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五四
五四最成功的是白話文

新京報：在您看來，五四運動的遺產包括哪些內容？為什麽？

許倬雲：五四運動最成功的部分是白話的推行。因為白話的推行，中國的教育就相當的普及。而且，當年經典桎梏也就相對的減輕了。我認為這些是五四最重要的貢獻。

但是，“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兩者，尤其是後者，五四諸公給我們所提供的基本上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精神。科學主義淪落成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害苦了中國。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建國，以及現在中國進行的國家建設工作，都提出了科學興國、科技興國、科教興國等口號，把科學當做萬靈藥。他們不知道科學背後隱含著一種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不是一種信仰，而是很深刻的追問和追尋，追尋之中有一定的學術上的紀律，不是說只是拿科學當萬靈藥，借過來就可以當樣本。

五四當年介紹進來的“德先生”，基本上是模模糊糊拿美國當範例。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民主在現代是多樣多極的而不是一個樣子，這一點在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毋庸置疑了。第二，多樣性之中，種種優劣、長短很有推敲的余地。同樣，民主在現代實現的模式包括虛君立憲到有限民主、全面民主到侭計算選票的數目卻沒有理性的辯論。這些在當時並沒有很明白地揭露出來。胡適之先生後來把容忍兩個字當成最重要的成分。大家看到，台灣的民主相當的獨斷，民粹化趨勢嚴重而缺乏容忍。將來中國會走向民主的方向，我們也不假定中產階層占了人口一定的比例，才可以談民主——民主不是那麽簡單，有許許多多需要自己警惕，需要自己培養的事項。否則，民主就被濫用了。


新京報：如您所說，“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有所不足。

許倬雲：這兩者雖然有所不足，但是可以繼續做。我們從大的方向上要掌握號這兩者：“德先生”後面是人權，但是要把人權放在理性和容忍的層次上，要協調對大眾最有利的公約數。至於“賽先生”呢，我們知道，科學是一種學術，也是一種思考的方式。當學術轉化成技術的時候，它有利有弊。比如說，農藥和肥料在50年代被普遍使用的時候，科學的農業，綠色的革命使許多人可以吃飽飯了。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肥料和殺蟲劑造成的生態危機是無法逆轉，無可補救的。科學要和技術分開，科學本身的很多層面，也要特別謹慎，特別小心。科學和民主都是美好的名詞，但是我們要註意它後面的坑坑陷陷，一個不小心就被絆馬索絆倒，掉進陷坑。科學如果沒有人文精神作為輔助，科學將變成機械化的世界；民主假若只是變成選票決定，多數派掌握，就會演變成暴民政治與專斷。當年希特勒上台所經歷的過程，是完全符合民主程序的。日本當年在民主還沒有真正成熟的時候，就被軍人用強暴的手段捏死了。日本戰後的民主，看起來和英國沒兩樣，但實際上，派閥、門第、財權、軍權都合二為一，它並沒有真正的民主。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五四運動基本上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事，在大眾中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當年《新青年》的發行量，最高時也不過一萬五千份。那麽，是否可以斷定，五四是中國只是精英們出於責任感和危機感，由自己發動，影響有限的一場文化運動？

許倬雲：火柴雖小，但可以燎燃。當年《新青年》雖然只是一份刊物，但是影響很大，各地都有大學生、中學生、甚至高小的學生，他們討論，傳播，出壁報，印文件四處散發，還有各個大學各種各樣的辯論，影響到全國各地的中學甚至小學。這個是一個火種，能夠引起燎燃之勢，不能只以《新青年》本分的發行數量來評價。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目標、性質都有很大不同，新文化運動開始更早，指向是廣義上的文化；五四運動的指向是政治，因此不能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來一言以蔽之，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許倬雲：沒錯。我前面也說過，五四那一天發生的事，等於是夾帶著戲劇性和激烈的大規模的行動，以及流血，軍警鎮壓這種沖突，這個事情的驚心觸目，帶動全國起步更早，延續時間更長的新文化運動。我們不能以那一天的事情概括五四，可是，那一天的運動有它打旗號的作用。我分認為，在這個運動裏面，政治運動是愛國，民族主義；文化運動是開發新的文學和思想。


新京報：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胡適先生設計的新文化運動是漸進式的，但是，過早出現的五四運動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走向，由巴黎和會引發的五四運動使之從包括思想觀念、白話文、新文學、藝術、學術等在內文化領域的轉移到了政治領域。但是，有學者認為，回到五四運動的歷史場景，如果沒有政治因素，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會特別小。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許倬雲：我也認為確實如此。假如沒有五四那一天的事件，大家不會馬上註意到整個文化運動本身的意義。胡先生一輩子是漸進主義者，他一直願意做一個溫和的改良派，不願意做一個革命家。革命，大破大立。中國這幾十年的經驗，大破未必能大立，甚至小立都很難。房子垮了，大家是住在草棚裏，還是在原野上露營？我們幾十年露營到今天還沒有真正挪進房子呢。是不是？


新京報：胡適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領袖，為什麽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思想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思想主流並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而不是前者？

許倬雲：中國在民族主義上吃虧吃大了。這一吃虧，太多人憋了一肚子氣沒處發，想找捷徑，找更快的路。最容易找到的一條路就是革命。假如說當年維新沒有成功，不是導向革命，而是另一批人出來做更多的努力，以地方包圍中央，造成一種類似日本明治維新的氣候，做成一個立憲運動，未嘗不可能實現。後來中國所承受的損失和傷害要小得多。中國受氣太久了，革命兩個字承諾了一個美好的遠景，孫中山承諾的是“驅除韃奴，平均地權”；蔣介石承諾的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毛澤東承諾的是一個人間仙境。大家後來知道，這些諾言與現實有很嚴重的落差。付出的代價是前赴後繼，無數人的生命，更多人的尊嚴。


新京報：因此您對民族主義非常警惕。

許倬雲：民族主義是一個兩刃刀。好的一面有維護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的一面。壞的一面是大我剝奪了小我的自主權。大我用宗教式的信仰為麻藥，麻醉了所有的個人。
新京報：特別令人感慨的是，人們論及五四時，大致以“民主與科學”來概括。有學者在研究了五四文獻之後認為，這種概括過於簡單，實際涉及的還有輿論獨立、憲政、人權等問題……

許倬雲：就是要求人的自由。它在精神方面是一個自由主義，肯定人對自己的自主權。白話運動，提倡的就是用你的手和口， 寫你自己心裏想的事。不要借手前人的格律，前人的典故，前人的經典來約束你的思想。五四的白話運動，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工具，以及發揮自己想法的權利。我們不必要時時刻刻都模仿古人的寫法，終究是一個精神的解放。比如，我自己對古文有一定的愛好，我用白話寫文章、說話，還是感激古文給我許多的資源，使我知道文字的美，文字的幹凈，文字的緊湊該如何處理。如果沒有白話文，我就沒有這個自由權。

反思五四
運動本身不能算激進

新京報：您曾說，五四運動“是要穿人家衣服來陪人家，自己的衣服全丟光”，包括胡適在內的五四運動領袖們，對西方的知識是非常淺薄的。這種淺薄對於五四運動本身及其後中國社會的走向造成的負面作用主要有哪些？

許倬雲：當時的失誤，在於對於西方文化最精華的部分沒有系統的介紹。西方文獻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嚴覆翻譯了《物種源流》，而且並不是很忠實的翻譯，而且並沒有把它真正介紹過來，指選擇了一點而論。現在大陸有多少人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從頭到尾讀過？列寧的著作又有多少人從頭到尾讀過？啟蒙運動的重要著作，沒有系統的介紹過，更沒有系統的討論和詮釋。西方的文學，莎士比亞北譯成中文的就兩個譯本，一個是朱生豪，一個是梁實秋。這又有多少人看過？那麽多重要的文學作品，既無翻譯，也無深刻的介紹。我們就是借了人家的衣服過來，並沒有熟悉制作衣服的流程跟衣料——就是把它當做了一件最趁手的便裝而已。

我不說我們今天比前人了解西方更多，很多的留學生對西方的了解還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懂得西方的人比那個世代懂得西方的人還是要深入一些。

（待續 》》》許倬雲·五四運動，未完成的啟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