭，總有人間的愛心與溫情在支撐著他——1996年元月，張福龍在南京第42中學為全體師生講述他自強不息的奮斗經歷時，1000多名學生自發地組成了一支“集資大軍”，將他們平時省吃儉用省下的零花錢，送到他的手中。其情其景，使張福龍這個硬漢子淚水盈眶。

張福龍的事跡也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們，無數顆滾燙的心匯聚成一股暖流……南京生物研究所的黃寧先生、香港港龍公司南京航空站的陳小姐、以及江蘇電視臺的武編輯和上海新路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走進了他那破落而又貧寒的家，眾手同心，正在托起張福龍心中那不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