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中國奇跡為何突然失靈 下

轉向有效供給:創新與成本優勢

新的增長的希望在於企業,而不在政府身上。現在政府手裏的資源已經有限。讓政府再拿錢去投資,已沒有那麽大的能力。銀行再去貸款也面臨著問題——銀行現有的資產質量產生了問題,必須先把自己手裏的壞賬清理完,才能發放新的貸款。

 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增長在哪裏?增加有效的供給。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二個含義。過剩的產能在市場上沒有相對應的需求,是無效的供給。我們所講的供給側改革,是增加有效的供給。

 什麽是有效的供給?一是新產品、新服務、新技術。新產品、新技術和新服務可以在市場上立即找到需求。比如,雖然全世界的手機生產能力過剩,但是,iPhone只要一推新款,市場立即出現搶購潮。而過剩只存在於舊型號手機的生產能力過剩。

 這就是有效供給,是在市場上能立刻創造出需求的供給。經濟學上,到底是需求創造供給,還是供給創造需求?我堅定認為,是供給創造需求。

 清理無效供給的同時,需增加有效供給。找得到市場,或者找不到市場就去創造出市場的有效供給靠誰實現?要靠企業,而不是靠政府。

 喬布斯做智能手機的時候,一個市場營銷部的下屬問他,是否需要先做市場調查,為今後的銷售做預測?喬布斯回答,根本不用做調查。因為現在還沒有這樣的市場需求。這個市場需求等著蘋果公司靠新的產品創造出來。而基於市場上現有手機的調查並不能反映未來市場對智能手機的需求。另一個創造需求的例子是騰訊的微信。微信剛開發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想到今天有幾億人在使用它。雖然微信不收費,但是微信後邊的服務全是收費的。微信在前開路,後邊跟著的支付、理財產品等通過微信推向客戶。

 所以,二流企業滿足市場需求,一流企業創造市場需求。這就要求企業去創新。要求企業的產品、服務和技術充滿想象力,超前於市場,並且有很高的效率。而“提供性價比非常高的產品和服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含義。如果供給是有效的,因為可以創造需求,也就不用發愁需求。而我們現在的供給側,無效供給太多而有效供給太少。所以,供給側改革的兩個含義:一是清理“三座大山”,清理無效供給;二是激發企業活力,創造有效供給。

 而有效供給的具體內容:一是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做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通過差異化的競爭創造有效供給;另一個是雖然不是新產品,但是成本更低,並且是可持續的低成本。低到沒錢可賺,不可持續的低成本並不是有效供給。

 同質化的競爭使得企業只能依靠價格競爭,而打價格戰的結果必然是利潤越打越薄,企業沒錢可賺。而且,消費者也未必滿意,因為企業做出來的都是同質化的產品,讓消費者沒有選擇。事實上,消費者願意多花錢購買差異化的產品。

 所以,有效供給的另一個內容是成本更低。需要強調的是,為促銷而進行的降價並不是有效供給。有效供給是在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的降價,並且這個成本降低是可持續的。這種情況下的供給也叫有效供給。而成本更低的方法是要有比平均水平更有效的生產方法和生產技術。

 比如華為P9的售價比iPhone便宜,性能卻和iPhone各有千秋。P9的價格比iPhone低一些,並不是純粹的價格戰,因為P9的利潤率其實很高。換句話說,低價可以,但是必須是在低成本基礎上的低價,且低成本可持續。低成本可持續體現在即便低價依然能賺錢。

 所以,判斷是否是有效供給,就兩個標準:一是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到市場上就立刻有需求相對應;二是可持續的低成本基礎之上的低價格。

 

 增強企業活力的三點建議

 如何增加有效供給?還要靠激發企業活力來實現。怎樣激發企業活力?可以看到,在供給側改革的側重點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已經從政府轉向企業。但是,這並不是說政府可以無所作為。政府的作為應是創造一個良好環境,使企業可以增加有效供給。

 如何創造一個使企業不斷創新、不斷研發,以增加有效供給的環境?政府最該做什麽?在供給側,首先要做的是強調法治,司法改革,包括更有效地保護私有產權。

 特別是當前經濟增長轉弱、民間投資不振,更需要企業家安下心在國內投資,在國內好好做企業,做研發和創新。只有有了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受到法律的保護,他們才能夠安心做好企業。供給側要搞活,就要了解企業在考慮什麽問題。而激發企業的活力,首先是強調法治、產權保護,重建信心。

 其次是對內開放,減少管制。目前,很多領域仍然管得太嚴,比如電信、石油、天然氣等領域,民營資本無法進入。國有企業拿到很多優惠政策和優質資源,但是,市場的空間卻是有限的。

 供給側改革直接影響的是生產者。作為重要的市場主體,民營企業的權利如果無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過度管制、隨意幹預,就可能會倒退回計劃經濟。如果因為所有制不同而受到差別對待,就可能導致對市場經濟的否定,改革會走彎路。因此,政府的供給側結構性管理,應通過市場,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去直接實現。

 其三是全面減稅,減輕企業負擔。若稅負過重,供給側也無法活躍起來。

 一個例子是,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競選時承諾,通過增加富人的稅收,使百姓的福利不僅一項不減,且還要增加。奧朗德上台後,把年收入100萬歐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的稅率提高至75%。賺100萬歐元,75萬歐元要交稅,企業家怎麽辦?有材料顯示,去年,一萬多名百萬美元以上收入的法國人移居海外,居全球第一。

 高收入人群的稅率可以高一點,但是,如果高到75%,就沒有人有積極性經營企業,他們就會離開。建議給企業減稅,並不是說不關心低收入階層,一個國家只有經濟搞好了,低收入階層才有希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法國收重稅,導致企業搬家,法國失業率現在達到10%以上,成為歐洲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所以,首先要讓經濟搞活,要把企業搞活,然後才是財富如何分配。財富的創造是第一位的,財富的分配居第二位。只有保持不斷“開源”,財富被不斷創造,經濟發展才會進入正常軌道。

 只要在L型的“尾巴”裏待的時間長了,讓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暴露得充分了,我們相信終會回歸到理性的經濟政策上來。我們現在是碰到了困難,但是經濟“新常態”的提法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把改革從需求側轉到供給側又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接下來怎麽走?並非政策方向一改變,經濟就會恢覆,後邊還需有措施跟上。如果措施跟不上,L型走勢的“尾巴”還會很長。

 在L型“尾巴”中,企業該怎麽辦?如果如何創造有效供給的觀點能被接受,答案也就有了,即企業目前不能靠擴規模以求生存、求發展,而需轉向創新和研發。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金融學教授;本文為作者在“極限黃山”舉辦的“體育•產業•城市研討會”上的部分演講內容)(愛思想網站 2016-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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