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國際論壇先驅報》上讀到一篇“剽竊醜聞讓哈佛的學術規範黯淡無光”。文章說，哈佛大學的兩名知名法學教授即奧格爾特里和特賴布教授公開承認他們“無意中錯誤地使用了材料”。具體地說，前者的一本380頁的回憶錄的6個段落“幾乎逐字逐句”地采用了一位耶魯大學教授的表述。他對此的解釋是：為了趕截止日期，他的研究助手把這個材料塞進了其手稿里，並意外地弄丟了引號和引用說明。事發後，特賴布教授即公開表示同情其同事，並在一個法律事務網站上提請大家關注“作家們、政治職位的追逐者們以及其他政府高級官員把他人的著作占為己有的這樣更大的問題”。話音剛落，就有人撰文指控他本人的一部1985年的著作可能與一位榮休教授的一本書有“令人不安的關聯”（有中國學者把這種現象幽默地稱為“血親關系”），證據是在兩本書里均有一個19個詞的措辭相同的句子，而措辭類似的例子還有幾十處。這位知名教授馬上公開表示道歉。他對此的解釋是：他當時出於讓普通讀者容易接受的善意，刪去了所有腳註和尾註；但想不到為此付出了無法接受的代價，即未能指明一些參考文獻的出處。文章告訴我們，專家對前位教授作出的結論是“一種嚴重的學術違規”，學校給予了不公開的懲罰；關於後一位教授尚未有最終結論，有些學者把他的失誤看作是學術標準受到了侵蝕，而有些卻認為這是對他的意識形態攻擊（據說他的這部著作影響了一個大法官侯選人的當選）。哈佛大學的教授剽竊事件在學生當中也引起軒然大波，學生校報就對校方處理著名教授和學生采用雙重標準表示不滿。與兩位教授受到“網開一面”的待遇形成反差，據說哈佛對學生的剽竊行為決不姑息，本科生要被勒令離開學校至少兩學期，並失去那個學期的所有學分和學費。 

中國人有時會以“天下文章一大抄”來為自己的這種越軌行為辯解，證明自己是在繼承一種傳統。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傳統”。記得北京大學英文系的沈弘教授曾在一次英國文學研討會上談到早期英國文學作品中的“剽竊”問題時說：“當我們剛剛接觸到中古英語文學作品時，得到的最初印象是這兒的抄襲或剽竊行為恣意猖獗，有恃無恐。……中古英語作家不僅從拉丁語、法語和意大利語文學中任意抄襲別人的作品，而且也從古英語時期的前輩那兒廣泛借用現成的材料。”他指出的其中兩個著名例子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由萊亞門的長詩《布魯特》（約1200）中有關李爾王及其三個女兒的故事改寫而成；《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幾乎所有的故事不同程度地從其他文學作品中找到其素材來源，有幾個故事還來自薄伽丘的作品，但“喬叟總是忘記給予適當的承認”。按現代對“剽竊”定義“假冒著作權，即竊取別人的思想成果，將其當作自己的作品來發表”的標準，大部分的“剽竊”問題均有被訴諸官司的可能。據筆者的閱讀經驗，這種情況不僅中世紀有，到了18世紀這個歐洲的啟蒙時代照樣存在。目前學術界有學者把以上現象專門作為“互文性”課題加以研究。沈教授把剽竊兩字打上引號，是因為中古時期屬於手抄本時代，啟蒙時代的作家也不具備現代的版權意識，更沒有關於美國現代語言協會有關素材出處的體例知識。但是，現代的學術已建立了嚴格的規範，再以那些傳統為借口為自己的投機取巧辯解顯然不會再有市場了。再說，沈教授同時指出，雖然這些古人大量抄襲別人的東西，但他們總是試圖有所創新，以便在原素材的基礎上點石成金。而當前的剽竊者往往只想著蒙騙過關以獲取眼前利益，“有所創新”和“點石成金”他們是想不到也是做不到的。 

近年來，我們對學術道德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以及一些學術期刊均評述過有關學術界抄襲剽竊、弄虛作假、低水平重復等治學不正之風現象；還有一個“中國學術批評網”更以揭露論文抄襲、打擊學術腐敗為己任，真可謂是學術打假，狼煙四起！但當前的實際情況是：學術抄襲行為呈愈演愈烈之勢，這里既有名牌大學的教授，也有在學的碩士、博士生，其中許多的剽竊行為是“長期的、一貫的和大面積的”，絕不是一句“缺乏學術訓練，忽視學術規範”可以搪塞過去的。從一些“批評”與“反批評”文章來看，中國特色的抄襲對象決不是幾個段落或一兩句話，而往往幾乎是原封不動或略加變通的整篇或整部論文甚至專著，因此很容易被識破。但盡管如此，在較確鑿的證據面前，被指控學者的一般反應是不認賬、狡辯甚至以誹謗罪威脅批評者，很少有人像以上兩位美國教授那樣作公開道歉的，不管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抄襲也許在中國人眼里並不算什麼。

據筆者推測，最嚴重的抄襲出現在那些大多過後即被塵封的學位論文，部分原因在於當前社會對學術的普遍蔑視，大學的超容量擴招，官員、大款、明星的以進入學院為時尚。曾聽人說過一個形象的比喻：美國的博士學位是駕照，日本的博士學位是墓志銘。個中原因據說是日本博士生需把論文發表或出版並在本專業的學術領域獲得承認後才有資格提出申請，（其實德國的情況也類似）學位於是他們往往需要花比其他國家的博士生一倍甚至幾倍的時間才能被“鍛造”出來；答辯前論文先被公開“展覽”，這也威懾了那些不自律、不檢點的“候選人”。 

當然，目前中國還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在學術界大有“禮崩樂壞”之傾向、嚴肅學術標準已日漸式微的今天，光有領導呼籲“學問可以高低並存，學風卻不能正邪共處”（李鐵映語）還不行，應該設法建立一種強有力的學術道德監督、威懾機制。(中華讀書報)（愛思想網站 2005-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