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認同意識與香港

筆者尚未找到香港的中國籍居民對來自中國本土旅行者或是對他們所寫的遊記直接做出反應的資料。因此，筆者在此采取遷回的方式，探討香港人對中國具有的態度。

上述所引陸丹林遊記從反面可說明，中國籍的香港人欲成為“黃色的白種人”傾向非常強烈。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可輕易判定他們全都不具有任何對中國之一體感，即中國認同。因為香港的人口結構非常覆雜：香港割讓給英國後經過60年，其人口增加了50倍，而大多數是來自中國大陸，在這種量的變化外，也帶來了質的變化，即中國籍的香港居民本身在無形中區分為華僑與華人。然而，直接與香港牽涉利害關系的兩個國家的國籍政策非常明確。

英國政府雖然規定一直住在香港的人皆為英國女王之臣民，但事實上承認雙重國籍。按照此種國籍政策，香港官廳文書上的記錄不區分華僑或華人，皆是“華民”。清朝與中華民國政府則站在血統主義的立場，認定他們皆為其國民。在此，筆者重視的不是法律上的身份，而是他們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認同意識。

我們再以以語言問題為線索，尋找接近他們所具有的文化認同意識之路徑。有位旅行者對香港至九龍半島的渡海地方的名稱有著有趣的回憶。此地名之發音為“尖沙咀”，他卻聽成“金沙雄”而感到廣東話很難聽懂。如此，因為出身廣東者占多數的香港居民所使用的廣東話與國語在溝通上出現障礙，所以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必須在香港普及國語。對於說廣東話的人必須使用國語的理由，1935年訪問香港的胡適有這樣的說明：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卻流行很廣，廣東話也是一種活的方言，但相對流行不廣，因此應當通用國語。但是“現在廣東很多朋友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是提倡讀經書”。

那麽，他們為何愛使用廣東話，甚至提倡讀古文與經書等等？欲維持傳統學術，而否定中國本土流行的新文化？一位旅行者的記錄告訴我們，其原因不純粹是為了維持已習慣的文化慣性，而是存在更積極的理由。據他所言，香港依然繼續維持傳統學術的原因，是為了“易於統合，中英兩舊勢力相結合”之結果。香港學校數量頗多，但政府設立的學校實行“大英帝國為中心”的教育，中文雖為課程之一，然而僅教“子曰、之、乎、也、者”。他之所以如此主張，是為了強調香港絕無學術思想存在。由此我們可看出，傳統文化的維持也許是一些精英刻意努力的結果。

1927年魯迅訪問香港時，在香港青年會做過演講，他也曾諷刺，清末革命派為了“排外”而提倡的口號“保存國樣”。“不料20年後”，卻為達到中西文化融合之目的，而被香港外國當局所覆蘇之戲劇性。因此，居住於境界線的另一邊、並逐漸被西化的香港內部的中國籍居民，為達到整頓本身所具有的不穩定認同意識的目的，也許是借著保守性傳統文化的力量，以試圖重新建構中國文化。筆者認為，這應可稱之為地域化（即香港化或廣東化）的中國文化。

為有助於了解，我們必須先檢討香港大學如何看待中國文化。1911年3月正式開學的香港大學，早期開設的中文科目只是一年級的共同科目，可是1927年正式設立了中文學系（或中文學院）。試圖使它成為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融合的據點。這種變化，一部分是兼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SirCecilClementi）個人嗜好的作用，但主要是因1925年省港大罷工而達到高潮的1920年代前半朔的香港（與廣東）反帝民眾運動影響的結果。香港當局為維持中國與英國之間的關系及爭取中國籍居民的支持，在香港大學成立了教育、研究中國文化的機構。

在此，我們必須追問，當時為什麽選擇是保守的傳統文化，而不是正在流行中的新文化思潮？有研究者分析，那是為了維持社會安定，即香港政府以獎勵傳統中國倫理的方式，達到牽制從內地延伸來的左右派思潮的目的。當然，這種政治性動機存在於香港當局與上流階層的中國籍居民中，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應從中國籍居民的文化心理世界中尋找。1935年出任中文系主任的許地山的發言，可以證明這一點。通過對中國籍居民一年多的觀察，來自大陸的他了解到香港之所以蔓延著較重視傳統經史學間的風氣，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傳統經史學問更具有崇高的精神。如此，保守文化在香港發揮了普遍的影響力，因為它不但對上流階層，而且對一般居民的心理也產生了作用。

五、旅行回程

筆者的旅行到此結束，可我到底看到了些什麽呢？

筆者首先獲得的收獲是，出發旅行之前所預測的近代中國人對香港具有的兩個印象，即“近代的象征”與“國恥的象征”。從實際訪問香港的旅行者經驗世界中得到了確認。而且也了解到，表面上互相矛盾的這兩種印象，在他們的內心世界牽連在一起。甚至，香港的自然環境亦被認作整個都市風景的一部分，而成為他們的近代經驗。這一切說明中國人近代經驗的分裂與覆雜性。

香港旅行者所具有的共同點是，他們大部分是中國本土都市的中產階級，而且他們滯留一段時間後留下了記錄。因此他們的所見所聞就是他們自己凝視的“香港”，即他們的文化傾向所表現出的經驗世界。然而，這不可能與被他們凝視的香港中國籍居民的經驗世界完全吻合。

長期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常使用廣東話，同時具有“地域化的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之世界，尋找獨特的認同意識。筆者在旅行中得到的珍貴的收獲即是，遇到了來自中國本土的旅行香港者反映出的被凝視者的視角。

香港的中國籍居民，在中國的治政者割讓給“別人”的土地上，實際擁有“九成的土地”，形成了（殖民地）近代世界。來自大陸的旅行者重視這一點並評價說：“香港的生機早操在僑胞們的掌握中了，所未恢覆的，不過是管治的主權而已！”其實，香港社會雖在英國殖民者統治下，但因為是“小規模”的殖民地政府，形式上也並不存在政府應當掌握的中央銀行、民間的各種職業團體或商會負責其功能。殖民地香港的這種特征，使我們不能輕易地（站在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立場）認為其殖民地史為黑暗的歷史，相反應以其作為了解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條件之核心。

關於這一點，生存於中國境界線之外的同時代的一個韓國人，在訪問境界線以內的香港後所留下的遊記中有一段觀察內容，值得我們註意。筆者想引用這段話來結束短短的遊記：

我想尊待香港的中國人為世界一等國民。雖市街的整理技術與設計是接著外人的力量，但完成是靠他們的堅定的力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是英國的領土，中國人卻擁有了一切的經濟勢力。

（作者簡介：白永瑞，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院長，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長，韓國思想刊物《創作與批評》的主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以及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近年從事有關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教育(束力)語與朝鮮學校教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東亞的地域秩序：從帝國到共同體》、《從周邊看到的東亞》、《作為發現的東亞》、《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等。）（收藏自2014-10-11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