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宋代中國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特征，很多歷史學家和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認可。黃仁宇也說，宋代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只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如果將蒸汽機看作一場革命的話，那麽火藥和火器何嘗不是一場革命呢？世界著名的兵器史學家奧康奈爾坦言，“火器在中國的發展，開始於一場以工業革命的萌芽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騰飛。”

讓當代中國人民族自豪感大增的“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基本都興起於宋朝時期。偉大的馬克思稱其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換句話說，四大發明簡直就是“資本主義之母”。因此有“宋朝資本主義”（汪暉語）之說。

為什麽這些偉大的發明都“出現”在宋朝？所有發明都是以自由為目的的，發明是一種創造，創造源自自由的文化。在《宋》中，吳鉤並沒有停留在淺層次的史料羅列，而是從文化的深度做了大量的挖掘和解讀，這其實就是關於“現代性”這一著名文化理論的現實論證。一切歷史歸根到底都是政治史和制度史。在作者看來，宋代的現代性體現在比更晚的元明清的領先與文明。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尊嚴與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數中國歷史（特別是元明清三代）中，外部禁錮與自我閹割導致自由與尊嚴極度缺失。相對而言，宋朝顯得比較“現代”。

歐陽修撰《五代史》時感嘆，“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中國歷代王朝都是通過暴力戰爭建立的，所有開國皇帝也基本上都是軍人（軍事將領）。從秦漢隋唐到宋元明清，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朝歷史中，宋朝恰好處於一個中點。與其它王朝相比，宋朝因“陳橋兵變”而建立，之後“杯酒釋兵權”，是殺戮最少的。趙匡胤是一個典型的職業軍人，但他卻將文化地位推到了歷史最高點。宋朝是中國歷史唯一一個沒有政變（兵變）和（大規模）民變的王朝，但也是唯一一個被異族滅亡的主流王朝。相比之下，秦漢隋唐元明清這七個大王朝，無一例外都是亡於民變。前者死於“他殺”，後者死於“自殺”。僅從這一點來說，宋朝的治理結構相對而言是比較合理和健康的，從而保證了社會的長治久安。

古希臘曾有舉世矚目的文明，但這並不能避免它被野蠻異族所滅亡。在一千多年後，中世紀的歐洲從已經湮滅的希臘文明找到現代的火種，掀起一場改變歐洲的文藝覆興運動。有人稱同一時期的宋朝為中國的文藝覆興，事實上，當下中國倒是有必要重溫已經消逝的宋代文明。

無論從政治、文化，還是科學、經濟來說，宋代的結束無疑是一個歷史的拐點。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主流歷史敘述通常認為宋朝貧弱，究其原因，其實在於歷史評價體系的功利化。宋代中國亡於野蠻落後的遊牧暴力，這極大地顛覆了中國傳統的文明自信，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接受了存在即合理、暴力為王的實用法則，歷史從社會話語徹底轉向國家話語，社會歷史被邊緣化。但實際上，沒有社會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國家的現代化。在《宋》中，吳鉤用大量的篇幅將宋代與明清兩代進行了對比，使讀者更易認識到現代文明對社會的歷史意義。國家的強盛並不必然意味這民眾的幸福。

江南地區作為宋代的核心地帶，至今依然是中國最富裕和最文明的區域。這從某種意義上也能提醒人們些什麽。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遊牧、農耕和商業是三種典型的社會形態，遊牧社會最為原始野蠻，定居性的農耕社會又很容易形成等級化的專制帝國，只有到了流動、平等、法治和契約化的商業社會，現代文明才顯現出來。宋代的“曙光”就體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從農耕向商業過渡，但這一“商業革命”很快就被野蠻的遊牧暴力打斷，中國此後幾乎退回到野蠻時代，從而一直無法跨越這道現代的“門檻”。


現代的門檻

“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從某種意義上，嚴覆的這句話基本可以概括《宋》的大部分內容；換句話說，作者吳鉤試圖從遙遠的宋代找到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切根源，比如城管、拆遷、上訪等等，有時甚至讓讀者產生“今不如昔”的感慨。但歷史畢竟不同於現實，現實正在發生，而歷史已經逝去。歷史依賴於記載和記憶，歷史因此與真實之間存在一段不可逾越的距離。人們往往將現實和自己的願望投射於歷史，一廂情願地以點帶面，以細節來拼湊還原大歷史，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關於歷史的爭議往往也正在於此。

在《歷史的細節》出版之後，我用了兩年時間梳理了人類世界走向現代化的坎坷歷史。在《現代的歷程》（即將出版）這本書中，我認為“現代”雖然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和文明概念，而非時間概念。宋代關於現代文明的體現並不是完全的和成熟的，“現代的拂曉時辰”畢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拂曉介於黑夜與白天之間；從文明上來說，宋代同樣介於古代與現代之間。在強調宋朝“現代性”的同時，讀者不應忘記其畢竟還是一個“古代社會”——哪怕是一個具有一定現代性的古代社會。在自序中，吳鉤用“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來形容宋朝，這實際也暗示了宋朝與現代化之間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瓶頸。這個瓶頸其實就是文化和制度造成的。（即使今天，唐德剛先生提出的“歷史的三峽”這個命題，依然引起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

費正清先生將中國與西方的差別比喻為女人與男人的差別，中國就好比一個女孩，她在一定時期或許看起來跟男孩很相似（“假小子”），不僅從外形上很像男孩，而且還喜歡像男孩一樣探索和冒險，但“儒家的性特征”最終還是決定了她只能是個“女人”。從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的現代化歷程來看，現代終歸是“西方化”的結果，不僅跟儒家文化沒有多大關系，而且必需從國家層面“去儒家化”，即黃仁宇說的“脫胎換骨”。王小波先生看過《萬歷十五年》後評論道：“罐子裏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國家來。”當然在有些歷史學家看來，“現代”並不必然與“文明”可以劃等號，現代（文明）也並不見得就比古代（文明）好。古代中國已經成功延續了三千多年文明，而現代世界才不過二三百年（對中國才一百五十年），就不斷引發人類關於未來的焦慮、絕望與幻滅感。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的文明有目共睹，但這些文明並不能簡單的視同於現代文明，一些歷史學家對此都曾做出提醒。他們認為，即使有改變世界的“三大發明”，宋代的現代性以及商業革命與現代工業社會之間，並沒有內在的邏輯關系。表象類似並不能證明內部邏輯也相同，就好比“2×2”與“2+2”，雖然參與元素（2）和結果（4）相同，但不能說它們（乘法與加法）是一回事。同樣，一個富裕程度接近的農耕社會與商業社會也是兩碼事，而開明專制與君主立憲有著質的區別。趙鼎新先生指出，工業資本主義“主要是政治現象，而非經濟現象”，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何以宋代之後，並沒有出現持續的近代化進程。歷史學家劉子健認為，“造就宋代中國種種變化的，與促使歐洲最終邁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環境和力量。宋代中國既有新的創造，也有對既定觀念的革新；既有對新領域的開拓，也有對傳統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這一切都以獨一無二的中國道路行進”；“宋代中國有著專制的頭腦、官僚的軀幹和平民的四肢。……宋代是中國演進道路上官僚社會最發達、最先進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類似歐洲人後來所謂的近代，僅此而已。”（《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

同時應當指出的是，宋代手工業其實也是“官局工業”，技術工人屬於官府的“工奴”，根本沒有人身自由。官方的手工場生產並非追求利潤，工奴也沒有工資，這些都與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從政治制度上來說，宋代中國仍然無法擺脫其濃重的“前現代”色彩。高華先生對此總結道：“中國所承襲的巨大的遺產中，包孕著可誘發現代社會的因素，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可刺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征的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阻滯著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即使中國社會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法出現資本主義，中國仍將處於前現代狀態。”（《革命年代》）（2015-12-12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