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暴力美學”起源於美國，在香港發展成熟。它是香港電影人對於世界電影語言系統和電影文化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暴力美學是一種在純粹趣味的追求中發展起來的形式體系，它提供給觀眾的是在道德教化以外的形式感。暴力美學的形式展示中，各種導演的基調有較大差別，有的導演十分成功地在暴力美學的影片中展示溫情的人道情感，有的則更鐘情於血腥和黑色。這一電影形態在東西方之間的反饋、振蕩式的發展、成熟給電影心理學、電影形式美學、電影社會學以及電影人類學提出了新的、頗為覆雜的課題。暴力美學的創作和觀賞顯現的是人類共同的集體無意識。

 一“暴力美學”的詞語發生和文藝社會學問題

 “暴力美學”是個新詞，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才流行起來，最初似乎是香港的影評人在報刊影評中使用的。延續至今，這個詞有了它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它主要指電影中對暴力的形式主義趣味。與“暴力美學”相關的一類作品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東西變成純粹的形式快感。它主要發掘槍戰、武打動作、殺戮或其他一些暴力場面的形式感，並將這種形式美感發揚到美麗炫目的程度；有的時候，導演還故意用暴力、血腥的鏡頭或者場景來營造一種令人刺激難受的效果。最初，這不是一個嚴格的理論術語，而是從形式感出發的批評術語。電影中的社會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從來不是暴力美學的關註熱點。也有人將這個詞用來討論電子遊戲中對暴力內容的表現。就筆者的觀念來看，電子遊戲中的暴力體驗有很大一部分是從電影中發展起來的。電子遊戲在心理學上的根本機制與電影的表現有共同之處，即都根植於人內心的欲望，二者都在心理上反映出人類內心深處的許多特征。那就是我們天性中的一對矛盾但是緊密相伴隨的心理情結：對死亡的恐懼和攻擊的本能。但電影與電子遊戲與“暴力美學”的關涉方式頗有不同，在電影裏，“暴力美學”是一種純形式感，它並不激發觀眾的主動性，即觀眾的審美參與的主動性是有限的。而人們玩遊戲的過程有反饋和動作，這也許更能體現出一種主動的心理狀態。

 就一種電影中打鬥、槍戰的形式體系來說，“暴力美學”是起源於美國的。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火燒紅蓮寺》系列片也是較早的進行武打形式探索的影片。如果論及暴力美學作為一種具有電影史意義的風格形態的成型和完全發展，我把考察的焦點聚集到香港的電影人和創作。雖然暴力美學在日本韓國也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就其成型和風格成熟的地點和時間來說，暴力美學是香港電影人對於世界電影語言系統和電影文化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一電影形態在東西方之間的反饋、振蕩式的發展和成熟給電影心理學、電影形式美學、電影社會學以及電影人類學提出了新的、頗為覆雜的課題。

二 “暴力美學”對愛森斯坦“美學暴力”的清洗

就“暴力美學”改變現實形態和營造強化的視覺、聽覺形象來說，其技法上的遠祖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愛森斯坦。

 愛森斯坦1923年在《左翼文藝戰線》上提出“雜耍蒙太奇”（近年被準確地譯作“吸引力蒙太奇”）的理念。但是，愛森斯坦的電影觀與今天的商業電影有根本性的差異。他把電影視為表達主題思想和階級觀點的手段，而且他說電影只能用於“宣傳、鼓動”。“雜耍蒙太奇”明確地表現出一種哲學和歷史判斷方面的教條式絕對自信，並導致作者在認識論上的過於強橫的權威性。對於觀眾來說，它則造成藝術觀賞與現實關系的封閉——因為由社會生活到思考認識的過程已經在電影導演那裏完美地、一次性地完成了，觀眾到電影院只是去接受結論、聹聽教誨而已。這種歷史判斷的絕對自信要求一種話語上的強權。愛森斯坦有些徹底貫徹雜耍蒙太奇觀念的電影作品，不是試圖在交流、循環中讓觀眾認同，而是耳提面命，把作者的思想像楔子一樣敲進觀眾的腦中。的確，如何在冗雜的生活中引出作者的理解並盡量讓觀眾接受，是今天的創作者仍然要面對的難題。但是，要像愛森斯坦那樣使用雜耍方法就太簡單了。在本質上，雜耍蒙太奇理念其實通向一種不可知論。因為那種封閉而絕對自說自話的電影語匯使觀眾感到只有作者“真理在手”；對於觀看影片的人來說，認識已經完成了，結論已經有了，觀眾在電影作品面前完全是一個接受灌輸的思想容器。換句話說，在愛森斯坦的電影裏，觀眾完全是一個沒有自覺性，沒有主體的積極主動性、等待著被教育、灌輸的“自在之物”。

 愛森斯坦哲學和歷史觀的絕對自信，使他在美學上有一種過分的野心——他覺得他可以絕對控制觀眾的反應。他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引入了電影，認為可以在美學上實現條件反射式的意識生產。作為一個形式理論家，愛森斯坦進一步主張：意識是一套形式進程，可以在感覺、情感、認知三個階段中統合個別的生理反應。他假設意識包括感覺、情感和認知，三者只有物質等級上的差別。1930年，愛森斯坦在巴黎索邦大學發表過一個講話，這可能是對前蘇聯主導的電影思想方法最簡單的概括，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如何強制觀眾朝一定的方向去思索的方法，我們已經掌握了有力的宣傳武器，就是用科學計算的方法上映影片，在觀眾心目中樹立起一個固定的形象，來宣傳我們新社會制度所賴以建立的思想觀念。”（註：[美]劉易斯•雅各布斯，劉宗琨、王華、邢祖文、李雯譯：《美國電影的興起》，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年，第3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