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歷史記述”與“現實政治”的“中亞認知”

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更多地是一種對外在秩序與結構的認知，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於整個認知範圍的看法，因此，在對外視野中往往會不自覺地將一些自身觀念認為是有序的地方作為文明區域，而將一些無法把控或者認識模糊的失序區域看成是未開化的地區，並且在認知層面往往加以排斥，將其當成是一個缺乏歷史與傳統的區域。但事實上，正如沃爾夫所言，“1400年的世界已經開始迅速發展起地區的關聯和聯系；但歐洲在此後的越洋擴張將地區網絡組合成世界範圍內的交響樂，並使它們服從於全球性的節律。有著不同來源和社會結構的人民都被這些力量納入趨同活動中，他們不得不參與到一個共同世界的建構中。他們是歐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戰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在此過程中，所有這些人民的社會與文化都經歷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那些站出來充任‘真實’歷史的承載者的人民，也深刻影響了人類學家研究的人群，他們將這些人群稱為‘原始人’，是從永恒的過去的原初延續。由歐洲擴張發動的全球化過程同樣也構成了他們的歷史。因而，不存在什麼‘當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沒有歷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擁有‘冷性’（用列維-斯特勞斯的術語來說）歷史的人民”。只有基於這種認知，我們才能更好地更全面、更真實地面對世界各個區域所具有的文明與歷史，而對中亞的新認知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基於這種理念，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圖景也就不應該是畸重畸輕的。對此，美國學者麥高文在20世紀初就敏銳地註意到了世界史中的敘述空白，在他看來，中亞恰恰就是這些空白中的重要部分。他站在西方的角度指出，18世紀以前的世界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希臘和西歐的歷史，而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殖民勢力的擴張，東方開始進入世界史的視野，“直到二十世紀開端後，史學家才普遍一致承認這些東方國家的發展，具有世界的重要性，不能和整個人類進化史分離。可是到了目前，還有一個廣大而真正重要的地域，除少數專家外，一般對它常常是太忽視了。這一地域就是中央亞細亞——其實中亞之地，對於有關人類通史的一切問題，都是具有重要性的”。

中國古代對於中亞區域的認知有其歷史記述層面上的豐富性，但同時也必然打上了歷史和時代的烙印，存在著單一“中原”觀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時候有必要結合其他文明對中亞的敘述來綜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對中亞本身有更為清晰的認識。而到了近代，隨著中亞進入帝國主義爭奪的舞台，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也就更多地成為國際關系的關註議題。隨著中亞大部分區域成為俄國以及後來蘇聯的組成部分，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看法又成為俄國研究和蘇聯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隨著中亞各國的獨立，我們在新的環境下重新認識這一地區，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歷史敘述以及國際關系認知，以更為全面和連續性的視角去看待和認識，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新的“中亞認知”。

“中亞認知”的當代重建及其可能

 隨著1991年底中亞五國相繼獨立和蘇聯解體，這塊廣大的中亞區域不再作為某一大國自身領土的一部分，而開始成為一個具有某種主體性的區域並展現自我形象。在第二年，《白銀資本》一書的作者、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家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 Frank）發表著名的《中亞的中央性》一文，在探討中亞地緣與文明的同時，為我們展現了這種新主體的未來走向與可能性，他指出，中亞“是一塊巨大的黑暗區域，或者是一塊黑暗的巨大區域。中亞對那些外圍民眾所在文明而言也處於中心位置，而這些民眾的生活空間被吸入中心的黑洞當中。對於有文明的民眾與空間在哪裏終結，他們在哪裏跟中亞的民眾相互滲透，這還不大清楚。沒有哪個文明是純粹的、未受觸動的，它們全都是在跟中亞的互動中形成甚至被定義的。此外，中亞也是所有那些外圍民眾及其文明彼此交匯互動的地方。確實，幾千年來，‘亞洲的脈搏’可能來自中亞的心跳。中亞真正成為歐亞和世界歷史的‘缺失一環’”，而正是這“缺失一環”，影響著我們對於整體世界的思考。他並提示我們，對於任何試圖對世界體系史進行的系統分析來說，中亞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亞之所以是一個黑洞，就在於它必須引起世界體系史研究的關註甚至熱情。但是，中亞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歷史當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視的部分。而如果細究其中的原因，則可以發現，由於世界歷史的絕大部分往往都是由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盡管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但自從15世紀以來，中亞在政治爭奪中敗給了周邊的文明與政權，因此這一區域也就失去了在地緣意義上的歐亞中心乃至世界中心地位，而更為致命的則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以及由此帶來的殖民擴張以及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傳統的陸上力量相比之間日漸衰落，整個世界歷史的中心舞台也從數千年來的歐亞大陸開始轉移到在地理上更為邊緣的外圍區域、海洋區域和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世界。與之相應，我們認識的重心也就跟著轉到了外圍區域、海洋區域和西方世界。可以說，我們如今對於中亞的認識空白就是基於這種基本邏輯而造成的

 正如筆者曾經所指出的：“基於多方面的原因，我們目前對於美國、歐洲的認識情況要遠遠超過對於處在中國周邊的中亞地區的認識水平，這固然跟我們與歐美國家在各個層面上的交往更多有關，同時也體現了美歐在當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對於歐美之外諸多地區尤其是中亞地區的認知空白，也暴露出我們對周邊情況認識的不足，這與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全球視野，與我們在處理好自身問題的基礎上認識和面對來自域外的機遇與挑戰的反應能力是難以契合的。在很多情況下，公眾層面對於中亞的認知往往更多的是神話性的，而不是知識性的，中亞在這種語境下成為一種遙遠而又神秘的東西。讓中亞不再遙遠，讓中亞不再神秘，這就是我們重建‘中亞’常識的目的與關鍵。”[⑤]

 但是，“中亞認知”的重新確立卻並不是個簡單的過程，在其背後存在著一些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困境，需要我們去分析和思考當代中亞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連帶性問題。張蘊嶺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歷史上“長期積累和發展的這種區域性互動關系對於中國區域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歸納它的重要性：一是區域的地緣視野，始終把周邊地區作為基礎；二是把周邊地區作為利益攸關區；三是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形成一套相處的規則和行為方式。所謂‘君臨天下’，其核心價值是要對與中國密切相連的周邊國家負責。”[⑥]而在中亞區域的歷史政治運作與實踐中，這三方面的內容都有所體現，在新的時期則面臨著變革與轉型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與中亞之間在知識空間和歷史關系層面的聯系性和覆雜性，對於兩者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正如筆者在《統合型國家的邊疆話語困境與當代重建：對清朝邊疆“遺產”問題的一些認識與反思》一文中指出的：“隨著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17-19世紀，中國與西方之間在國家結構上出現了遭遇與碰撞，作為統合型王朝的清朝在面對身披民族國家外衣的西洋諸國沖擊時，從最初在國家結構上的自信，逐步滑落到對西洋國家體制的追慕，並在辛亥革命後，力圖用一種民族國家形式的稱號（‘中華民國’）來涵攝原來清朝這一跨越內亞與中原的統合型王朝的疆域。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整合的嘗試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按照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邏輯，本該在民國時期完成的國家認同卻由於所繼承的統合型疆域內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而始終無法成型；而反過來，由於民族國家理念所附帶的關於民族自決等的話語影響，在外力促發下，民國內部又出現了脫離統合型疆域版圖的相關事例（如外蒙古）。可以說，在民族國家式的國家稱號與跨內亞-中原的廣闊疆域版圖之間出現了某種錯位，而這種錯位本來是可以在20世紀上半葉就加以彌合的，但形勢的變化卻將處理這種狀況的時間推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並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延續至今。從時間長度上看，這種整體性邊疆問題的出現並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形成的，也就是說並不是‘長時段’的，而與此同時，它也並不是在20世紀後半葉所形成的，也即不是‘短時段’的，而是在‘中時段’所形成的，即在19-20世紀內所逐漸形塑的。而恰恰是在這段時間內，國際地緣環境和政治背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動局面”。[⑦]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對於自身邊疆問題尤其是西北邊疆問題的認知就不可避免地跟對中亞地區的認知態勢聯系到了一起，並在更深的認同層面上存在著微妙的競爭性關系，需要我們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而在另一方面，基於中國與中亞之間的地理連接性關系，中國的“中亞認知”需要有更多面向當下與未來的面相，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對中亞區域進行具有歷史連帶性的分析和認識，以此形成我們對於整體的周邊與外部世界的新視野。正如我們如今的“東南亞”視野逐漸超越了原先的“南洋”認知一樣，如何以新的“中亞認知”來超越歷史上的“西域認知”以及“中亞大棋局”框架，將是我們值得進一步探尋的問題。

 【 本文刊發於《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註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收藏自2016-06-23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