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晚上的思想改造課結束後老劉獨自在水泥場上溜達，感覺焦慮和失落。

第二天早上他走進管教辦公室時，孫指導員正在抽煙。

“指導員，他們怎麽說的？”

“太遲了，”指導員抽完了最後一口，說，一面把煙蒂狠狠按在桌子上的玻璃煙灰缸裏。“我把你的小本子給了他們，並且把你對我說的對他們說了一遍。但是他們已經把材料報到省裏去了。換句話說，沒人幫得了。”

“但是他是一個患精神病的人，”老劉忍不住叫起來。

“住嘴，”孫指導員說。他停了片刻，控制了自己的情緒，然後說，“我對他們說了同樣的話。而他們卻批評我，說我失去了原則。從現在起給我閉嘴吧。”

從這一天起老劉就失眠了。一天他被帶到了總部，勞改隊第一把手曾政委坐在他的巨大的棕色辦公桌的後面，老劉的筆記本攤放在台上，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紅筆畫的線，問號，叉叉以及評語。

“你能不能把他的病的名稱給我說一下,” 第一把手用低沈的嗓音說。

“臆想狂妄綜合癥，”老劉說。

“他表現出來的癥狀是什麽？”

“講話沒有邏輯，就像首長您從我的記錄上看到的那樣，”老劉說。

“但是你寫道：‘他問我他是否有精神問題。我說他很聰明……’”曾政委讀到這裏就擡起頭來看著老劉，說，“能不能把這一段解釋一下？”

“精神病患者的智商不一定比正常人低。而且，作為醫生，我跟病人溝通的時候應該注意用詞的，”老劉說。

“強詞奪理！”第一把手吼叫著，從椅子上跳起來。

老劉發現自己躲在何征的身後，渾身打著哆嗦，像一個瘧疾病人似的。隨著隊伍來到總部的廣場，已經有兩千多人席地坐在那裏。後面的總部大樓的樓頂平台上架著兩挺機槍，對著犯人們的後腦。當老劉閉著眼睛低頭坐在何征的身後時，他逼自己想想他的老婆和女兒，希望這樣能給他快要崩潰的神經帶來片刻的安寧。但是，當他想到她老婆整日在她的頂頭上司 的那雙色迷迷的，種豬似的眼睛的注視下忍氣吞聲，而他的女兒又因為他在學校裏受人欺負，嚇得連學都不敢上的時候，他抖得更厲害了。因此他又開始喃喃自語，“什麽都完了。什麽都完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還沒有完。“我瘋了嗎？”他想。剛才，由於他走離了隊伍而被一個衛兵用槍托在他的新刮的光頭上打了兩下。奇怪極了，他只聽到兩記擊鼓似的響聲，卻一點也不覺得疼。

太陽很辣。天空碧藍。附近肯定有一個屠宰場，因為豬的慘叫聲不時隨風飄來，一陣一陣的，從輕輕的呻吟開始，越來越響，聲嘶力竭，再漸漸輕下去，直到平息。突然，台上的麥克風響起一陣刺耳的尖叫。老劉擡起頭就看到曾政委穿了一身白制服站在主席台的中央。等噪音停了他就對著麥克風說，“我宣布，公審大會現在開始。”

何征似乎忘了他在哪裏，站起來看兩名衛兵把楊明生押上主席台。為此，他的腦袋挨了衛兵手裏的自動步槍一槍托，一個趔趄就摔倒在地。太陽越來越辣。老劉感到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所能看見的就是何征後腦勺上像一條蚯蚓似的血跡。血一會兒就凝固了，顏色變得很深。當他看著他的同組犯人的頭流血， 老劉才感到自己的頭疼得厲害，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看到類似的情景才能恢覆記憶一樣。但是他還是不敢擡頭看主席台，他不知道自己怎麽走回監房去的，只覺得一路上嘴裏念念有詞。當他最後控制住了自己，就對何征說，“我瘋了。”

“我也一樣，”何征輕聲回應。接著他告訴老劉公審大會的時候他尿了褲子。老劉聽了又開始神神叨叨說個不停。第二天一早大吳把他的情況匯報給了孫指導員。因此當他醒過來的時候，老劉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孫指導員在床邊來回踱步。

“別再去想了，”孫指導員對他說。

在犯人醫院裏呆了兩個星期老劉就出院，回到了他的鐵匠間。生活重新開始。一切照舊，只是孫指導員來得越來越頻繁, 而且一來就坐在老劉的小矮凳上，一坐就是一兩個鐘頭。像對待一個老朋友似的，孫指導員現在對老劉無話不說，從童年的記憶一直講到現在，跟另一個幹部合住幹部宿舍的套房產生的種種矛盾和不愉快。不管他怎麽說，老劉總是一聲不吭。

一天孫指導員說，“總部答應要給我單獨的一套，可是現在變了卦。我們，現在是三個人了，怎麽能繼續和一個外人合住下去？”

老劉不出聲。

第二天孫指導員一臉高興地走進了鐵匠間，對老劉說，“你不久就能重操舊業了。總部決定調你去場部醫院。”

聽到這裏，老劉爆發出一陣歇斯底裏的大笑。他隨手用他的鐵夾子從爐子裏挾起一塊燒紅的鐵塊，扔進邊上的黑鐵皮水桶，發出尖利的聲音。

一個月以後老劉就被調到了場部醫院當門房。他收到孫指導員的兩個口信說要來看他。一天下午，正當他在整理郵件的時候，孫指導員來了。但是他不是來看老劉的。兩個衛兵，一左一右，緊緊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推了進來。

“別掙紮了！要不然我們就扭斷你的手，”其中的一個衛兵對著指導員大聲吆喝。

“想跟我玩這個？”孫指導員以同樣的嗓門回敬他。“你知不知道我在勞改隊當了五年的指導員了？”

孫指導員立刻就認出了老劉，於是更來勁了。

“讓我跟他談談，”老劉對兩個衛兵說。他們就把從前的指導員按在門房裏的一張長凳上。

“我沒瘋，”從前的指導員對從前的精神病醫生說。“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他的灰色制服的前胸一大片打翻的粥跡。他的頭發又長又亂。眼睛布滿血絲。

“不如先去洗個澡，怎樣？”老劉對孫指導員說。

“我不是瘋子。”

“那麽就先去洗澡，回頭我們就聊。”

從前的指導員被帶回來的時候穿了一身條文衫。“這不怪我，”他一邊在長凳上坐下，一邊說。“我告訴他們楊明生有精神病。對了，那叫什麽來著？”

“臆想狂妄綜合癥，”老劉說。

“就是它，”從前的指導員點了點頭，提起嗓門就叫，“但是他們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病。我有罪，但是政委呢？我跟他爭辯，因此他就把我送這裏來。我沒有瘋。”

兩個衛兵對老劉眨眨眼，然後對孫指導員說他的朋友會很快幫他出去的。兩個月以後老劉才得以再見他從前的指導員。一個衛兵領著他走到一條又長又暗的走廊的盡頭。老劉定了定神，使自己習慣這裏昏暗的光線。在一個潮濕，有著動物園氣味的號子裏，他看到他從前的指導員蜷縮在角落裏。

“勞您的駕把門打開一下，行嗎？”老劉問衛兵。

“不行，”衛兵說。

“請你幫我這個忙。我認識他，”老劉懇求衛兵。

“不是我不幫你，而是根本沒有意義這樣做。他現在誰都不認識，連他的老婆都不例外。這不，她昨天下午來看他。要不是我們及時制服了他，他已經把他的老婆掐死了。

這時候從前的指導員擡起頭來，吼道: “婊子養的，有機會的話我會親手殺了你。”

走出病房，老劉站在陽光下感到一陣頭昏。他謝謝衛兵帶他進去看病人。

“不謝。據說以前你在他中隊裏改造的時候跟他關系很好，”衛兵說。但是分手前，衛兵突然問他，“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但是你臉色很差，手一直在抖。”

“我想我是太累了才會這樣。但是現在什麽都完了，”老劉輕聲說著，就離開了。他不知道總部已經做出決定，就在這幾天，把他也作為病人關進精神病號子。

老劉奇跡般地存活下來。於是就在1976年一個寧靜的夏夜，在留場人員宿舍前面的場地上給我們講了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