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終於公映了。在此前無數大片開演之前的廣告宣傳中，人們就已經看到了群星薈萃所演繹的種種“壯舉”；而在平鋪直敘的“大事記”一樣的銀幕前面，人們對各大偶像指指戳戳一番之後，微笑著起身離開。在這里，沒有人期待巨星們以令人激動不已的姿態出現在一個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只要銀幕之上他們還健在，就行了。

一方面是對共和國歷史的影像演義，另一方面則大秀活人臉。在刻意經營的背後，創作者顯示了對闡釋歷史的一種漫不經心：劇本幾乎就是歷史教科書的擴寫，畫面中不斷閃現此前人們諳熟的史詩影片影像，情節則類似教材附錄中的“歷史大事記”。在這里，“歷史”已經變成了“小人書”一樣的簡筆畫，仿佛這一場波瀾壯闊的歷史沒有出現過靈魂的糾結、肉體的死滅與道德的沖動。倒是精心設計的各個明星鏡頭頗具創意。不同時段、不同方式出場的明星們總是按部就班，讓兩個多小時的銀幕遊覽曲徑通幽、張弛有度。

顯然，如何在“建國”這個“歷史星叢”之中鑲嵌現代明星，正是《建國大業》的文化生產邏輯。而這個邏輯，在無形中鼓勵人們用“後現代旅遊”的方式來觀看這部“紅色史詩巨片”，從而也就把共和國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個時段，削平拋光，變成了無深度的後現代歷史，一種大牌明星的拼貼墻。在這里，“歷史現場感”的失落，造就了“遊客凝視”的輕松：看，其實並不需要看見，只要“來看”。除了沒有“下車拍照”，《建國大業》算得上是韓三平、黃建新推陳出新打造而成的“視覺旅遊”經濟項目了。

換個角度說，作為紅色史詩巨片，《建國大業》“視覺旅遊計劃”的可貴在於，它謀求在沒有違規的前提下，放棄政治訓誡與道德說教，以商業片形態走向市場、走進觀眾，從而獲得新世紀“紅色消費”的市場合理性。但是，問題在於，這種謀求方式卻無形中令紅色歷史變成了一種失去了深度和激情的東西，甚至於在無法呈現新的歷史思考視野的同時，也無法再充分使用傳統紅色意識形態的政治道德內涵，這就使得《建國大業》失去了“活的歷史生機”，既不令人感動，也不催人反思。

《建國大業》恰好顯示了紅色消費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必須要實現對傳統紅色敘事“去政治化”的要求，盡量抹去“政治說教”的印痕——這需要運用種種“文化調料”來激發觀眾興趣；另一方面，紅色歷史還要暗中遵循一種“政治無意識”，要能夠呈現特定政治倫理的合法性——明星與歷史偉人的巧妙組合，自然就成了討巧的文化運營策略。

一方面，不必擔心過多的政治倫理主題會讓觀眾疲倦，另一方面，妙趣橫生的免費群星出場的方式，又強化著愛國主義的熱情。充滿理想主義光輝的革命歷史，就由此被“空殼化”了。

不妨由此回憶前不久熱播的《潛伏》。在制造了“反特電視劇”的火爆之後，這部作品也同時激發了“辦公室哲學”的熱論。但唯獨它所建構的故事的紅色歷史框架沒有任何感人的激情。余則成回家，看到“妻子”翠萍正在練習寫字——這個小小生活場景構造了敘事的關鍵時刻。有趣的是，作為一種“歷史關鍵詞” 的呈現方式，翠萍筆下新學會的語言，只有“萬”、“余則成”、“雞窩”等語匯。無意中，他們和我們一起陷入情流感的生活，而遺忘了令那一代人心馳神往的革命政治。

紅色消費產品事實上滋養著現代娛樂消費的寄居蟹。在這里，《建國大業》以及一系列紅色產品，呈現出共同的生態邏輯：用想象歷史的方式來忘記歷史。

一方面是紅色敘事的熱潮，另一方面則是空殼化的政治倫理，《建國大業》的上映，凸顯出了今天中國文化生態的特殊癥候。

很久以來，“躲避崇高”、“告別革命”不僅僅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簡單口號，而且還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暗流。人們為了獲得市儈主義生存的合理性感覺，就不斷輕視和回避烏托邦主義的政治。這種狀況的後果之一就是人們可以漫不經心地來一場“歷史視覺旅遊”，為了看看明星就心滿意足。

人們常常不能想到，《建國大業》以及一系列紅色文化產品，面對的乃是一個所謂的“漫長的20世紀”——人類歷史上意義最為豐富的世紀，中國歷史上最為痛苦、壯觀和復雜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面，最為可貴的精神就是那一代人為了謀求公正、平等而獻身的理想主義激情。這是烏托邦政治最為可貴的品性。對這種品性的輕視，才造就了空殼化的紅色敘事。

《建國大業》中，當人們哭著唱《國際歌》的時候，這種激情主義政治理想靈光一閃，卻散落到影院里人們輕微的笑聲之中。我們可以到歷史中旅遊，卻已經失去了理解和感受追求公正與平等的政治理想的能力。《建國大業》無法成為中國版的《愛國者》，因為它只有敘述歷史，沒有本雅明所說的“正在進行時的過去”。東方早報（愛思想網站 201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