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不喜歡經常被人看――當然，演員、推銷員、西方政客和芙蓉姐姐們除外，可就連這些人多半也不大喜歡被人看以後還要被人說。然而，在當今社會里，被看和被說都成了越來越經常的事情。農耕時代的農人常年見的都是家里村里的熟人，工業時代的工人則像機器一樣模式化了，而現在的都市里每天要看到多少新的人新的事？反過來看，看人說人也不容易，一張口就有可能“禍從口出”，到底是說“是”還是說“不”呢？說好話聽的人當然高興，哪怕知道人家說的不是真心話，說批評的話就有風險。所以人發明了幽默，輕松的調侃可以比嚴肅的批判更容易被人接受。當然也不是絕對的 模範要是說的人尺度把握不準，或者聽的人缺乏幽默感，幽默就會變成諷刺，甚至比正面的批評更刺耳。所以，不喜歡被看、被說的人，最不喜歡的還是被笑――尤其是被外人笑。

不久前我們被美國大使駱家輝的“平民化”舉止震了一下，贊美的憤懣的議論都不少，有的說他給我們的官員們做了個榜樣，也有的說他是在故意作秀刺我們。我看駱家輝是個一臉嚴肅的政治家外交官，他只是低調地（當然很可能是作秀式地“低調”）展現了他和我們很多官員的不同做法，好像並沒有“笑”我們奢侈。不過受他的啟發，我們倒不妨來點幽默的回應：其實我們的外交官在美國遠比駱大使節儉多啦，下次逛跳蚤市場之前也來點新聞發布怎麽樣？要是美國的電視臺沒興趣，咱就派央視去拍下來，全程直播！

最近倒真有一位著名的美籍華人在“笑”中國的官員了，而且是在商業戲劇之都百老匯。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的喜劇《中式英語》（Chinglish）不久前首演後，觀眾笑聲不斷。劇中講一個破了產的美國商人，到中國來找機會鹹魚翻身，由於語言和文化的隔閡鬧出許多笑話，卻因他曾經和安然醜聞有過瓜葛的背景而被東道主視為“名人”，又因“入鄉追俗”和女官員產生感情做成了生意。這個故事不能算十分獨到精湛，反映的是中國開放初期的一些相對表面的現象。但由於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很有點“陌生化效果”，特別有趣；作為一個反映當代中國人生活的作品，更是百老匯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當代西方主流藝術市場的第一次。

黃哲倫是當代世界劇壇贏得最高榮譽並得到最多演出的華人劇作家。父親是上海去的移民，他生在美國，曾多次訪問中國。他1988年推出的《蝴蝶君》尖銳地嘲諷了西方人的沙文主義和大男子主義，卻得了百老匯托尼獎，在幾十個國家演出過。《中式英語》諷刺的對象仿佛主要是中國人，所以他覺得中國人可能不會歡迎。

我們會把這個戲看成是美國人笑中國人嗎？其實未必。中國人也知道，幽默可以是社會的減壓閥。當然，跨文化的幽默會特別敏感，關鍵看調侃的對象是否平衡。《中式英語》里的兩個美國商人和中國官員都有毛病，也都有笑話，這就大致平衡了。有了這個前提，在笑聲中暴露外商拉關系、官員開後門等等社會弊病，喜劇又可以是解毒劑。有幽默感的中國人不但會時不時笑笑自己，還會笑著接受別人的笑――那能讓我們看到自己平時看不到的一面。

幽默和諷刺的界線不大好劃，二者常常有重合。諷刺是單向的，魯迅說“把人生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就是抨擊式的諷刺；但如果在諷刺對象中把自己也包括進去，那就有幽默了。光看魯迅的雜文，好像全是匕首般的諷刺；而他的小說就很幽默，探討國民性的“阿Q”是最好的例子――畢竟作家自己也是中國國民之一。幽默就是笑別人也笑自己。

把自己放進去，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被看的人最好自己也看――看了自己工作的錄像，旁觀者清，才能改善提高。被說的人最好自己也說，這就是和人對話、交流；被笑的人最好自己也要笑――這最不容易，交流中善於得體地自嘲是人類表演的高境界。（愛思想網站 201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