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遺憾的是，這一極為不公正的惡法，又延續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期間，中美結成抗日同盟。無論從基本道義還是從抗日利益出發，美國政府都再也無法實行可恥的《排華法》。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要求下，1943年國會廢除了所有的排華法，改正這一“歷史錯誤”（羅斯福語），華人獲得了與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權。但是，由於長期排華的結果，美國人口中的華人數量已經從排華法開始時最高峰的10萬多人，減少到了7萬余人。根據1920年代美國移民法基於美國人口構成來源所確定的移民配額，華人只獲得了區區105個移民配額。

在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推動下，1965年美國通過了新移民法，剔除了種族標準，確定了家庭團聚和技術優先原則，中國獲得了與其他國家同等的2萬個移民配額。不過，當時新移民法的提出者，並無促進華裔和其他亞裔移民的考慮。他們認為，由於亞裔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的0.5%，當年入境的亞裔移民也只有2萬出頭，僅占同年美國移民總數的5%。因此，他們相信，家庭團聚的原則有利於歐洲移民。但這一法律的實施結果，卻為華人“用足政策”提供了機會，因為華人對家庭血緣關系的重視超過了任何其它移民群體，浩瀚的太平洋根本無法割舍家族間的聯系紐帶。以1985年為例，81%的華人移民是以家庭成員的身份來美。

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後，美國給台灣額外增補了每年2萬個移民配額。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美國給香港的移民配額也從1萬增加到了2萬。這樣，兩岸三地每年移民美國的配額達到了6萬之多。這個頗讓其他國家羨慕和嫉妒的華人移民配額，顯然包含了一些政治的考慮。此外，還有來自兩岸的大量學生移民。1950-1970年間，美國接納了3萬余名台灣留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通過就業和通婚變成了合法移民。1989年政治風波後，大約有6萬余名中國在美的留學生和學者獲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成為了移民。這些移民一旦獲得合法身份，便根據移民法中的家庭團聚條款，開始為各自的父母、配偶乃至兄弟姐妹申請移民，形成了一股不斷擴散的家庭移民網絡。所有這些移民群體匯合在一起，形成了華人移民美國的大潮，最終在短短的二十年，將華人人口從從1980年的81萬，增加到了2000年的290萬。顯示華人社區在美國蒸蒸日上的另一個標志是，每年據說有十萬中國的退休老人訪問他們在美國的子女，為他們照顧下一代。

（六）

19世紀的華人移民，對母國的影響，至少在經濟上非常有限。他們人數不多，到1900年時，才接近9萬人。而且，他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很低，基本上從事餐飲業、洗染業和雜貨業，收入有限，只能以有限的僑匯來幫助家鄉的人脫貧。不過，在政治上，他們還是有不少的影響，對反清的辛亥革命貢獻猶大，故中山先生稱讚“華僑乃革命之母”。然而，就他們對所在國美國的影響而言，可謂微乎其微。

20世紀後半葉的新一代華人移民，雖然與以華工為主體老一代移民有著歷史的傳承關系，但是，卻擁有完全不同的素質和歷史機遇。新一代移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其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高達41%，而美國總人口中這個比例不過是20%。他們就業的領域也都是醫藥、工程、技術和教育等方面，可以說是美國社會中的技術精英。因此，他們具有能夠聯系和加強中美關系所需要的知識和專長，其對母國的價值遠遠超出了老一代移民的“僑匯”。利用過去難以想象的便捷廉價的通訊和交通工具，他們能夠借全球化的東風，建立起跨越太平洋，聯系中美兩國的商業、移民和交流的網絡。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過去30年的迅猛變化和加入國際社會的堅定步伐，為他們建立這些網絡提供了無窮的機會和動力。

此外，一個本質的變化是，新一代的移民，利用自己較高社會地位以及獲得不久的政治投票權，參與到美國的政治運作，開始嘗試著影響中美的政治關系。對此，一本研究美國華人角色的最新著作概括到：“與任何歷史時期相比，美籍華人都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活躍地參與兩國關系，積極發表意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如此關註，在主流社會的文化和政治媒體中扮演如此引人註目的角色。他們的新角色源於其社會經濟地位之改善，族裔意識的提高，同中國社會保持密切聯系的實力及隨之而來交往，雙方國內政治氣氛的寬松，以及兩國人民對各自文化的欣賞。”11

可以有把握地說，由美國華人構建起來的與中國的多重聯系，最終可以為中美政治關系的穩定和改善提供底層基礎。與此同時，中國國力的持續增長和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也改善了華人在美國的社會、經濟甚至是政治地位和聲望。華人在美國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與母國所建立起來的眾多網絡，猶如長流的細水，滋潤了因為政治爭執而時常生澀的政府間關系；而中美關系政治關系的穩定、改善和發展又為他們提供了更多個人和群體的機會。這一良性的互動關系必將成為21世紀中美關系的新景觀。

當然，預言“在21世紀裏，包括華人在內的非官方雙邊夥伴關系，將能制止美中間的矛盾沖突”12尚為時過早，但是，非官方的夥伴關系將有助於雙方的相互理解，緩沖官方關系因為戰略和政治的分歧而產生的大起大落，則完全是可能和可行的。如果說，1970-80年代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主要是基於反對蘇聯擴張的戰略合作，1990年代中美關系的恢覆和發展有賴於不斷增強的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那麽，進入21世紀的中美關系，很可能會因為在美華人推動的民間交往而進一步深入和鞏固。

註釋：

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中國與美國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18.

2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93頁。

3張慶松：《美國排華百年內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64頁。

4梁碧瑩，第105頁

5梁碧瑩，第142-3頁。

6張慶松，第140頁。

7梁碧瑩，第164頁。

8張慶松，第344頁。

9梁碧瑩，第299頁。

10張慶松，第358頁。

11孔秉德、尹曉煌主編：《美籍華人與中美關系》，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第6頁。

12孔秉德、尹曉煌，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