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3—28日，“第一屆熱風文化研究研習營”在重慶大學成功舉辦。本屆“熱風研習營”圍繞“文化研究的中國化”，將理論講座、分組研討和社會調研結合在一起，邀請文化研究的年輕學人與來自一線的社會工作者一起，交流思想，直面社會問題，探討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方向。 “熱風研習營”之後，潘家恩、孟登迎和郭春林三位老師就“文化研究中國化”的問題分別撰文，以期推進對這一問題的探討。 潘家恩、張振首先回顧總結了“熱風研習營”的宗旨——文化研究的中國化應從梳理中國的歷史脈絡入手，突破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割裂。 孟登迎由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與英國的歷史、現實相結合的特點入筆，隨即勾勒出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情勢，並在此基礎上指出，文化研究的中國化應推動學科互動、互通、互融，反思知識分子自身的位置和角色，打破身份局限，與社會各界有效互動。 郭春林采用了倒敘的手法，著力區分不同類型的文化研究，回顧了1980年之前的英國文化研究的發展脈絡，指出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與英國新左翼知識分子積極回應新的歷史情勢所提出的理論難題與現實難題的努力密不可分，突出了“文化唯物主義”這一範式的歷史意義，揭示了1980年前後文化研究所處的發展階段。 三篇文章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6期，感謝三位老師不吝賜稿，並感謝《文藝理論與批評》慨然應允我們分3次推送！

“文化研究”中國化的可能性探析

孟登迎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一種源自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獨特學術思潮、思想範式和知識實踐，本身具有鮮明的議題開放性、情勢分析性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特征。自從它被當作一種“新興的學術思潮”引入中國大陸學界以來，已被多門專業和學科的研究者競相采用。但是在一些對“文化研究”抱有較高期待的人看來，大陸的文化研究似乎依然未能在研究中國本土問題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說，未能對占支配地位的各種意識形態（比如威權主義、占有性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和壓迫性的文化結構（現實的勞動和生存文化被資本所把持的商業大眾文化所遮蔽、扭曲和移置）產生根本性的沖擊和扭轉。相反，學術界呈現給人們的，大多是簡單挪用各種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維度對文化文本或文化表征進行“流暢”解讀的平庸成果。鑒於此，近年來有多位學者開始對“文化研究”進入中國大陸學術界的歷程、發展實績和當前困境進行梳理和探討。[1]盡管這些探討在推進“文化研究”中國化這一目標上基本一致，但立論點和策略指向都多有差異。隨著學界對於英國文化研究和中國現實文化結構的認識日漸深入，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文化研究中國化是一項長遠而艱巨的事業，需要更多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艱苦探尋。

一、文化研究“中國化”背後的英國語境

我們用“中國化”這個提法，意味著“文化研究”有英國淵源和傳統，在美國和澳洲有普泛化的擴展，在港台或其他地區有獨特的呈現。換句話說，在討論文化研究中國化（本土化）之前，需要對英國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和精神做全面的理解，然後再嘗試著去確立中國文化研究面臨的特殊處境。 

國內對於英國文化研究成果的關註、譯介和研究，自上世紀末就開始了。代表性的譯介和研究著作有：2000年大陸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2006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精粹讀本》（陶東風主編），2011年出版的《英國文化研究：事件與問題》（黃卓越主編）以及2013年出版的《重返伯明翰：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考察》（徐德林著）。另外，近十年還出版了30多部直接與英國文化研究相關的譯著以及大量的譯文和學位論文。面對數量浩繁的各種文化研究成果，回望英國“文化研究”傳統及其萬花筒式的全球擴散歷程，估計沒有哪個學者能對“文化研究”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戴錦華在演講中幹脆將文化研究稱之為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爭奪意義上的“文化遊擊戰”，而陳光興在給台灣官方學術管理部門提交的報告中說文化研究“涵蓋空間、理論、翻譯、女性、身體、同志、後殖民、電影、媒體、大眾文化”等五花八門的學科領域。[2]這些描述極富形象感，精辟地展現了英國文化研究在經歷了多次擴展和全球性擴散之後的紛繁情狀，但似乎都不打算對“文化研究”做明確的界定。 

鑒於此，為了更好地討論“文化研究”的中國化問題，我們不得不對英國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做進一步梳理。依照“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的回憶，英國文化研究直接得益於1956年之後迅速崛起的英國新左派知識分子的推動，其主要的政治動機是試圖解釋和應對“二戰”以後英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國際政治形勢。文化研究的幾位早期推動者大多出身於工人階級和帝國的邊緣地帶（非英格蘭或殖民地），且大多在“二戰”期間或之後以“獎學金男孩”的身份，史無前例地進入了名牌大學的人文科系。不無反諷的是，有幸進入名校的機遇非但沒有挑起他們向上層精英社會努力攀爬的雄心，反而激發了他們對於“高雅”而僵化的傳統經典人文學術體制的質疑和反叛，促成了他們對於自己原來所屬的底層階級文化或邊緣（殖民地）文化的自覺認同，培育了他們反資、反殖、反帝的情感與從事成人教育（服務勞工階級）的共通經歷。文化研究作為對馬修·阿諾德和F.R.利維斯“偉大”精英文化傳統的反叛，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反學科的知識實踐”。經歷了1960—1970年代的擴展，文化研究其實引發了華勒斯坦所說的那種對於現代學科的分化史、規訓制度（disciplinarity）及學科權力的全面批判。[3]

以上所述英國文化研究得以興起的歷史語境，有助於我們理解英國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觀念和實踐方式。首先就涉及對“文化”概念的界定。雷蒙·威廉斯不再接受“文化”就是“被思考過和被談論過的最好事物”這類精英文化觀念，也無法接受文學教育就是對英語文學“偉大傳統”的細讀，轉而認為“文化是平常之事”[4]，“文化體現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或一個群體的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5]他對文化的這種重新界定，直接將文化從思想（精神）層面拉回到了平民社群的現實生活當中。威廉斯與理查得·霍加特和E.P.湯普森類似，不但肯定了那些以工人階級社群日常生活方式呈現的文化樣態的存在意義，還進一步強調了工人階級社群文化獨有的那種參與型文化政治、共享型政治想象和美學趣味。英國文化研究第二個突出的地方就是對文化主體的能動性的強調。英國新左派重新解釋了文化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他們並不認為文化及文化主體是一種被動的、受經濟基礎決定的存在，而認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是相互滲透的，並且重視文化（尤其底層民眾創造的文化）本身具有的那種能動的、積極的反抗力。

英國文化研究第三個突出的地方就是不斷地吸收歐陸理論，直面英國社會現實變化在文化上呈現出的新表征，而且出現了霍爾這位重視文化表征覆雜性和結構性的大批評家。霍爾敏銳地註意到日常生活方式日益呈現出符號表征化的特點，他傾向於把文化視為對某個群體整體生活方式進行符號化展現的風格或儀式，由此將人們對於文化研究的理解向前又推進了一步：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符號化表征的批判性解讀。難能可貴的是，霍爾又借鑒並整合了阿爾都塞的“過度決定論”  （overdetermination）、結構因果論、意識形態與主體建構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博弈理論以及其他歐陸批判理論，註意到了消費社會來臨和符號化表征泛濫對於普通民眾的深刻形塑和文化壓迫，尤其強調要對文化表征背後覆雜接合起來的社會結構性矛盾進行覆雜化的情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霍爾由此完善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對象選擇策略，即不只是對一般的符號表征進行解讀，而是要對那些能夠呈現社會結構性矛盾的覆雜化的符號表征進行深入的情勢分析和批判性解讀。 

由此出發，霍爾就將文化研究及其從業人員的政治使命明確化了。概括來說，文化研究旨在對社會權力關系以及表達這種關系的符號再現體系進行揭示，試圖以批判性的解讀方式為受排斥的弱勢群體尋找新的抵抗思想和抵抗策略。霍爾的學生、美國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也認為，“文化研究不但試圖理解權力組織結構，而且試圖理解各種生存、鬥爭、抵抗和改變的可能性。它爭論的當然不是作為任何情況下的現實，而是作為一種對批判工作、政治對抗甚至歷史改變的出現而存在的必要設想。”[6]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化研究成了學術研究的政治，必須在學院內外不斷尋求生存與鬥爭的新空間。在筆者看來，它的核心工作也許更多是要對作為一種符號呈現形態的文化的內在矛盾性進行分析，需要更多關註那些被精英（或高雅）文化所掩蓋、遮蔽、蔑視或欺騙的弱勢群體自身創造的“正當的”文化生活。[7]當然，需要申明的是，盡管文化研究首先要做就是把被遮蔽群體所處的那些矛盾的文化處境揭示出來，但它不同於那些自信地下定論的激烈的“文化批判”；它的最終目標主要在於推動社會各階級（層）走向文化互諒、互助和互動交流，而不是單單為了做出直接明確的立場或價值判定。為此，文化研究必須對各種制約人們、使得人們難以理解和接受這些互動性的政治訴求的消極條件（如制約人們同情地理解弱勢群體的各種刻板化的意識形態定型）進行剖析和解構。 

之所以要對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和基本特征做如上梳理，強調文化研究應該從文化表征中看到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強調它應該有階級（層）結構和互動意識，一個重要原因和事實就在於，國內外目前流行的很多文化研究已經缺失了這些結構性的關註，甚至已經淪為霍爾和詹姆遜所批評的那種為了突顯簡單“正確”的身份政治而大批量生產的“口技式”的、枝節性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