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誠可貴,遺忘價更高——讀《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

□ 江曉原  ■ 劉 兵

    □ 在記憶這個問題上,我們習慣的思維基本上是單向的——希望自己的記憶能力越強約好。記憶還被看成智力的最基本成分之一,所以兒童的許多學習內容都要從記憶開始。古代已經有人發明了“記憶術”,用來幫助增強記憶能力。

     當然,上面這個單向思維並不是絕對的,人們也會在至少兩種情況下希望遺忘:一種是希望別人遺忘自己的罪行、錯誤、缺點或弱點,一種是希望自己遺忘某種可怕、痛苦或不堪的往事。心理學揭示,人有時會“故意”遺忘某些自己不願面對的事情。不過,和人們希望自己有更強的記憶力的普遍願望相比,上述兩種對遺忘的期望就有點顯得微不足道了。
     但我們實際上並不擁有無限的記憶力,我們習慣了自己會遺忘一些事情。這種遺忘(比如你忘了10年前的那個春節你出門坐了哪一路公交車)對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妨礙。而如果有人居然記住了這樣的細節,那通常會被當作一種佳話來看待(比如你在那天的公交車上邂逅了你後來的情人,所以記住了自己坐的是哪路車)。
     然而,這本《刪除》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問題——在計算機、互聯網、攝像頭、全球定位系統、超大容量記憶芯片等等技術高度集成的今天,我們在“記憶-遺忘”問題上所面臨的局面已經完全改變!從今以後,你希望別人遺忘的事情別人不會遺忘了;你希望自己遺忘的事情自己也忘不了了。這將是一個可怕的未來。
  
    ■ 記憶與遺忘,只是“大數據時代”浮現出來的新問題之一。當然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不過正像書中所說,這種因為計算機、網絡以及存儲器材的發展而形成的“超級記憶”,其實更主要是一種記錄。因為我們傳統所說的記憶的一大特點,是人腦的參與,與人的意識有關,而這裏所說的“記憶”,則只是一種機械性的海量信息的保存。
     過去當我們說一個人有著超強記憶是佳話時,其前提是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超強記憶,就像只有當死亡是一種必然的前提時,長壽才會成有有意義的事。我還記得,曾聽過一位哲學教授講一個現象學的思考,即如果真的能夠長生不老,人類將會怎樣。一個最直接的推論就是,人和社會的絕大部分規則都會完全不同。我想,對於記憶也應該是如此。
  
     □ 無限的記憶(或記錄) 確實可以在某種意義上類比於人的永生。這樣一展望,前景確實相當可怕。本書作者看來是抱著積極態度來面對這個問題的,所以他要講求“取舍之道”——正如你上面所說的,如果“只是一種機械性的海量信息的保存”,那人類似乎還有取舍的余地。然而,事情真的會這樣嗎?
     作者寄希望於人類的自律,他希望“來一場互聯網遺忘運動”,他呼籲“數字化節制”,即給無往不在的數字化記憶設置有效期限。還進而討論了誰有權設置這類期限等等的問題。但我的感覺卻沒有作者那樣樂觀,因為“無限記憶”和“永生技術”這類東西,都是瓶子中的魔鬼,一但釋放出來,就再也不會回到瓶中了。指望人類在“無限記憶”的技術和能力面前自律,基本上等同於指望魔鬼自己回到瓶中。
  
    ■ 作者將對數字化無限記憶的約束寄希望於人類的自覺,這確實是一種幻想,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從人類發展各種技術的歷史來看,真正自發而且有效地自覺約束一種技術,幾乎還是沒有先例的。當然,也既與技術的本性有關,也更與人類的天性有關。
     我倒是覺得,其實其實本書作者是抱著一種矛盾心理看待此事的。因為此書處處充滿了對這種技術發展前景及已經帶來或可能帶來的諸多問題的認真反思。例如,書中說:“即使是最好的技術系統所能記憶的信息量,也面臨著一些理論上存在的限制。”作為歷史學家,你自然會理解,當普通人面對著幾乎無限量的史料,並把那就當作是真實的歷史時,會帶來什麽後果。因而,作者強調忘卻,強調刪除的重要性,也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那些機械的海量記錄並不等同於人類的記憶。只是在技術的發展面前,要如何做到有效地刪除,反而成了一個最大的難題。
  
     □ 所以這是一本有思想深度的書——往往思考一深入就難免悲觀或矛盾起來。可惜的是,書前那篇題為“因意義而智慧”的推薦序言,卻似乎完全沒有看出其中的矛盾態度和悲觀意味。序作者用一種純然的樂觀態度來看待書中所主張的大數據取舍之道,仿佛問題完全可以解決。在他看來,本書的意義和價值就是提醒大家對大數據要有取舍,取舍之道也明白教給讀者了。
     這多半是被技術樂觀主義蒙蔽的結果,所以既看不到問題的複雜性和悲觀的前景,也體察不到作者的矛盾心態。說輕一點,至少是未能充分揭示本書的意義和價值;說重一點,就很有可能誤導讀者。比如這樣的句子:“簡單地說,大數據的取舍之道,就是把有意義的留下來,把無意義的去掉。這本書到此就可以算讀完了。”你看看,要是這本書只是講了這點誰都知道的常識,它還值得讀嗎?
  
    ■ 這篇序言確實沒有能把握此書的精髓。過去我們經常聽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其實精華與糟粕就那麽容易簡單分開,任人所取?在遇到技術發展帶來的問題時,這種簡單化的思路更是經常出現。經常有人會提出幼稚而不可行的策略以對應技術發展,卻不對技術本身做深刻的反思。
     本書所談的記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與人的問題不可分割。拋開了對人文的考慮,要理想地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其實,作者所設想的諸多“取舍之道”,我覺得大多也不太可能真正有效。但無論如何,至少作者把這個重要問題提了出來,讓未來的人去思考,去嘗試解決,盡管這個問題的解決甚至是悲觀地不大可能——歷史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在面對技術的挑戰時,人類經常會敗下陣來。這樣我們又回到了悲觀的立場,可是面對人類未來的危機,清醒的悲觀立場,總比糊塗的樂觀更可取吧?就像人們常說的,死也要死個明白啊!

   載2013年3月1日《文匯讀書周報》
南腔北調(126)(愛思想網站 2017-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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