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似乎用狄更斯的這句話作為開頭來評論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再合適不過了。技術改變生活，讓社會進步，但我們在得到一些東西的同時，也必然失去了一些東西，遇到了一些麻煩。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從印刷機時代講到了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時代，從以文字為中心的信息傳遞講到了以圖像為中心的傳播。作為一個技術悲觀主義者，他在不斷地歌頌技術的偉大，只不過歌頌的是過去的技術，而非未來的技術。

 其實，從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來看，從機械時代到電子時代這種技術解放人類的進步無可厚非。把覆雜的事物簡單化始終是我們的剛性需求，無論是基於圖形交互的Windows取代DOS，還是如今微信的成功，無不驗證著這一必然的趨勢。

 只是波茲曼在批判電視文化的同時，在更深層次上提出了一個問題——技術在給人的生活做減法的同時，是不是也給人的思維能力做了減法。

 而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裏，這樣的問題似乎更是亟待我們去思考。

 連續性的缺失

 波茲曼覺著電視播音員說“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條新聞”是殘忍的，因為這讓信息的表述不具有連續性，但是他沒有想到，幾十年後微博將這種殘忍做到了極致。

 或許我們上一條看到的是自然災害帶來的慘狀，下一條就是讓人笑得前仰後合的糗事百科。

 傳統媒體是在“蓋棺定論”似的傳遞信息，而微博傳遞信息則是漸進的。我們很難在微博上看到一個事件的全貌，在不斷地刷新中，或許我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錯過什麽。而且這種不小心的可能性是極高的，因為我們接收的信息是過量的。更何況，即便是我們掌握了事情的全部，也很難用140個字把事情說清楚，哪怕我們用的是精煉的古文。

 而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信息的不確定性更加嚴重。

 不確定性的增加

 信息的基本作用就在於消除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認識的不確定性，但電子媒介卻讓一切背道而馳。

 波茲曼認為電子媒介創造出了一種“假信息”，從而改變了“得到信息”的含義。他所說的假信息“並不意味著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產生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面的信息”。

 現在看來，似乎這一切用來形容如今新媒體環境下的信息似乎更為合適。

 信息不確定性增加的另一方面，其實就是信息的真實性受到沖擊。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我們很容易將事件的一部分當做事件的全部，結果就成了盲人摸象，管中窺豹。

 而且，新媒體即時傳遞信息的特點，更是讓很多真假莫辨的信息沒有經過把關，就直接傳遞給了公眾。最終錯誤地設置了社會議程，刺激了公眾輿論情緒化的一面。

 邏輯思維的淪陷，情緒化的泛濫

 電子媒介環境下思維能力的喪失是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最擔心的事情，他認為電報是機械時代與電子時代最為顯著的分水嶺，因為“電報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它的傳播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釋信息或分析信息”，“對於電報來說，智力就是知道很多東西，而不是理解他們”。

 如果說電報只是一個開始，電視是一個發展階段，那麽如今依托於互聯網的新媒體們則是整個浪潮的一個高峰。

 我們獲取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卻並不願意、也沒有時間去理解它們，因為時間都用在了獲取所謂的海量資訊上了。

 而缺乏具有邏輯性的思考，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情緒戰勝了理性。我們很少去思考我們讚同或反對的東西究竟合不合理，只是覺著某句話或某個觀點很符合自己的想法，於是就去轉發，去評論，去頂貼。

 在新媒體這個平台上，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情緒的引爆點。無論是常見的“仇視X二代”，還是最近利用網民懷舊情緒大搞社會化營銷的《致青春》，都是利用了某個群體、或是大多數公眾最容易被調動的情緒點。

 這些如果做得好，或許我們可以走進電影院看一部不錯的電影。但更多的時候，波茲曼的擔心還是應驗了，這種缺乏思考的信息傳播用錯了地方，於是乎，群眾就變成了群氓。

 最近新京報記者躺槍成為“表弟”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先是“紅會工作人員疑似戴名表”的微博發出，大家一看到“紅十字會”這幾個字眼，神經立馬興奮了起來，一時間群情激奮，不遺余力地將紅十字會給痛罵一番。最後真相大白，照片中的人是新京報的記者，而那塊表更是僅僅花400元買的。只是著名微博鑒表人花總前面推波助瀾的微博和後面道歉微博的轉發數對比（16萬對1萬），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

 嚴肅性的解構

 真不知道如果波茲曼看到如今社交網絡上的那些信息時，到底會作何感想。

 似乎正如波茲曼所言，電子媒介技術本身就不具備嚴肅性，而這種技術的內在偏向導致了信息嚴肅性的解構。

 《娛樂至死》在第一章就提到“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文化的內容”。盡管這樣的論斷似乎有點犯了技術決定論的錯誤，忽視了文化生成過程中很多社會性的原因，但是一樣值得我們去深思。

 當覆旦投毒案在社交網絡上演化成一股“感謝舍友不殺之恩”的調侃時，互聯網這一媒介似乎已經改變了原有信息的內容。

 原本對於事件本身更為深層次的思考，也被這種戲謔給輕易地沖淡，任何看似嚴肅的東西被放在網上，或多或少都有些“跑偏”。幾十年前，波茲曼批判那些電視辯論類節目，認為他們讓嚴肅的問題娛樂化，而我們如今遇到的問題似乎更加嚴重。因為話題的討論者已經不僅局限於電視屏幕上的嘉賓了，而是延伸到了所有的社會公眾。

 在現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再讀波茲曼這本《娛樂至死》或許依舊沒有過時，因為書中提出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反倒是更加的嚴重。

 最後就把波茲曼在書尾的那段話放在這裏，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時刻感受到頭頂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吧。

 “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笑，以及為什麽不再思考。”（收藏自2016-02-02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