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火車在戈壁灘上爬行。車窗外是一片夕陽下的金黃。朝北望，遠遠的合黎山在霧靄後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連山離得近些，在暗黑的峽谷陰影上，聳立著金紅而明亮的石頭山巖。時斷時續地，鑲嵌著一些雪峰，夕陽下，也染著一片暖烘烘的淡紅。一片片雲，在戈壁灘上灑下一片片影子。列車正行駛在兩山夾峙的一條寬一二百公裏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兩個字，是因為開闊的戈壁灘上既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著一些駱駝刺，缺少近景的對照，顯得火車好像開得不快了。

我們是傍晚從酒泉擠上車的，現在正往蘭州方向駛去。

我說的“我們”指的是我與常老。硬席臥鋪車廂已經滿員，幸好，從烏魯木齊開出的這趟列車給酒泉站留了幾張臥鋪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區革命委員會交涉，打著“常書鴻”的牌子請他們幫我們搞到了兩張，才得以上了當時千金難求的臥鋪。

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

讀者千萬別想著憑“常書鴻”這三個字在那時還可以受到什麽特殊的照顧，恰恰相反，那只不過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區乃至甘肅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蘭州治傷，必須看住他，不能讓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這種要求的。不久前，名為“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剛剛在酒泉展出過，海報貼得滿城都是，使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

上車後卻又犯了難，原來拿到的兩張票一張是上鋪，一張中鋪。上鋪當然歸我，但常老的這種狀況，如何爬得上中鋪？我只得扶著常老，向一位坐在下鋪的旅客商量：“‘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們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鋪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請您幫個忙，把下鋪讓給我們？”他打量著我所說的“老同志”：穿著沾滿汙漬的舊中山裝，上面隱約顯出一條圍裙的影子，腰裏胡亂栓著一條皮帶，花白的頭上頂著一個帽沿搭拉著的舊軍帽，儼然一副“領導階級”模樣，立刻就答應了。常老一直彎腰站著，手裏拎一個小包，沒說話，只感激地向這位旅客點點頭，也用同樣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頓好以後，我覺察這位旅客還有兩位同伴，都是幹部模樣。他們發問說：“你們在酒泉工作？”

“不，我們是從敦煌來的，在酒泉治傷沒治好，現在到蘭州去。”我回答。

“敦煌我去過一次，那裏的千佛洞現在怎麽樣了，‘破四舊’了嗎？”

他說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後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們多半只稱它千佛洞。

“還好，有一次城裏的紅衛兵要來破，有人事先來電話報警，我們趕緊報告了縣武裝部，請他們出面，開著汽車追，把學生中途擋回去了，沒來成。所裏當時有兩派，但在這件事上大家還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絕對不能破壞，守土有責！”

我說這話時，常老聽得很用心，露出寬慰的表情。顯然，他還不知道這回事，沒人告訴過他。

“那你們就在那裏工作了？”

我馬上意識到話說多了，含含糊糊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了。

二

自打“文革”一開始，常書鴻先生便被揪了出來，天天和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在地裏勞動。畢竟六十多歲的人了，挖不動土，揚不起鍁，便改任幫廚，每天在廚房洗菜摘菜，成了這身打扮。

但“常書鴻”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卻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了。那是62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寧，原來所在的單位建築設計室撤銷了，當了中學老師，忽然讀到徐遲先生寫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裏面的主人公尚達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無上的崇敬。尚達在巴黎學了十年油畫，一天，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為敦煌藝術的魅力感到非常驚訝，決心提前回國。43年從重慶奔赴敦煌，創建了隸屬於當時教育部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後終生投身於敦煌石窟的保護、臨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顧難以在這個偏遠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堅守敦煌。

《祁連山下》描述說：

我們的畫家跑到國外，跑遍了歐洲的城市，看到了不少祖國的名貴作品以及外國的作品。他在巴黎住下來了。在巴黎，在著名的羅浮宮、羅丹館、印象主義館、小宮廷、獨立沙龍以及在許多畫廊、畫展中，陳列著多少傑作名畫呵！人人能到那裏去鑒賞那些名作。……喬陀、拉斐爾、達芬奇、密開朗琪羅、蒂襄、艾爾•格萊可……這些令人醉心的名家的輝煌的作品！

……中國古典繪畫，自唐宋以後，山水畫造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達的靈性之純粹，他是嘆服不已的。盡管這樣，他還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滿足。他總覺得，這只是繪畫藝術的一支，山水畫的支流，卻流得很長。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畫，可惜流傳下來不多，只有文字記載，因而無從判斷。那倒應該是繪畫藝術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得不遠，且不知流到哪兒去了？

……還在巴黎時，他就看到過敦煌的寫本。這些稀世之寶不屬於他的範圍。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畫的原件殘品和印刷品。當時就有一個感覺，寫本不過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畫才是它的主體。那時候他渴望著有一天能看到原作。

……（回國以後）在與一些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往還中，尚達聽到了甘肅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況。當時，人們更多的註意還是那一大批經變寫本。可是，關於壁畫，卻還沒有怎樣重視，仿佛沒有這一種寶藏似的。忽然，他決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涼、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畫卻燃起了一陣光耀的火焰。

我當然知道《祁連山下》“尚達”的原型就是常書鴻先生。常老曾經與徐悲鴻、黎冰鴻一起，並稱為“留法三鴻”，都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然會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樣，但尚達與常老，無論是精神世界還是人生經歷，都非常相合。讀到這篇作品，心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該有多好！因為我的老師梁思成先生曾經告訴過我，敦煌唐宋壁畫裏畫著無數的建築，大大填補了現存唐宋建築實例的不足。

機緣真是太湊巧了，幾個月以後就得到梁先生托人帶來的一個口信，問我願不願意到敦煌去，我當然馬上給梁先生寫了信，下了決心，經過梁先生的努力，63年隆冬，終於調到敦煌。這些，前文中都談過了。

轟地一聲，火車沖撞了兩下，將閉目靠坐著的我從回憶中驚醒，躺在鋪上的常老也醒了，我們又回到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