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愛玲的小說，那些“說不盡的蒼涼故事”總予人一種作者獨坐雲端俯視蕓蕓眾生的感覺。而她樸朔迷離的身世與經歷，更是為她增添了諸多的神秘色彩。但只要翻開她的散文集，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鮮活如初、俏皮機敏的張愛玲在那時“嘁嘁切切”地與人“私語”著：她的童年、她的天才夢、她喜歡聽的種種市聲……

 要研究張愛玲，不能不讀她的散文。這不僅因為如上所言，在她的作品裏我們能讀到一些諸如她的身世傳奇、她的藝術旨趣、她的審美意向等對於研究者極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她的散文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個性。它們與其小說的藝術成就一起形成了現代文學的一道特異的風景。

 和現代散文的諸多大家相比，張愛玲的散文數量不多。其總量大約六十余篇。它們包括：散文集《流言》、小說散文合集《張看》、《續集》裏的一部分。此外，幾十年間佚散於報章雜志的篇什以及作者為自己的小說集和其他著作寫的序跋，大約有十余篇。由上可見，和她的小說一樣，張愛玲散文創作的繁榮時期是在四十年代，其中尤以《流言》最受推崇。其後她的散文作品日漸稀少，並大多是一些序跋之作。因此，本文論述所及也就以《流言》為主，同時兼及其他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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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自命清高，標榜超凡脫俗。從反抗正統意識形態不與其同流合汙的意義上來講，這種人生模式無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如果以此來逃避生活的責任、人生的義務，這種人生模式則未免流於蒼白，並成為一種士大夫氣十足的嬌情。隨著歷史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現代人對凡俗生活的多種參與，這種士大夫氣更是不斷地得到消解，到了現代甚至於變成穿長衫站著喝酒的孔乙己一樣地滑稽可笑。張愛玲散文的第一個獨特之處正是表現在她一反一般知識分子對脫俗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走向世俗，她常常從日常世俗生活中采擷瑣碎而平凡的題材，註重表現中產階級以及市民階層世俗化的生存境遇，以一種執著的現世精神來肯定人生。

 張愛玲自稱是一個俗人，她不避其嫌地給自己冠戴上許多“俗氣”的頭銜：“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童言無忌》）“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個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尋找實際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這並非是故作驚世駭俗之言，也不是如八十年代王朔派一樣地“躲避崇高”。張愛玲是以自己對普通人生活的了悟和沈浸來實踐著她的諾言。城市的喧囂本來是令人苦惱的，她卻說：“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聲才睡得著覺。”（《公寓生活記趣》）都市風景線裏難以覓到田園的風光，她就說：“到菜場上去看看也好——那麼覆雜的、油潤的紫色；新綠的豌豆、熱艷的辣椒、金黃的面筋，像太陽裏的肥皂泡。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裏，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篾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著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上招展著，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公寓生活記趣》）多麼明媚鮮活的生命的顏色。張愛玲用她一顆細膩而寬容的心默默地領略著普通人生活的種種可愛：一張紫菜“打開來約有三尺見方，一幅脆薄細致的深紫的紙，有點發亮，像有大波紋暗花的絲綢，微有摺痕，我驚喜得叫出聲來，覺得是中國人的傑作之一。”（《談吃與畫餅充饑》）“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鑒賞：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裏；”（《童言無忌》）“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地尋找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裏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燼余錄》）

 這樣的段落在張愛玲的散文中真是俯拾即是。吃飯、穿衣等等最世俗化的尋常人生圖景，以審美的眼光去看待，都可以是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畫面。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詩與胡說》）看著這些充滿歡悅的句子，令人不由地為張愛玲感動。面對世俗生活，她踏實而美麗地承受著，就象一條不企羨大海的小溪，戀戀於一縷山風、一掬清泉；或者她就是一片大海，沒有驚濤駭浪卻飽蓄著風雷。作者面對人生凡俗的那份坦然與執著無疑是走出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面對世俗社會試圖啟蒙又難以走近的心理怪圈。正如論者所言：張愛玲“對人性的凡俗與非神性一面的展示，達到了現代文學中少有先例的深度”。[①]張愛玲以自己對現世生活的執著為現代散文的發展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這是現代散文的“傳奇”，這個傳奇背後的真實當是作者的審美旨趣。張愛玲強調人生安穩的一面，認為它包涵著“永恒的意味”，“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於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自己的文章》）她以自己的寫作來實踐著自己的主張，使現代散文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內涵與起點。

 張愛玲曾這樣地概括自己的成長歷程：“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只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我看蘇青》）追溯到張愛玲的童年，我們或許能了解她何以有對凡俗人生樂趣的深深沈迷與了悟，從而構成她生命的切實的底子。在她集中地自敘身世的三篇散文《私語》、《燼余錄》、《童言無忌》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的母親屬於開風氣之先的一代“新女性”，曾兩度出洋留學。當她與歸來的母親住在一起時，母親的浪漫的生活方式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於她還一度神往不已。她記得母親常常與一位伯母一起模仿電影中的戀愛場面，讀周瘦鵑的“哀情小說”母親會傷心落淚，母親還一本正經地告訴女兒關於“淑女”的刻板細則，而事實上張愛玲並未成為一個標準的淑女。凡俗生活的種種難堪——父母的離異、後母的虐待、父親的暴躁、被母親撫養時經濟上的困窘等等——壓迫著她，因此，母親遠離大地的藍天白雲式的清高與浪漫只能激她走向另一面。“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立面去。”（《童言無忌》）這對立面就是在以後的缺少親情溫暖的生命裏張愛玲能正視凡俗人生的醜與美，不嬌情、不文飾，從而執著於個體生命的真實，保存一份走向世俗的現世精神。

 比之母親，父親對張愛玲的影響則相對覆雜一些。他是一個典型的生活在昔日的榮華富貴裏的封建遺少，其父是清末名臣張佩倫，其母是李鴻章之女，這顯赫的家世到了他的頭上已日趨沒落。他有舊式的文化教養，會吟詩作賦，早先對張愛玲還是喜歡的。“我父親對於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經鼓勵我學做詩。”（《私語》）。父親還曾替張的少時戲作《摩登紅樓夢》擬過頗為象樣的回目，如：“滄桑變幻寶黛住層樓、雞犬升仙賈璉膺景命”，“收放心浪子別閨閣、假虔誠情郎參教典”等。總之，父親那充滿舊式文化氣息的家給作者帶來了一種閑適的“春日遲遲”的空氣。但他有一切遺少的惡習。揮霍祖產、坐吃山空、吸鴉片、養姨太、逛堂子、對子女缺少責任心。張愛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的情況下取決於他的興致，及至後來，張愛玲的母親與他離異之後，張愛玲從他那裏領略到的封建家長式的專斷、粗暴、虐待多於父愛。這種少時的傷害幾乎過濾了張愛玲生命中對於親情的美好溫馨的感覺。因此，張愛玲的父親對她的影響是覆雜而微妙的。首先，作為一個貴族後裔，張愛玲生長於一個封建士大夫文化已經走向式微與沒落的時代，曾經深受舊文化熏染的她不可能不染上濃重的末世情調。“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天才夢》）這使她的作品籠罩了一層歲月如白雲蒼狗般的無常感。其次，她又是一個生活在戰亂年代的“亂世”之人。感時傷世與她沈重的身世之感交融在一起，使她在沈迷於尋常生活的樂趣的同時，又不能忘懷生於末世，亂世耳聞目睹的人性的悲哀的一面。這一切表現在散文中則是她那些描寫“生命的歡悅”的篇章總不時露出一層包涵無常、孤獨、荒涼等等感受的“蒼涼的底色”。從審美的意義上來講，它們正是張愛玲作品中特有的美學意境——蒼涼美。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私語》）。翻一翻《流言》，幾乎每篇都能覓到一些如寒冷一樣孤獨蒼涼的句子。它們散見於描寫穿衣吃飯的樂趣中，象吹過秋日楓林的陣陣微風，於絲絲的涼意中令人更覺紅葉的燦爛哀婉，使“生命的歡悅”愈發楚楚動人。“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天才夢》）“可愛又可哀的年月呵！”（《私語》）“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惟有臨摹。”（《傳奇》再版序）“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記趣》）“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談音樂》）“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我看蘇青》）“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這種人生享樂的無常意識，是一個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的情懷寄托，它雖然是經由作者平靜如水的口吻道出，卻已經將現代都市、世俗凡塵的聲色犬馬文化享樂主義提升到生命哲學的境界，從而賦予張愛玲散文一種蒼涼美的美學品格。張愛玲為自己散文定下的審美高度使她超越了對俗美層次的展示與認同，成為她與一般描寫生活情趣的作家的根本分界。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在六十年代台灣都市經濟起飛之際，還是在八十年代大陸都市現代化進程之中，“張愛玲”熱都是先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開來，然後才進入商業文化市場，成為都市中文化層次較高的一批人的共同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