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閻連科以捷克語的《四書》成為獲得卡夫卡文學獎的首位中國作家，當地時間2014年10月22日晚7點頒獎儀式在布拉格古老的市政大廳舉行。

蔣方舟：在已有的14屆卡夫卡文學獎中，聽說只有你和英國作家品特是第一次入選就獲得了卡夫卡文學獎，而其他12位作家，如羅斯、耶利內克、村上春樹、哈維爾和克裏瑪等，都是至少入圍兩次以上才得獎。當然，2005年，品特在獲得卡夫卡獎後馬上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你，因這次獲獎，也終止了“陪榜”的旅程，對此，你有什麽看法？

閻連科：謝謝你的這些提問。一個作家面對一問一答，就如一扇門窗面對風吹時的欲開欲關樣。今天，就讓我把能打開的門窗全部打開來，如實招出，坦開內心，用門戶大開來迎對這些問題。

對獲獎和陪榜，沒有什麽看法，這一切都不是寫作的終止。就是第一次入圍就獲獎，也並不說明你比別人寫得好，大概說明你也許比別人運氣不差吧。

無論這個獎在世界上影響大小，世界各國怎樣關注，我都深知我在獲獎後應該怎樣面對這些。一是我的年齡，已經從生命拋物線的高峰開始下滑，這個越過了拋物線高峰的生命體，對於世界、榮譽和世俗的認識，已經變得有些疏淡和坦然，而對死亡和生命最後的尾聲，反而會想得更多更多。也許我不應該說這些。我是個一生都異常恐懼死亡的人，可過了五十歲後的這些年，卻幾乎每天都情不自禁、無可阻止地想到“死亡”兩個字。當一個人腦子裏總是跳出死亡的畫面和字眼時，他會覺得世界的一切都是虛空的，沒有意義的。甚至會覺得，一切的熱鬧與努力，都是為了把人生虛空的倉庫碼得滿一些。甚至想，人活著，一切為了理想的奮鬥，都是為了自己最終走向死亡時對自己靈魂的安撫。所以說，卡夫卡獎到來的喜悅，當碰到頭腦中不期而至的死亡二字時，就如一粒螢火碰到了巨大的黑洞；如一點溫暖，要面對巨大的寒冰。當然，如果十年之前有了這項榮譽，我會比現在興奮許多，不是因為那時年輕，是因為那時我可以用榮譽的興奮來掩蓋和助我逃避這個關於死亡的問題。死亡——當一個人開始時不時地想到這個問題時，什麽事情在他面前都會變得淡然、理性乃至冷漠了。

蔣方舟：你似乎總是會提到“失敗感”，這種失敗感是來自與寫作的搏鬥更多，還是來自日常的生活更多呢？

閻連科：生活的失敗感和寫作的失敗感在我很難分得清。我有時會因為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而沮喪十幾天，導致對閱讀和寫作都失去意義和追求。我是相當患得患失那種人。比如明年是作家陸文夫逝世十周年。他生前忘年交的好友陳豐女士為了給這位前輩作家出套文集做紀念，編好幾卷本的文集後，今年一整年為陸文夫的文集出版尋找出版社，結果家家出版社都因為“市場”而推卸。這讓我想到寫作的殘酷和意義與無意義。還有張賢亮的去世，有篇報道的題目深深地刺中了我的內心：《一個靠死亡來占有版面的作家》。大概是這個題目吧。它道出了寫作的殘酷和現實對文學的全部內涵來。不要忘記，張賢亮和陸文夫，都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優秀的作家。他們的結局，也將是我們的命定。當然，誰的寫作，都不是為了追求不朽。魯迅和曹雪芹，也都是為了寫作而寫作，而非為了不朽而寫作。但命運讓一個人過早地看到他一生追求的結局是怎樣時，那種挫敗感，就有著無法說的淒楚和傷痛。

聽到泰戈爾在死亡之前，嘆息自己一生努力而一事無成時，而有哪位作家、詩人能不為自己文學的挫敗而默言、無奈和沈默呢？所以說，我是深知失敗最是作家命定的生活和寫作的命運了。

蔣方舟：你之前的《丁莊夢》曾經被改編成電影，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影像化？

閻連科：我始終認為，電影這件事情與我沒有太大關系。就像種子公司將一把菜種、一粒樹種賣給別人後，人家種與不種，種在哪兒，用怎樣的方式培育、養成都與種子公司沒有關系那樣。顧長衛的《最愛》也確實是根據《丁莊夢》改編的，可那除了他與我共同收獲了一把辛酸淚，其實已經再無他獲了。我最想被改編成電影的小說是《年月日》，這中間我和顧長衛等人共同努力了七八年，劇本幾易其稿，現在看來也是窗子對風的收獲吧。這些經歷與過程，讓我更堅定地認為，文學才是作家的立身之本，而非影視的改編與熱鬧。

蔣方舟：對於你的作品，我最喜歡的是《四書》，看得人心驚肉跳，時而想要躲在地底下，時而又想高高地飛起來。你是如何構思這部作品的？

閻連科：就長篇寫作言，《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寫作那幾年，我體會到了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感，之後我的寫作被他人和自己約束了。直到創作《四書》時，這種感覺才又重新找回來，並被我牢牢地抓在手裏和筆端。說到構思，是1990年我在軍藝讀書時，有位同學是蘭州軍區的，他曾經在坦克部隊服過役，說他們的坦克部隊，在甘肅的沙漠訓練時，烈日之下，沙漠之上，一輛輛隆隆的坦克車從沙地開過去，忽然發現鐵輪下有一根根、一片片的白色骨頭露出來。後來坦克車停下後，大家撿起那根根片片的骨頭查看時，驚異的發現那些骨頭都是人骨頭。

再後來，就知道那片沙漠上曾經在“反右”時，是“五七”幹校了，是我們值得敬重的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紀事》那地方。那根根片片的白骨頭，是一批知識分子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留在那兒的生命和遺跡。這就是《四書》故事構思的開始。對我來說，小說構思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人都講的寫什麽，另一部分是很多人都講的怎麽寫。寫什麽自然是指內容和故事了。怎麽寫就到了講故事的“講”上去。《四書》從九○年構思開始，到楊顯惠老師的《夾邊溝紀事》，2000年前後在《上海文學》連續發表我都沒有寫，這是因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寫。加之後來我寫作命運的風風雨雨，波波折折，直到2009年所謂的“聖經語言”和四本書的“書摘體”走進腦子裏，也才算構思成熟，可以動筆寫作了。

對我言，所謂構思，多都不在故事間，而在講故事的方法上。我的構思不是構思故事，而是“尋找方法”。靈感，不是讓我張嘴，而是讓我怎樣張嘴，發出怎樣的聲音來。回到《四書》的方法構置上，2009年很偶然的一天裏，在我從家去人民大學的路途上，腦子裏忽然跳出了一個異常奇怪的畫面和念頭：我想如果有個人有一把槍，那支槍裏有子彈，他見了誰都要把槍遞給人家說：“你開槍把我打死吧！”“你開槍把我打死吧！”科長、處長、情人、父母，如果他見誰都這樣遞槍要求對方開槍把自己打死時，那該是怎樣的場景和畫面——於是，“孩子”的形象和講故事的方法同時在我腦裏產生了。有了那樣的“講法”，原有故事的碎片也就完整了，齊全了。

甚至可以說，在那一瞬間，是講故事的方法帶給我了一個不得不講的故事。這就是《四書》的產生。也就在2009年5月的那一天，我去人民大學辦事的第二日，我開始動筆寫下了《四書》的開頭：“大地和腳，回來了。”

蔣方舟：在你的寫作生涯中，有沒有過讓自己後悔的寫作？還有什麽一直想寫而未寫的題材？

閻連科：說到讓自己後悔的寫作還是有。比如《丁莊夢》，是讓我自己最後悔的一次寫作。那故事充滿著作家講述的謹慎而非自由和狂放。

說到想寫而未寫的題材，那就是我在部隊待了26年，而我所在的部隊，又有著非常特殊的經歷，比如“解放台灣”的一江山島之戰，“沙家浜”的榮譽光環，孟良崮的浴血生死，七九年的“自衛反擊”等，這些歷史和歷史中作為人的軍人們，凡此種種，我都沒有開始去寫去觸碰。對我來說，我能講的獨特故事太多了，只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去講它，似乎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和體力講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