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網絡廣場越來越被人們看做是一種對社會發展具有良好作用的場域。人們寄希望於這個場域中的社會輿情反映民意，體現民望，更能夠表達民主意志，成為中國社會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形式。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對網絡廣場就有了一種美好想象：網絡廣場通過輿論壓力影響社會權力的執行過程和方式，從而緩解公民與政府的緊張關系，最終避免街頭群體性暴力事件的發生。

對網絡的過度依賴無法緩解集體緊張情緒

這種對網絡的“減壓閥”想象，雖然具有合理性的方面，但是，也存在極其天真和迷幻的特點。這主要是不能全面而準確地認識到，網絡廣場的話語組織形式不僅僅有其合理公正的方面，也宿命地摻雜著混亂情緒的發泄與非理性思想的泛濫。

事實上，網絡謠言滿天飛，這本來已經是人們的共識了。但是，為什麽只要牽涉到社會公正問題的帖子，人們就會寧信其真，不疑其假？寧信其沒有被正確處理，不疑其有另一面的不合理性？換句話說，網絡廣場對現實社會的揭示和質問總是呈現出一種“黑幕傾向”，即恒久地相信任何事件都已經被掩蓋了真相，並且，需要網絡公民大力關注，同情弱勢，打擊強勢。

顯然，網絡廣場上面永遠響徹這樣一種“嘶喊”：看看真相吧！救救他們吧！這種祈使句的網絡廣場文體，總是呈現出號召、鼓動和揭秘的沖動。簡單地說，到目前為止，網絡“廣場政治”一方面在監督和質問現實政治，另一方面，卻用它特有的“嘶喊話語”損害社會公信力。

在這里，前者讓人們相信網絡“廣場政治”會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公正，後者讓人們暗中形成對現有社會管理方式的整體沮喪感。前者傾向於認為網絡是個好東西，會成為社會民主的重要形式，後者則讓人們愈發充滿熱情地在網絡廣場上面展示良好社會的願望，並把對社會管理體制的批判變成浸泡著口水的嬉戲性攻擊。

顯然，無論是“網絡就是民主”的幻想，還是網絡嘶喊所造就的沮喪感與崇高感揉和在一起的社會宣泄性情緒，都在暗中激發人們對網絡的過度依賴——仿佛當前中國社會離開了網絡，就無法進行社會改革，無法呈現百姓的意志，也無法緩解公民的集體緊張情緒。

換一個角度說，我們越是依賴網絡廣場，也就越是會陷入對社會的懷疑和對抗的情緒之中。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命題。一方面，網絡廣場充分暴露了目前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這種暴露，值得我們認可；另一方面，這種“暴露”乃是通過一種網絡廣場的嘶喊的形式來實現的，也就必然帶著失敗感和沮喪感，必然帶有鼓動集體憤怒情緒的色彩。

網絡話語的廣場性質令人擔憂

事實上，截止到目前為止，網絡處於一種無序的廣場政治狀態。“廣場政治”的優點和缺點在網絡廣場上面都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廣場政治”的核心意象就是“民主”，似乎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都是一個獨立思考的個體；但另一方面，廣場政治總是暗含著理性的喪失和個體被淹沒的宿命傾向，人們處在人聲鼎沸的廣場上，會滋生一種無法名狀的孤單感。於是，近似於德國哲學者弗洛姆所說的那種“逃避自由”的傾向就會出現：人們會在一種茫然感中產生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麽的沖動，並且，傾向於跟隨最能感染自己的聲音來采取行動。這種逃避自由的傾向，往往在群體民主幻覺中造就混亂、盲從和非理性化沖動。

事實上，一直以來“廣場政治”就是一種“生產幻覺”的政治形式。它賦予廣場上的人們喊口號的權力，卻因此令他們失去了理性思考的過程；它賦予個體“主人翁幻覺”，卻讓他們淪為無法自控的沖動的行動者。在我看來，“廣場政治”是一種不能解決問題卻可以掩蓋問題的方式；是一種可以激發社會情緒而不能緩解社會情緒的方式；是一種無法帶來民主體制卻可以帶來民主幻覺的方式。

具體而言，網絡話語的廣場性質，深深植根於“廣場政治”“政治姿態大於理性思考”的特性之中。很多學者,如美國學者波斯特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看起來是通過民主集會的方式來實現的，事實上，這種方式反而會造就“政治的廣告化”。也就是說，通過宣揚高高的政治姿態，引導公眾的盲從情緒，卻根本無視基本歷史理性和現實景觀。在杭州飆車案的整個網絡關注過程中，公眾充分表達了對受害人的深摯同情，但是，卻不能夠找到一種真正符合法制理性的解決方式。一方面，網絡話語以發現、揭秘、質疑和公論的方式，向辦案人員施加壓力，從而使案件處理減少了腐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網絡話語依舊沒有能力還原事件的原始過程，也無法在營造所謂“事件透明化”的過程中讓人們獲得理性的思考。為富不仁和殺人抵命，這種傳統宗法社會的道德想象和公平訴求，已經在網絡話語揭秘之前就暗中成為主導網絡廣場人們行為的政治情緒了。

所以，網絡廣場是一個充滿道德感的場所，是一種用道德情緒代替理性管理體制的場所。深摯的同情、深刻的質疑伴隨迷茫的道德沖動，始終無法讓網絡話語擺脫“廣場政治”的種種非理性缺陷。

換一個角度說，網絡“廣場政治”乃是一種積極生產“民主話語幻覺”的政治，而不是提供現代民主管理機制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廣場的可怕之處就在於，網民聚集的嬉戲狂歡一方面代替了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也幹脆讓人們對理性的聲音天然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忙於在虛擬的世界中說話，而常常不關注現實表達體制的建立，這正是網絡廣場話語令人擔憂的地方。

謀求現實層面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

在這里，我們對網絡“廣場政治”的批評，也會引來很多人這樣的批駁：在當前社會條件下，網絡廣場乃是最為有效的表達民眾意見的平台——也許這個平台只是過渡性的；正是中國社會存在種種不公正現象，才會引發網絡廣場話語的非理性憤怒。事實上，我認為這種看法既是最普遍的，也是最沒有根據的。一方面，網絡平台對公眾意見的表達乃是一種非理性情緒的激發平台，是一種無法真正看到民眾理性思考的平台；另一方面，如果過多依賴網絡話語的嘶喊，反而會在生產了一個個“黑幕事件”之後，整體性地喪失對現實社會政治的信賴，也就出現了“用網絡政治訴求代替現實政治改革訴求”的傾向。

總而言之，中國社會越來越陷入到網絡“廣場政治”和社會管理體制相互依賴又相互沖擊的境況之中。網絡廣場的嘶喊，不斷地減損社會公信力，不僅不會起到社會集體情緒發泄和引導的良好作用，反而會導致這種情緒的失控沖動。與此同時，對於網絡廣場話語的依賴，也造就了很多人的幻覺，覺得依靠網絡政治可以拯救社會，放棄了通過現代理性思考的方式，在社會現實層面上改革種種社會弊端的行為。我們必須進行兩個層面的積極引導和推進的工程：一方面建設良性的網絡話語平台，讓知識理性、現實理性成為引導網絡廣場話語的主導力量，改造網絡廣場話語建立在“宣泄情緒”基礎上的“嘶喊語體”；另一方面，破除網絡民主、網絡民意的幻覺，合理利用網絡平台進行冷靜對話，從而謀求現實層面上的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

《人民論壇》（2009年第16期）（愛思想網站 201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