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五四
五四更接近於啟蒙運動

新京報：我們今天說到五四，首先面對的是一個怎樣認識五四的問題。那麽，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麽要紀念五四？換言之，五四對應於當下，其意義何在？

許倬雲：五四是中國掙紮著尋找自己前進方向的重要階段。中國經過洋務運動的努力，維新運動的努力，又有義和團退步的做法，然後才有辛亥革命，再才有了五四。五四牽涉的面主要在文化方面，比先前牽涉的面要寬廣得多，也深入得多。這是百年來中國蹣跚尋路的一個重要階段和裏程表。因為有著這樣的重要性，所以過去了90年之後，我們今天還是要紀念它。中國當時面對的情況，不僅是要向西方世界為主流的文化靠近，而且要走向現代——這個起步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報：在有關五四的記憶和認識中，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而形成了很大差異。您認為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認識五四？

許倬雲：我們要把五四分為兩塊。一塊是反對在巴黎簽合約的愛國運動；另外就是開始得更早，涵蓋面更深更廣，延續時間更長，走向現代的文化改造運動。這兩件事情恰好是在1919年5月4號這一天，因為學生遊行而融合在一塊了。兩個運動之間，相當多的一部分是由北大、清華的教生深入參與。這兩者，一個是短暫的情緒發泄，一個是在文化領域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可是，政治性的愛國運動，在五四這個事情上，也有它一定的影響。這一件事情，立刻引人註目了。於是，全國的民心都因為註意到這個愛國運動，帶入到長遠的文化改造運動之中。所以，這兩個分開的事合在一起，也有烘雲托月之效果。

從我們今天的觀察角度來說，一般人都稱讚它正面的價值，覺得這件事本身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當時實際的情況。第一，當時，以胡適之先生為代表的五四運動領袖，對於西方現代文化闡釋是取他們所見所聞為主體。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他們所謂的文藝覆興和啟蒙運動，也沒有將文藝覆興和啟蒙運動的真實情況告訴給國人。


新京報：胡適先生當年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覆興運動，而余英時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更接近於啟蒙運動。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許倬雲：我同意英時的意見。將文藝覆興與五四相比，是胡先生他們的說法。

文化運動是永遠沒有盡頭的，不只是抄襲西方，也並不是超英趕美。應為美英都在改變，如果這樣我們只能永遠追著時間走。時間往往改變了內容，面貌，文化改造運動是一個永遠不能停止的工作，日新，又日新，一個沒完沒了的旅程。

盡管五四運動接近於啟蒙運動，但是，拿五四運動和啟蒙運動相比，還是並不十分恰當，兩者只有若幹表面上的相似。仔細推敲，兩者之間是有差異的。第一，中國的五四是在模仿啟蒙運動。西方的啟蒙運動延續的時間非常長，所牽涉的面和中國不完全一樣。西方的啟蒙運動是反封建，反宗教獨斷（神權）。這兩個背景，和當時的中國並不相同。西方啟蒙運動想要組織的，是一個現在的主權國家，而且是一個文官制的國家，和一個世俗的國家。這三點，中國早就具備了。由於啟蒙運動奮鬥的目標和中國不一樣，他們曾經把康熙作為他們心目中聖王的模範，這個模範很快就被另外一些考慮而打消了，他們發現中國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麽完美。第二，文藝覆興到啟蒙運動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宗教革命。宗教革命革的，是教皇的神權。啟蒙運動本身所宣揚的是自由、民主、民權等等，都和基督教和新教裏面人和上帝之間直接的連線有很深刻的關系。發展科學，就是根據一個假定，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有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就是自然之律，自然之律後面其實就隱藏著神的律。啟蒙運動的後面，有一個基督教信仰在後面。而五四運動領導者本身，主張打倒宗教，其實是要回歸中國的人文精神。由於要打倒中國的傳統，並沒有把中國的人文精神轉移作為五四運動的精神資源。兩頭脫節，是五四沒有很深的精神根源的弊病。


新京報：您認為，胡適先生當年沒有抓到啟蒙運動的“根”，這個“根”所指的究竟是什麽？

許倬雲：這個根就是指精神資源。而且因為另外一些激進分子提出要“打倒孔家店”，胡適先生沒有講過這樣激進的話，有些人把帽子戴在了他的頭上。但是，胡先生沒有真正從中國文化中去追尋它的根源。他的專長是考證，認為這是科學精神，他並沒有在中國的人文傳統上去花力氣。在這一點上，倒是馮友蘭先生後來做了相當多的努力。我們不能因為胡先生沒有做到，就說他做得還不夠，他老人家自己說過，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做的是開風氣的工作，打先鋒。沒有一個人能夠說，誰能把文化建設的工作做完了。如果做完了，文化就死掉了。

新京報：五四運動領袖與啟蒙運動領袖在學術造詣和思想上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導致五四運動無法與啟蒙運動相比的主要原因嗎？

許倬雲：啟蒙運動發生於當時的法國、英國，這兩個國家正是如日中天。他們在海外擴張，掠奪從美洲獲得的資源。這兩個國家的富足程度足以維持一個非常有實力，也有支持者的一群學問者，這個條件是任何別的時代很難做到的，此其一。第二，啟蒙運動的發起和參與者有很多的時間經常聚集在一起，以人數來說，也能夠起到很大作用。他們不是單打獨鬥，而是成群結隊。不依靠官府，甚至不依靠學術單位，他們依靠的是自己組織的團體。在英國是所謂皇家學會，在法國是種種的沙龍。所以，英國著重的是學術方面，法國著重的是文化發展方面。他們互相刺激，互相砥礪，互相啟發，一時氣勢的磅礴是別的世代不能相比的。

這種的集合在當時的中國沒有發生。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數於國民的數量相比是很少的數字，分散在龐大中國的南和北大約五六個城市，真正集中的就是背景和上海這兩座城市。能夠利用的資源，在北方只有一家大學，在南方只靠幾家報紙。這些資源非常有限。在加上和他們對抗的保守分子，力量也不小。啟蒙時代不是沒有保守分子，但是大部分都附著在教會上面而不在社會上。在中國，士紳階層是中國社會的領導者，這個階層的保守分子非常眾多。所以，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在數量和資源上相當“吃虧”，能夠做到那樣已經很不容易。今天，對於胡先生以及他同時代的先賢，我致以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