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馬遠去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是個無名氏,沒有名字,似乎是強調她作為一種類型的地位,而不是作為個體的人。她被束縛在她丈夫開礦造成荒蕪的景象中,像他一樣,她也完全與世隔絕。作為美國文明的產物,這個頗具代表性的白人婦女,從人格化的社會遠走高飛,去體驗西爾西威人非人格化的生活,——西爾西威人是從阿茲台克族繁衍而來的,屬於印第安原始部落。勞倫斯把她走向原始部落民族的瘋狂旅程變成一種啟示,他覺得由於過分追求違背常理的對自然界的掠奪性開發,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滅絕。西爾西威人是自然原始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自然恢覆了女主人公和她的同類通過否認自身內在和外部的自然力而傾覆了的平衡。在恐怖地走向生命末端之前,女主人公給吃了迷幻藥,感覺與自然溶為一體,“所有的感覺彌漫於空中,她可分辨出夜花開放的聲音”。在這裏,形而上學被最恰當地表達出來。

在《太陽》中,勞倫斯創造了自己的神話,盡管寫作過程中吸收了《聖經》和古典神話,他認為現代人,或者說是女人與宇宙重新溶為一體了。小說的主人公,不是朱麗葉這個來自紐約的神經過敏的妻子和母親,而是她所依順的太陽本身。勞倫斯運用超乎異常的描述才能使太陽充滿一種宏大輝煌,這種宏大使朱麗葉被動地、不可遏制地像朵含苞綻放的花朵。西西裏花園,也就是她像對待情人一樣裸向太陽的地方,是一處古老與現實的結合體,是墮落前的伊甸園,正如小說中所寫的,甚至“蛇也是這地方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春天的逝去,夏季的來臨,她的子宮,像園中的植物一樣盛開,等待著傳花播粉,“完全不顧來日如何,只要男人的雨露”。然而,勞倫斯卻給予他描繪的天堂般快樂的故事一個極具諷刺的結尾,具生殖力的人最終證明是“烙上城市印跡的小個子男人”,即她丈夫,而不是那農民。自然選擇的過程殘忍地被社會所支配,而社會是勞倫斯終生的對手。

《美婦人》中,波琳——美婦人自己——先是把她的頭生子,後來是次子變成她替代的情人,這更甚於勞倫斯母親的所作所為。波琳具有一種寄生的天性,這種天性折磨死了她的長子,隨後又在將她次子的生命力慢慢地榨幹。她侄女被迫運用非正常手段(雨水管)來揭露波琳邪惡的精神謀殺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波琳的外部防禦崩潰了。這篇諷刺謀殺小說的登峰造極之處就是殺人者最終殺了自己。

在《搖木馬的男孩》中,勞倫斯再次抓住這種寫作風格,給人一種意外的結局。他給予癡迷於物質成功者一種鬼怪似的幻想,這幻想最終導致接受這種致命的價值觀的幼稚孩子的死亡。勞倫斯或許受亨利·詹姆斯的影響,融超自然和童話風格於一體。他使超自然內在化,並借助於童話中傳統的對生活覆雜事物的單純化,以使人對小說的寓意引起註意:“有財運,無子運”。保羅追求財富的不自然或超自然的手段,最終以生命為代價為他貪得無厭的母親獲得財富。勞倫斯尤其擅於巧妙利用童話故事中各種傳統特點——簡潔的詞語,重覆的語言,賦予非生命力物體的聲音,還有象征主義手法(如永遠不能帶騎馬者到哪兒的木馬)。當然,與一般喜劇結尾相反的結局在本篇中的運用,就整體性而言也是必要的。《財物》是篇諷刺傑作,它給予理想主義與拜金主義之間的聯系以一種喜劇的表達。這是勞倫斯最後幾年對諷刺喜劇探索的結果,也是他早年使用純喜劇的自然發展。

《財物》代表了勞倫斯在小說創作中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作為終身反對物質占有的人,勞倫斯首先描繪出理想主義與實利主義之間的聯系。這篇小說采取的是滑稽可笑的敘述方式,因為理想主義者人為地壓抑感情,追求理想,避免接觸那些情感。那壓抑的感情便秘密地找尋一種反常的情感宣泄方法,那便是強烈的物質占有欲。如果這種理論很難領會,這篇幽默的小故事則會使你輕易弄懂。有這樣兩個新英格蘭理想主義者,逃離美國工業實利主義,開始在歐洲靠微薄收入“過充實美麗的生活”。小說生動地勾畫了他們經由巴黎、意大利,兜個圈子又回到實利主義之根的旅程。他們在巴黎“都畫畫,但並不如饑似渴,不顧一切”(雖然有形式,但卻缺乏激情);而在意大利,他們研究佛教,卻同樣輕易拋棄。甚至在那時他們仍擁有“自由”和如此之多的生活之“美”。勞倫斯摹擬的文風是這篇小說的主要諷刺手段。詞句反覆出現,用間接引語的形式,以及理想主義者使用的過分強調的語言都是表明其自欺欺人。當他寫“他們仍愛著印第安人的思想”或者寫伊瑞斯馬斯“不想謀生”時,勞倫斯巧妙做到了否認其所宣稱的東西。同樣,他也以諷刺的口氣寫他們心愛的古玩:“當然嘍,他們不是為財物而買財物,而是為了‘美’。”他還用美國人自己的語言揭露他們的虛偽。比如,把他們可愛的“財物”稱作是“從歐洲啃下來的這堆東西”,由此來吸引人們註意他們十足占有的欲望。在這篇組織極佳的小說中,直到結尾最後一句,勞倫斯都在采取幽默而諷刺的態度,讓理想主義者自我暴露。

《母與女》是勞倫斯短暫一生中所寫的最後一篇小說。這篇小說表明了他現代派意義上的自我意識。他兩次提到巴爾紮克以證明自己的簡煉。他經常刻畫有文學先例的人物,尤其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他甚至取笑自己玄妙的語言運用,比如他寫道:“又一個蠢笨男人被神秘地迎頭錘擊。”這篇小說敘述的是兩代女人的故事,年長者盛氣淩人,以致年輕人被迫甘居“妻妾類”。“拌砂軟糖”是勞倫斯後來譴責的大男子主義的代表,他自私自利,滑稽可笑,令人反感。小說表明了這位母親對男人的敵意終於導致了女兒屈從於荒唐可笑的男人,她該對此悲劇負責。

勞倫斯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但他一生卻命途多舛。他的童年是不快樂的,文化程度相差甚遠的父母經常發生口角,給勞倫斯的童年蒙上陰影。年輕時勞倫斯雖和女友路易莎·巴羅斯相愛而訂婚,但最終因為他母親的幹預與反對而被迫中斷往來,解除婚約。1912年,在他那專制的母親去世後,勞倫斯與一位有夫之婦,德國男爵的女兒弗裏達·馮·裏希特霍芬一見鐘情,私奔歐洲大陸,於1914年正式結為夫婦。婚姻是幸福的,但妻子的國籍卻給他們帶來了無窮盡的麻煩。一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妻子是德國人,被懷疑為間諜,他們受到了種種迫害,最終被驅逐出英國康沃爾郡——他們的住地。1919年,大戰結束後,勞倫斯夫婦離開英國,先去意大利,後來又到錫蘭(斯裏蘭卡)、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和墨西哥,試圖尋找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1926年,他們重返意大利。此時,幾乎纏繞了他一生的肺病日漸嚴重,他的身體也越來越虛弱。1930年2月,勞倫斯遷居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療養院。3月2日,這位20世紀英國文學大師就在異國他鄉告別了人世,當時在他身邊的僅有他的妻子弗裏達。

黃 偉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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