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學報》英文版執行主編吳冠軍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尤其關註當代歐陸激進左翼思想。在談論當代西方最耀眼的激進左翼思想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時，他認為齊氏擅長結合精神分析和哲學概念來分析流行文化和日常經驗，恰是一個通過展示學理之真正力度而呈現思想真誠的智識實踐。齊澤克的成功，能夠啟示同樣來自第三世界的中國學人，走出僅靠本土特殊話語取得國際影響的有限框架。

《東方早報》：從斯洛文尼亞的一名學院內的拉康專家到走紅美國的學術明星，再到當今世界最炙手可熱的公共知識分子，您認為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齊澤克的這種跨越?是他的個人才能與寫作風格使然，還是時代的需求，又或者有其他因素，如美國學界的助推?

齊澤克這個學術個案，我認為對漢語學界有著相當大的啟示性意義。第一，齊澤克來自一個第三世界小國，在他成名之前，主流英語學界幾乎就沒有關注過斯洛文尼亞學界(或之前的南斯拉夫學界)。齊氏在1989年第一部英語著作出版之前，也基本沒有用英語來進行寫作與發表。齊澤克今天所取得的這份學術影響，實際上尖銳地刺破了漢語學界這幾十年來對“可能/不可能”所默成的那套共識性框架：來自第三世界的學人只能靠捍衛“地方性知識”、闡釋“本土文化/文明”、分析“區域性問題”、立足“特殊主義話語”來在國際取得影響;而就在思想/學理層面上直接介入(engage in)當前國際學界最焦點的論題或是最一流思想家們(已逝或在世)的作品，則是一個“不可能”——除非頭腦壞掉或年輕氣盛，“成熟”的學者們紛紛對此自動繞道而行。中國的學者如果在國際上不談“中國”，還能談什麼呢?一位以在AHC&I、SSCI刊物上發表過高數量論文而艷羨國內學界的前輩學人曾親自跟我說，如果我直接去討論“後結構主義”、德里達的“differance”、德勒茲的“becoming”，人家誰聽你呢?但你談“後結構主義與中國古典思想”、“德里達與東亞思想”、“當代中國思想語境下的德勒茲”……，自然就會激起一些國際同行的興趣，寫出來的論文就會容易被期刊發表、被收到相關論文集或被納入高端國際學術會議中。再以另一位在當前國際學界已頗具名望的學者為例——汪暉。我們只要看一眼汪老師在英語世界已出版書目就能知道，他談論的話題不超出中國與亞洲——《中國的新秩序：轉型中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革命的終結：中國與現代性的局限》、《想像亞洲的政治》、《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中國》。齊澤克如果滿足於談論“當代斯洛文尼亞語境下的拉康”、“精神分析與巴爾幹半島”、“馬克思主義在前南斯拉夫”或“巴爾幹的新秩序”、“想像斯拉夫主義的政治”……，那麼可以確定的是，今天我們漢語學界就基本上不會知曉此人的大名與作品。

第二個啟示，跟你的問題更為相關。關於齊澤克，人們通常會追問：“是什麼原因”導致他的成功?我同意，你說的“寫作風格”、“時代需求”、“美國學界助推”或許都有那麼一點沾邊。然而，我們似乎恰恰不肯直面的是：齊澤克的成功，就是他在學術上拿出了過硬的東西。就是那麼簡單。確實，齊氏的寫作風格獨樹一幟，但是這份獨樹一幟實則是延緩而不是增快他被國際學界接受的速度(說他本人為此付出過很大代價亦不為過);確實，他的第一本英語著作推出時間(1989年)恰逢其時，然而這個節點前後像他這樣背景也恰好出書的學界新面孔多了去了;確實，齊澤克學術地位的上升得到英語世界一部分左翼學術圈的“助推”，但是倘若他拿出的東西本身不過硬，這些助推最後只是浮雲。在今天，學界與商界許多地方已經很相似，我碰巧兩個界都待過，兩者至少還保留有一個區分：投機或其它類似手段能夠“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確立一個人之真實學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槍拿出來的東西。就像今天國內學界有不少人被封為“國學大師”，但這些老先生自己乃至送“號”者們其實心裏都知道，真實情況是怎麼回事(季羨林湯一介等先生對此都是惴惴不安的)。故此，代之以找外部因素，我們為什麼不能坦蕩蕩地直視：齊澤克能夠奠定他自身在國際學界今天的地位，就是因為他拿出了真東西。仔細去讀一下《意識形態崇高對象》這本“處女作”吧，此著實際上是積齊氏十余年功力。如果你能一出手便奉上這樣的作品，不管你來自中國或斯洛文尼亞或埃塞俄比亞，想不被人關注也不行。換言之，真正關鍵的問題只在於，你能不能在學術上拿出真東西來。

《東方早報》：齊澤克作品的部分魅力在於，他擅長結合精神分析和哲學概念來分析流行文化和日常經驗，他常將黑格爾、馬克思、拉康與希區柯克、大衛·林奇和他標志性的葷段子融為一爐。你如何理解這種風格?這是一種話語策略，還是一種新型的哲學?

又要讓你失望了，我的理解是：這種“風格”既不是“話語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學”。它實是治學的本來面貌。八十年代中期齊澤克尚未在國際學界出名時，他在國內小報紙對他的一個訪談中談到：為什麼他如此喜愛拉康主義精神分析，因為“it can do wonders”。我甚至可以想像出，齊澤克當時說這句話時臉上的興奮神態。再奧妙高深的理論或學問，當你在看希區柯克或《功夫熊貓》時、當你迷上瓦格納或《江南style》時、當你在“雙11血拼”或“抵制日貨從我做起” 時、當你失戀或深戀或議論“文章式出軌”“王菲式離婚”時(……)完全不能把它關聯進來，那麼這樣的理論就是一堆沒有生氣的符號，不管“來頭”多大(康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拉康主義)。我經常引用老齊如下這句話：“當你在自己日常生活體驗中都能看到某個哲學家諸概念的痕跡，那個時候，你才能確認你對那個哲學家的真愛。”這，才是做學問的原生態。

齊澤克喜歡聽和傳播葷段子，我們這邊學界很多學者也喜歡聽和傳播葷段子，區別在於，前者笑得前俯後仰後用三頁學理分析來傳播，後者笑得前俯後仰後用飛信/微信“不明覺厲”地繼續散播。齊澤克結婚離婚好幾回，他在自己的著述、影片、講座中對於愛、欲望、婚姻做出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學理分析;我們這邊學界很多學者也是結婚離婚N回，但僅僅就是結了再離、離了再結(除了伴侶越來越年輕)而已。當然，國內學界現在更流行的是“並不用離婚”的大大小小衣俊卿吳春明們……

所以齊澤克的“風格”，實是甄別“專家”與“學問人”的驗孕棒：沒有懷上學問之胎的專家們，可以大做同其生活毫無關聯的“研究”；而齊澤克這樣的人，這樣的“研究”卻是一天也做不下去——如果齊澤克去研究量子物理學，他也必得要能夠把這套理論時時關聯到下一部看到的電影或下一個聽到的黃段子中時，才能意興風發地做得下去。古希臘之所以成為了哲學(那時科學本身就是哲學一部分)的發源地，正因為滿大街都是齊澤克這樣的人——從蘇格拉底到第歐根尼，個個都是懷著孕的學問人(蘇格拉底不但自己懷孕，還堅持當整個城邦的公益助產婆，是以被海德格爾等讚譽為純之又純的哲人)。看看柏拉圖《會飲篇》裏記錄的各路高手論“愛”，就知道齊澤克的這種“風格”既不是“話語策略”也不是“新型哲學”，相反，如果不這樣做就不是學問人，而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沒有靈魂”(無孕)的專家們——這些人下班後又隨即可以是“沒有心肝的縱欲者”。榮膺“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百千萬人才工程”的吳春明們(縱欲者們)在今天其實滿地皆是，無孕一身輕地“搞”研究(這個“避孕”操作，實質上對應的就是齊氏在《傀儡與侏儒》中分析過的“X without X”操作)。成名後的齊澤克被讚譽為“leaves nothing untheorized”，其實這本不應是對學者的讚譽，而實是治學的根本狀態：因為恰恰惟有這樣，才能使理論本身具有存在性的意義(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 relevance)，使它成為“學問”而不只是“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