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裏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裏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於，這種自我合理化產生的撰述誤區，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心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醜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誤差時，兩者的態度判若雲泥。

在回憶錄中表現出來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觀上有自我解脫的需要，　在客觀上有著時過境遷的記憶誤差。從橫的方面看，我們所經歷的歷史現場，都是整體過程中的一個斷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體事件和個別情節，所以在回憶往事之中還必須具有一種歷史整合的能力，否則我們個體記憶的歷史印象是支離破碎的。從縱的方面看，隨著我們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價值體系已經與過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是非評價標準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這些變化隨著我們的生活同步發生，在改變我們頭腦中思想觀念的同時也往往會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記憶方式，把現在的合理性移植到過去的合理性上，產生一種“合理”的歷史遺忘。因此，能否以現在的認識高度，重新回到當時的語境中反省事實，也是維護歷史真實性，客觀記錄歷史的存史需要。

撰寫回憶錄，是一項恢覆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覆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例如周海嬰回憶說，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曾回答知識界朋友提出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學界立刻有人對此事提出質疑。隨後又有黃宗英等人證實確有其事。這種“質疑——詢證”的往覆過程，其實並不帶來難堪，而恰好是還原歷史本然的要求，體現了探求真實的科學精神。許多史實或許經過這樣的過程仍難求證，但是經過這樣的過程人們一定會向真實又靠近一步。可以這樣說，人們的個體回憶都是不可避免地有著記憶上的誤差，但如果在啟發大家共同回憶的群言環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這個誤差。

史學一途，向有“孤證不立”的老話。從存史的意義上說，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小人物的回憶錄；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憶錄。從存史的價值上說，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人。無論是出於自我標榜的需要，還是出於自我辯解的需要；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將自己經歷的歷史寫出來，公諸於眾。公眾自會鑒別。各種類型的回憶錄越多，對校正歷史記憶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四 

在存史的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的回憶都是客觀、公正和準確的。實際上記憶上有意無意的疏漏、訛誤，是回憶錄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參與到存史過程中去，個體記憶上的錯訛就會最大可能地得到矯正。

對覆原歷史來講，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不怕百花齊放的繁蕪，就怕一花獨放的單調；不怕當事人的回憶出錯，就怕連出錯的回憶錄都沒有。歷史的經歷者，特別是經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為了對自己有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後人有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度。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對回憶錄的撰寫態度上，有些歷史當事人並不太積極，甚至多有顧忌。主要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怕揭傷疤。已經愈合的傷疤不願再觸動，過去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擔不了回憶的沈重，只想靜靜地安度晚年；一種是怕影響不好。事情已經過去了，再翻出“舊賬”會刺激一些當事人，擔心會產生不好影響，不如安於現狀。筆者最近在采訪中，曾遇到兩個例子：

一個是海軍某所退休工程師的例子。這位同志的丈夫在“文革”中因散發反對江青一夥的傳單，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抓起來處死了，株連了全家老小。雖然這個冤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已經徹底平反昭雪了，死者得到了反“四人幫”勇士的褒獎。但這位遺孀卻至今心有余悸，不敢回憶過去，甚至一提及過去的苦難就要犯心臟病。她至今還擔心，再提此事是否會再度遭到迫害，影響孩子的生活和前途。可見，她現在還是在過去的恐怖陰影中，不堪回首往事。

一個是某著名高校的一個老同志的例子。這位老同志在“文革”一開始被打成“走資派”、“黑幫分子”，吃了很多苦，批鬥很厲害，把一個耳朵都打聾了。我們采訪他時，曾建議他寫寫自己經歷的一樁很有影響的“文革”打人事件。這位老幹部考慮再三，覺得當時打他的人，有些現在還在同單位中工作，有的還有了一定的職務，擔心寫這些事情會對這些人產生不好的影響，最後還是婉言拒絕了。筆者非常敬佩這位老同志的宅心仁厚，但仍然覺得對於當代人的存史責任來說，這還是有些過分謹慎了。

筆者一向認為，在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中，存史是豐富我們民族精神財富的責任，比述史可能更重要。能夠為後人留下我們這一代人如何認識問題，如何處理問題的客觀記錄，可以提高他們鑒往知來，處理當前問題的選擇能力。所以，作為歷史的過來人和當事者，都有給後人留下歷史記錄的責任。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既逃避不了，也湮滅不得，既不能企望能夠洗去過去的痛苦，也不能有“鄉願”態度姑息以往的罪錯，只能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勇敢地直面歷史，客觀地正視歷史。正是從這點認識出發，筆者期望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敢於秉筆直抒歷史，參加到撰寫回憶錄的隊伍中去，非常樂於看到各種各樣的回憶錄面世。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愛思想網站 2007-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