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我牽線搭橋，促成了陳敏之與顧準的兒子高粱合作，編成《顧準文存》四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樣，顧準留下的文獻，基本就都“出土”了。顧準研究再次成為思想界的熱點。

這件事使我得到北京知識界一些朋友的認可。這也給了我更大的活動空間，更多的做事機會。

1998年夏天，光明日報出版社的徐曉和我商量選題，我建議整理出版遇羅克的遺著，她十分認同，並邀請徐友漁合作。我們三人不到一個月就把《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編出來了。徐曉原計劃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社領導提出要送審，於是，又轉到中國文聯出版社。

在編書過程中，我們一直設法與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聯系，找了許多線索都中斷了。直到開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題為《遇羅克是誰》的短文，卻意外地接到了遇羅文的一個傳真。他看了報，通過編輯問到我的電話。聯系上的時候，那本書已經出了軟片，開印在即。只好請他寫了一個簡短的《跋》補在書末，來不及讓他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和遇羅文相識以後，我感到他心裏有太多的話要說，他的經歷本身就蘊藏了一頁珍貴的歷史。他年齡比我稍長。他和家人所承擔的苦難，遠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議遇羅文寫一本回憶錄，記錄他的經歷和全家的命運。遇羅文接受了建議。他從1999年初動筆，秋天就完成了這本書。書名《我家》，樸素而意味深長。遇羅文詳細記載了《中學文革報》誕生、發展、夭折的始末。這份報紙雖然只是當時數以千種的小報之一，只出了7期，活動不到半年，是一群沒有辦報經驗的年輕人倉促地辦起來的，但他們代表著良知和正義。它因聲張人權思想而誕生，又因人權思想為當時政權所不容而夭折。它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個特殊的坐標。在整個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新聞報刊史上，都堪稱最輝煌的一筆。經編輯郭沂紋的努力，2002年這本書終於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我還想推動另外兩位思想烈士的遺著在大陸出版，未能如願，退而求其次，我和金鳳合編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編的《陸蘭秀獄中遺文》，只好拿到海外問世。

在參與出書的過程，我有一個體會，同樣是出書，有的書影響只在專業領域以內，有的影響到專業以外，超越了學科、行業，地域的限制，可以公共領域，會對全社會的價值取向發生影響。對於這種有公共影響的選題，應當特別關註。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黃萬裏。他的專業是水利。但他在中國，又是工程技術領域知識分子的一個象征性人物。50年代三門峽水庫上馬，只有他一個人站出來反對。不久被打成右派。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工程是50年代工程建設的最大敗筆，後遺癥到今天也沒有消除。200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馮克力、張傑來北京組稿，和我商量選題。我說在網上看到戴晴介紹黃萬裏的文章，感觸很深。馮克力提議和黃萬裏聯系，在《老照片》上介紹一下他的故事。經李銳老幫助，我們得到黃老電話。和黃老約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見面。當時趙誠正好在我旁邊，願與我們同行，於是一起來到清華大學黃萬裏家。黃老當時已經89歲，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進入正題，與我們談起他的水利思想。他從黃河的特征談起，他說，人們因黃河挾帶泥沙而認為它是害河，其實，黃河是一條好河，正是這些泥沙沖擊成了黃河三角洲平原，成為中國最大的三角洲，比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這片大平原，養育著幾億中國人口。“黃河清，聖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規律，是荒唐的。過去知道三門峽工程是新中國建設史上最大的敗筆之一。但黃老對黃河的分析仍然讓我眼界大開。黃老興致勃勃，侃侃而談，兩個多小時仍然意猶未盡。馮克力、張傑忙著翻拍照片。只有趙誠臨時作了一些筆記。告別黃老以後，四人商量，這個專題怎麽做？趙誠自報奮勇，文章由他執筆，寫成《但教莫絕廣陵散》和黃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於《老照片》十五輯上。文章發表後，社會反響十分強烈。黃老本人也頗為滿意。當時，我曾向趙誠建議，你的文章發表後，黃老對你很信任，你不妨與黃老商量，找他錄音訪問，幫他作口述史。趙誠征求了黃老的意見。黃老說，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寫回憶錄！然而沒過多久，黃老前列腺癌發作，身體狀況急轉直下。2001年8月26日與世長辭。馮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組織一本《黃萬裏傳》。我提議請趙誠撰寫。趙誠向黃老的家屬表達立傳的願望，得到支持。他們把黃老的日記、詩詞、書信、一些未曾發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給趙誠參考。趙誠十分慎重，用兩年多時間，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尋訪黃萬裏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學生，盡可能地搜尋第一手資料，使傳記的內容更加豐滿。

書寫成了，出版並不順利。山東畫報出版社和他簽了合同，領導不敢履約。又找了幾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年4月，出版家劉碩良來北京辦文化公司，問我有什麽選題。我介紹了趙誠這部稿子。正好劉先生對黃萬裏的價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趙誠的書稿，經過精心打磨設計，2004年7月，此書以《長河孤旅——黃萬裏九十年人生滄桑》為名，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一個是王蕓生。他是民國時代《大公報》的總編輯。是新聞自由，獨立辦報的象征性人物。我認識了他的兒子王芝琛。王先生1961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指揮儀專業，一直從事國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親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邊陪侍，向他追憶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蕓老雖然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但畢竟是有過大閱歷的一流報人，他預感到，國人對20世紀的歷史評價，將會出現重大的變化。於是，向兒子說出了郁悶在自己心裏多年的話，談到一生經歷的很多重大歷史問題，比如中蘇關系、西安事變、《大公報》和國共雙方的關系等等。他一邊說，王芝琛一邊錄音。王蕓老體力已經很差，有些問題只是點到為止，語焉不詳，王芝琛當時不能完全理解，但畢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線索和鑰匙。父親臨終的心願，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歲，決定提前退休，專門從事與《大公報》相關的歷史研究。王芝琛從小就喜歡文史。退休後如鮫龍歸海，很快發表了很多重評《大公報》的文章。他選擇的細節，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幹凈利索，快人快語，沒有一句廢話。2000年夏天，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王建勳找我策劃《學燈文叢》。我建議將王芝琛的文章結集成書列入。王芝琛很高興。2001年9月26日，是王蕓生百年誕辰。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報》百年紀念。這本名為《百年滄桑》的文集問世之後，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響。香港《大公報》舉行了隆重的百年慶祝，王芝琛的觀點幾乎成為輿論的共識和紀念的基調。潑在《大公報》身上的汙水蕩滌一清。以文人論政，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特色的《大公報》，重新得到學術界、思想界和新聞界高度評價。王芝琛不以新聞史研究為業，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貢獻，卻遠遠高於許多專業人士。沈陽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也來向王先生約稿，請他寫《王蕓生傳》。為父親立傳是王芝琛的宿願。無論講資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傳的最佳人選。2002年新年春節期間，他廢寢忘食地趕寫此書，按時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將書稿交給領導審閱。領導卻說，這本書既不能得大獎，又不能賺大錢，出它幹什麽？出版社拒絕履約，而且不作任何補償。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的信，告訴我查出癌癥，病得不輕，希望想想辦法，讓他有生之年看到傳記問世。他那年才六十七歲，和他多次來往，覺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麽突然間遇到這樣的災難？於是，我把王芝琛的書稿推薦給劉碩良先生，請他盡快出版。他痛快地答應，三個月內一定讓這本書印出來。

2004年9月初，《一代報人王蕓生》問世，接著被《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聯合主辦的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評為2004年度歷史傳記類圖書獎。鳳凰衛視《口述歷史》欄目也采訪了王芝琛，播出了題為“一代報人王蕓生”的專題節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歲的老大公報人，湊了幾萬元，要捐給王芝琛治病，向他表達為《大公報》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沒有接收這筆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後，王芝琛與世長辭。

一個是孫越生，他是王亞南的學生，畢生致力於研究官民關系，80年代寫了一本《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面對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別是當代社會的官民對立，他認為不是官員的作風問題，人類文明的基本矛盾。他從人類的起源、國家的職能入手，構成了一個獨創性的理論體系。對於中國實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憲政，有深刻的啟示。他80年代末就寫成了這本出，但出版受阻。1997年他去世之後，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輝都覺得應當讓他的遺作問世。但嘗試了多次，都功虧一簣。2008年，朋友謝泳趁著紀念廈門大學老校長王亞南的機會，寫了一篇長文《從王亞南到孫越生》，在《新京報》發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編輯林冠珍的註意。今年，她從我處拿到孫越生遺稿的電子文本，我又介紹她與孫越生的女兒取得聯系，終於讓《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與公眾見面。袁偉時先生讀到這本書，感慨孫越生是又一個顧準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學者讀後也擊節稱讚。申張民權，限制官權，已成今日中國政治的當務之急。孫越生的遺著破土而出，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