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邊疆、周邊與外域認知空間關聯性的思考

新環境與老問題

 “一帶一路”作為我們認識和發現中國當代與未來國際視野與認知空間的重要契機，不僅有助於我們重新去回溯歷史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歷程，同時還能夠讓我們去思考未來中國與周邊及外域的新型關系與聯系網絡問題。在這過程中，我們既能夠了解古代中國在處理周邊與外域問題方面所具有的經驗與教訓，更能讓我們以更為前瞻和廣闊的視野去重新認識我們這一似乎不那麼陌生的地區。

 而我們要註意的是，當我們一旦形成對周邊和外域的總體初步認知的時候，由於總體視野對具體區域經驗的遮蔽，往往會對某些區域的歷史與社會面貌缺乏細節性的認知。而反過來，這種認知領域的缺失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於整個周邊與外域的認知準確度問題。這些新知識的確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必須在認真回溯和梳理既有歷史與經驗的基礎上，以更具思想深度和視野廣度的方式，來形成我們對於相關區域的新的認知。

 當然，對區域的認識本身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知識的獲取層面上，我們需要更多的經驗與嘗試。對此，哈耶克曾提醒我們：“我們不能留給我們的‘工程師’去做，而是必須親自掌握有關事實的知識，即對具體環境的了解，僅僅是我們能夠利用成熟的技巧加以確定的那些知識。我們通過系統的努力，力求擴大有關世界和人的知識，但是這樣的努力既不能代替只有通過廣泛的經歷才能獲得的有關這個世界的知識，也不能代替埋首於偉大的文獻和我們整個文化傳統中的智慧所獲得的收獲”。[①]也就是說，如今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必須放在一個兼具歷史深度和當代實踐的層面上，缺失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我們的認知都是不全面的。

 古代中國曾經有過自己對於周邊和外部世界的總體認知，並以之作為處理周邊與外域事務的理論基礎。費正清曾創造性地歸納了歷史中國視野下世界秩序圈的基本結構，他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中國外交關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可以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由幾個最鄰近而文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即朝鮮、越南（它們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華帝國的統治），還有琉球群島，日本在某些短暫時期也屬於此圈。第二個是內亞圈，由亞洲內陸遊牧或半遊牧民族等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它們不僅在種族和文化上異於中原，而且處於中原文化區以外或外緣，有時甚至進逼長城。第三個是外圈，一般由關山阻絕、遠隔重洋的‘外夷’組成，包括在貿易時應該進貢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東南亞和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②]可以說，在這種類似於同心圓結構的分布，在將古代中國的周邊力量加以分層次對待的同時，我們也註意到，這種“圈型”並不是全然對稱和完整的，因為作為第二層的“內亞”圈和作為第三層的“外夷”圈在具體的歷史時段內往往會存在重疊之處，有時候甚至互相鉸接在一起，從而使得這種圈層理念顯得有些過於結構化和理想化。因此，隨著當代國際政治新環境的出現，尤其是歐亞大陸新地緣態勢的呈現，我們有必要重新去認識當代中國的對外知識圈問題。

 在這種轉變當中，我們依然面臨著之前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在古代中國內部曾經對中原農耕政權形成了巨大影響的內亞圈層內部的遊牧社會及其相關力量問題，這是一個老問題，而在如今的新環境中，這種老問題再次需要我們去面對和解答。

“中亞”的地緣與時空特征

 在歐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中亞都跟周邊的文明區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這種聯系當中，中亞自身的地緣與時空特性逐漸成型並固定下來。可以說，“中亞或曰內陸亞洲（曾經一度稱為韃靼的區域）在歷史上是一個輪廓鮮明的區域，但在當代全球分類中卻無從尋覓。歐洲歷史學家很久以來都承認中亞區域的統一性和重要性，雖然它的重要性傳統上一直呈現為完全負面的表述。在歐洲的地理相像中，韃靼代表了多個世紀裏威脅文明世界的野蠻狀態的匯聚地。今天，這一存在偏見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但另一種前後連貫的形象取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最近，這個地區看起來完全從地理學視野中消失了。落入了一種‘學科裂縫之間的’地理學黑洞中”。[③]而隨著20世紀初期以麥金德、亨廷頓為代表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形成巨大影響，一時間凸顯了中亞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隨著三四十年代環境決定論的影響衰落，中亞在學術與民眾輿論認知中的影響也隨之萎縮。在隨後的歲月中，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民族國家的神話直到最近都妨礙著對它的承認，原因很簡單，中亞只包括了蒙古這惟一的一個主權國家。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和五個新的獨立中亞地區共和國的出現，中亞西邊的那一半地區又突然重回到人們的視線當中”。[④]而這種重現，理應引起我們新的認識興趣。

 長期以來，中亞作為歐亞大陸東西段之間的交流通道而存在，我們發現，盡管這種交流通道一直在發揮著作用，但是由於中亞區域長期以來缺乏自身穩定的政治結構與歷史傳承，其社會與文化變遷過程缺乏較為穩定的整體性特征，因此該地區在這種互動中曾經長期扮演的中介角色中被消減掉了，在我們對於周邊和外域的認知框架中沒有形成清晰的看法，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在歷史和現實認識領域中的“黑洞”，這就意味著，隨著時代的變遷，它一方面始終在吸引著歷史研究和現實關註的目光，成為我們始終試圖認識清楚的區域，但在另一方面，這一區域卻吞噬著我們對其曾經有過的相關認知，進而形成一種始終在發生變化的總體趨向。可以說，在歷史和現實層面，我們現在所能達到的基本共識就是這一區域內部秩序的不斷變動與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

 中亞區域的界定與認同就是在這種不斷變動與混沌不清的基本共識上逐漸形成的，但尚未最終清晰成型。中亞是什麼？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廣義的中亞地區正是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視野下廣闊的西域地帶，曾經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社會歷史進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很大一部分區域曾經是歷史中國的邊疆地區，如今也依然是當代中國邊疆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深深嵌入到古代中國的邊疆、周邊與外域話語當中。而與此同時，這一區域也被周邊的其他文明政權所記錄，也在某種程度上嵌入到其他文明的邊疆、周邊與外域話語當中，從而形成具有某種覆合性特征的“被敘述”區域；如果以更大的歐亞區域來看，中亞又可以成為近代之前歐亞大陸內部交流的中間區域，形成了區域間聯系的重要接觸地帶，並以著名的絲綢之路而著稱。在這種語境下，這一區域本身則又占據了某種與歐洲、東亞世界具有同等地位的區域性位置，從而形成了在歐亞交流與信息網絡中的戰略性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西部的歐洲力量；隨著俄國力量在東方的逐步擴張，中亞開始成為西方力量爭奪的重要區域，原先在這一區域具有重要影響的清朝、奧斯曼、波斯和莫臥兒帝國逐漸退出對在該區域的力量角逐，俄國與英國逐漸成為彼此競爭的兩大主角，最終以俄國控制中亞主要區域告終；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對中亞的整體性控制以及之後蘇聯對中亞統治秩序的重建，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中亞的政治與社會生態，重組了中亞原先的政治格局，形成了當代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本政治結構，並繼續衍生出新的地緣政治影響與後果。從總體的態勢而言，中亞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經歷過多重階段變遷的文化-生態共生區域，同時也是一個與周邊的文明或國家力量存在特定關聯的區域，更是我們在思考中國邊疆發展進程及周邊國家關系過程中值得加以綜合考慮的區域。

 中亞不是什麼？這一點涉及到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外部認同問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對於中亞的總體認識。一般而言，中亞由於其近代以來長期作為俄國-蘇聯的附屬部分存在，以及在各國獨立之後有限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因此無法成為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某個單獨單元，在長期的歷史時段內，尤其是近代以來，它無法確立起自身的整體性話語與認同，而必須附屬於歐亞大陸周邊的某一力量單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自身的能量，因此可以說，這就決定了我們無法脫離開對周邊其他力量的認知而單獨去看待和認識中亞的問題。此外，我們還要註意到，至少從目前來說，中亞依然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它自身在經濟和生態上的脆弱性使其無法在長時間內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亞漫長的歷史中，我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囊括這一區域，同時還本地區為政治中心的長期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便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國時代，中亞也並不是蒙古帝國的中心，而只是整個帝國的一部分。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英-俄爭奪中亞的時代，中亞在競爭雙方的戰略天平也並沒有占據主體性的角色。當然，以上的這些認識還是比較粗放的，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充實與完善。

 不管怎麼樣，在對中亞的認知形成一種完全的共識之前，中亞的地緣與時空關系問題依然是我們值得繼續思考和關註的問題。而這種思考與關註又因為每個觀察者或觀察方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認識基礎與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