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化文明是在亞歷山大帝國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混合文明，它的出現和形成本身就是希臘古典文明與古代埃及、西亞、印度諸文明互動的結果。希臘化文明之所以能在消失了近兩千年後重新受到學界的重視，同樣是由於它與當時和其後的東方文明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聯系與互動，在這些文明中留下了比較清晰的印記。甚至在地處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希臘化文明的信息和遺產在古代文獻和歷史遺跡中也依稀可辨。這種具有“全球性”特點的文明互動，顯然與這一時期從中國通向地中海世界的絲綢之路全線貫通有關。帕米爾以東絲路主幹道所通過的地區，恰好是這一文明曾經存在和影響的區域。入主這一地區的民族完全有可能最先接觸或接受希臘化文明遺產。

希臘化與希臘化時代

所謂“希臘化”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二世在位時組織編譯的希臘語《聖經》中，指非希臘人說希臘語，過希臘人的生活。但將此詞賦予一個時代，則始於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他在皇皇三大卷《希臘化史》中首次使用“Hellenismus”來描述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們創立的時代。他的“Hellenismus”一詞，既指這個時代，亦指這一時期希臘文化的傳播及其與東方文化的融合。這個詞一出現，即被西方學界所接受。但由於英語中“Hellenism”更多指的是古典時代的希臘文化特征，後來就用另外一個形容詞“Hellenistic”作為對希臘化時代的專用稱謂。現在通行於英語世界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翻譯成中文就是“希臘化文明”。強調時代的“Hellenistic Age”（希臘化時代）和強調地域的“Hellenistic World”（希臘化世界）均由此而來。但在這個時代的時間起止、這個文明的性質上，以及這個世界的構成上，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通行的觀點，是把亞歷山大之死（前323）視為希臘化時代的開始，言外之意是亞歷山大帝國的歷史仍然屬於希臘古典時代的範疇。希臘化時代的下限一般定於公元前30年埃及淪入羅馬帝國之手，最後一個希臘化王國滅亡之時。

 這樣的劃分能否成立，主要取決於如何給希臘化時代定性。如果把它看作一個希臘文明與東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實際上從亞歷山大踏上亞洲大地的那一刻起，這樣的進程就開始了。亞歷山大開始東征的公元前334年，就可視為希臘化時代的開始。亞歷山大一路上不斷被東方的文化傳統所吸引，先是去拜謁埃及的阿蒙神廟，將自己視為“阿蒙—宙斯”之子，後來又接受波斯的宮廷禮儀，並要部下給他行跪拜禮。他任命波斯人擔任總督，將波斯人納入自己的軍隊，倡導與當地婦女通婚。當然，這些東方化或波斯化的做法引起了部下的不滿，但表明他在堅持希臘文化正統地位的同時，也在不斷調整統治政策。這些東方化的政策與其說是對東方文化的接受，不如說是統治異族的需要。

 亞歷山大在征途中建立了數十個以他命名或由他命名的希臘式城市，標志著希臘化世界城市化運動的開啟。這些城鎮後來有相當一部分成為了絲路重鎮和東西方文化交匯的中心。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帝國分裂，但希臘—馬其頓人統治這個世界的格局並未改變。他的後繼者經過數十年的爭鬥，最終三分天下。除希臘本土的馬其頓王國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被羅馬征服之外，其余兩個統治東方之地的塞琉古王朝和埃及托勒密王朝都堅持到了公元前1世紀的中期或末期。塞琉古王國雖然在公元前3世紀中期，由於帕提亞王國和巴克特裏亞王國的獨立，失去了對伊朗以東所謂“上省”的控制，但帕提亞的統治者自稱是“愛希臘者”，對希臘化文化幾乎來者不拒，是一個非希臘人統治的半希臘化國家。巴克特裏亞王國的建立者就是原來該地的希臘人總督，該王國先後經歷了三個不同家族的統治，直到公元前2世紀中期被從中國西北地區而來的月氏人所取代。早在公元前2世紀前後，此地的希臘人就開始進入印度。雖然他們孤懸遙遠的東方，不得不接受印度文化，但直至公元前後最後一個印度—希臘人王國消失，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傳統，這一點已被其發行的希臘式錢幣所證明。公元前30年，三大希臘化王國之一的托勒密埃及被羅馬征服，標志著希臘化時代的結束。

 作為這一時代的文明形態，從整體上看，希臘化文明在公元後的歐亞大陸上確實是不復存在了，但文明的影響不會中斷，文明的遺產還在傳播延續。希臘語、希臘式錢幣、希臘藝術、希臘人原來建立的城市都還在西亞、中亞、印度長期存在，或被利用，或被模仿，或被改造，或被發展。所以，就希臘化時代而言，公元前後作為它的結束和下限是成立的，但就希臘化文明的影響而言，可以說一直延續到7世紀阿拉伯帝國的崛起。

 “絲綢之路”與絲路文明

“絲綢之路”一詞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他把從中國的塔裏木盆地通往中亞的道路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後來被廣泛接受，用來指代橫貫歐亞大陸、溝通中國到地中海的東西方交通要道。但“絲綢之路”何時形成，學界有各種說法。一般認為，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標志著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絲綢早就通過草原之路傳到歐洲，此前還應有一條“草原絲綢之路”。實際上，所謂的“草原絲綢之路”即使存在，也是時斷時通，絲綢的西傳主要依靠歐亞大陸遊牧民族之間的不斷轉手來實現，而且他們以擄掠、戰爭為獲得絲綢的主要手段。

 作為一種貿易交換物，絲綢被大規模地西傳是在張騫之後出現的。也就是從那時起，絲綢之路與希臘化文明或希臘化世界發生了直接的聯系。但事實上，兩個世紀之前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以及希臘化世界的形成，早就奠定了後來絲綢之路的基礎。波斯帝國時期，從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經連通。亞歷山大就是沿著這條路線一路征服到印度，並從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陸兩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灣。這說明，當時從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陸兩路都是存在的。亞歷山大死後，各希臘化王國雖呈對立之勢，但它們之間是相通的。即使遠在中亞腹地興都庫什山下的希臘式城市遺址，考古學家也發現了從德爾斐神廟帶來的人生格言和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尖底雙耳罐。正是希臘化世界道路系統的存在，使得張騫一旦進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著從中國到地中海的聯系得以溝通，同時也決定了未來絲路的基本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歷山大在絲綢之路的開通上發揮了與張騫同樣重要的歷史作用。

 希臘化文明與絲路文明的交融

從公元前2世紀末到公元前後，雖然希臘人在中亞、西亞的統治逐漸萎縮，但絲路所經之處幾乎都是原來希臘人的控制與影響之地，希臘化文明的遺產隨處可見。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首次帶回了包含希臘化文明的信息。公元之後，貴霜、帕提亞和羅馬的東部在原來希臘化世界的廢墟上並立崛起，它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臘化文明的遺產。絲綢之路的延續意味著這些希臘化文明遺產影響的傳播和擴大，絲路沿線各國發行的具有希臘化特征的錢幣，各地區出現的具有希臘化文化因素的佛教犍陀羅藝術特征的雕塑、壁畫，以及仍然流行於絲路中心地帶的希臘文字，都是這種希臘化遺產傳播和影響的證明。

 因此，不論從絲路的開通，還是從絲路經過的地區和絲路傳遞的文化信息來看，希臘化文明或希臘化世界及其遺產都與絲綢之路有著一種必然的、內在的、不絕如縷的聯系。可以說，如果沒有早已存在的希臘化世界，從中國到地中海絲綢之路的全面貫通不可能在漢武帝和張騫時代得以實現，中國文明與希臘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亞相逢；如果沒有絲綢之路，希臘化文明的遺產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亞為中心的地區傳播、接受、改造、模仿，並最終傳至遙遠的中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中。

 當然，希臘化文明遺產之所以能被絲路沿線的其他民族所接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後來進入希臘化文明故地的帕提亞人、月氏—貴霜人、斯基泰人和嚈噠人都是遊牧民族。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沒有帶來足以取代希臘化文化遺產的先進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為了生存和發展，尤其為了維持和延續自己的統治，他們或迫於無奈，或出於對先進文化的傾慕，自然接受了被征服地的文化。這種外來征服者由於自身文化的落後最後被當地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在古代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互動中比比皆是。但希臘化文明遺產與這些遊牧民族的關系由於絲綢之路的推動變得更為密切，則是一個典型的例外。

 總之，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二者之間都存在著一種必然的歷史聯系。這種聯系的時間範圍上溯公元前334年肇始的亞歷山大時代，下迄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的到來，大致相當於中國的秦漢到隋唐之際。從中國到地中海世界的歐亞大陸，則為這種聯系的建立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但這種關系到底通過哪些方式體現出來，它對世界歷史進程尤其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產生了怎樣的作用，作為絲路的起點和歐亞大陸的東端，古代中國在這種文明互動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尤其是這種關系對於今天推行“一帶一路”戰略，與古代絲路沿線所經過的現代國家、民族建立友好合作關系能夠提供哪些啟示和借鑒，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愛思想網站2016-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