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昕兄以其新作《閑話藏書》見贈，讀之未竟，也引起我“閑話”“藏書”的興趣，不過我雖有些書，但不敢言“藏”，一是數量少；二是居室無插架之地。

有了書亂堆亂放，沒個章法，只能算是個舊書破書的愛好者和搜羅者。

我愛好舊書，卻很有些時日了。從1954年考上北京師大附中算起快五十年了。那時每天路過琉璃廠，有事沒事都愛到舊書鋪轉一轉。當時松筠閣、來薰閣、富晉書社還都在，老板、夥計對待來客不論長幼也都和氣。像我這樣的半大小子，在那裏靠著書架子看上半天書，也不會有被轟之虞。富晉書社以賣解放前平裝書和解放前後舊雜志為主，我去得最多。在那裏我買過五角錢一本的三十年代龍榆生編的《詞學季刊》和五分錢一本北大學生1957年上半年編的雜志《紅樓》（1－7期，右派學生的作品，大多發在這個刊物上）。有一次我和張炯同志說起（該刊有他那時寫的小說《千樹萬樹梨花開》），他問我還保留與否？我說送了同學。他很遺憾地說：“留到現在成了文物了。”

另一段值得回憶的，是尼克松訪華之後，琉璃廠開了“內部書店”，設在海王村的西廊（現在已把西壁打穿，店門臨街，改為公開書店了）和北樓（現在賣碑帖和港台書）。1972到1974兩年多我幾乎是日日光顧淘書。那時的舊書還是1965年定的價，與現在的書價比較起來不啻天壤。記得我只用了兩角錢就買了一本何其芳先生的布面精裝《漢園集》。後其芳先生說，抄家抄得連自己寫的書都沒有了，我就送給了他。北樓的一些明刻書是一元錢一本。一部殘的歐陽永叔集二十五本，價二十五元。可惜那時只掙54元錢，吃飯養家外沒有多少余裕，否則不知搬回多少被家人視為的“破爛兒”。那是文化荒漠中的一片綠洲，至今思之猶感溫馨。

《閑話藏書》不僅說“藏書”，而且用很大的篇幅說買舊書，而舊書的事大多發生在琉璃廠，讀起來非常親切，使我有再度重遊之感。

語雲：三輩子做官，才懂得吃穿。任何文化積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藏書”就更是如此。作者謙虛地說，他不是世代書香，而是“世代書箱”。實際上從陸昕的祖父（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陸宗達）一代開始藏書，其父繼之。這在當世已經不是很多了（我的記憶中，開始識字之時，我家只有兩本半書，一本《名賢集》一本《皇歷》半本《三俠劍》）。尤其經過“史無前例”的文革後沒有多大損失的，更是鳳毛麟角。陸宗達先生專攻訓詁學自然專買線裝古籍，陸昕的尊翁陸敬先生曾服務於公安系統（後到北京師院教書）喜歡偵探小說、林琴南等以流暢的淺顯文言翻譯外國文學（有獨特風味，與用白話翻譯的迥然不同）以及舊畫報、外文雜志等。到了陸昕，在新文學方面再加以補充，可見他的“藏書”不僅數量豐富，而且涉及面極廣，所以盡管陸昕先生不以版本目錄為專業，但從其家學、家中所藏書籍及購書經歷，是完全有資格寫這本《閑話藏書》的。書中涉及到版本學目錄學的一般知識，更令人感興趣的是作者買書的經歷、體會和趣事。

《閑話藏書》有兩個很鮮明的特點，一是行文通俗，一是敘述親切。

講版本目錄的書多是老輩人寫的，行文多是文言或半文言，並大量征引過去版本目錄學家文字，自己只是加上些言簡意賅的按語，所謂“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保持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學風。在認定版本年代上，老輩人多愛講個人感受，仿佛向陌生人介紹在萬裏之外的朋友。介紹者熟稔於心，滔滔不絕；而聽者懵懵懂懂，如墮五裏霧中。所以一些愛好文史的年青人視版本目錄的著作如天書，不敢問津。而本書把既往的版本目錄學家的研究都化作自己的理解，用很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並分成兩人對談，有問有答，化解了初學者的許多疑問。這種寫作方式是便於初學的。

在線裝書流行於坊間，還是許多人的閱讀對象的時候，有些概念並不是版本學家要解釋的問題。現在線裝書幾乎都成了“文物”，連讀文史的研究生都很少接觸線裝書的情況下，一些通常的詞匯也成問題了。如“版心”“象鼻”“魚尾”“黑口”“白口”“白麻紙”“黃麻紙”“寫刻本”“軟體字”等，過去講版本的書一般不會解釋，因為凡是讀書者都懂。現在年青的讀者遇到這些會似懂非懂的，因此作者或借助圖板，或借助文字加以解說。既通俗，又細致。

敘述親切是指書中多結合自己的購書的故事來敘述，使人有臨場之感。我已經近二十年不像過去那樣去舊書店淘書了，讀了《閑話藏書》使我回到三十年前。他在寫到淘到管庭芬手校手抄本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那種初得怕假，確定是真以後，又因為沒有交錢而怕失去的情景我也完全經歷過（1974年一部《景德傳燈錄》我已經交了錢，被某老店員看到還要收回呢）。這類親切有趣的故事充斥於書中，不僅增加了閱讀的趣味，而且增長了許多與書有關的知識。

書中專辟一節討論“市場經濟中的古舊書收藏”，我以為很有見解。我之所以放棄了古舊書的收集，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不能適應市場經濟下的古舊書市場。現在書價的不斷的膨脹，而我淘書總是有進無出的。這樣工薪階層就很難長期地徜徉其中，原因至簡，那就是錢有盡，而書無窮。過去像傅增湘先生那樣居高位又有家產的藏書家都是有進有出，以書養書。在這方面陸昕兄許多體會值得喜歡收藏、但又錢財有限的人們借鑒。

《閑話藏書》中涉及得當今的故事，有以訛傳訛之處，如書中談及“書的命運”，引孫楷第先生事，有些與事實不太相符。孫先生是文學所古代室的研究員，專攻通俗小說。文革當中，文學所沒有抄他的書。執行林彪一號命令時必須下幹校，孫先生有書一萬余冊，所裏答應給他一間小房儲存書。不料家人把這一萬多冊書賣給了中國書店，書店給了數百元，但並未向孫先生說。74年孫先生返城，所裏研究工作有所松動，孫先生這時知道書被賣了，很著急，因為他的一些想法寫在書上。向中國書店商量把書贖回。中國書店要價巨大。孫先生沒有錢，就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總理辦公廳有所批示，表示關註，希望能從中國書店把孫先生的書贖還。書店得知此事，趕緊把孫先生的拆散賣了。解放軍政治部的某位愛書的領導買到一些，看有孫先生的藏書印，找到孫先生請他題簽。孫先生得知書已散，從此一病不起。八十年代中去世時，當時的所長劉再覆去看他，他已經不能言，唯在手心寫“書”字，抱恨而逝。這件事情，所內老人盡知。楊鐮兄後來幫助整理孫楷第先生遺稿，知之猶詳。隨筆附記於此，以正外界聽聞。對於本書來說這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