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狂歡”已成為互聯網時代社會成員的“第二生活”，網絡狂歡現象也顯現為網絡社會生活的重要景觀。在以網絡事件、網絡流行語等為核心凝聚紐帶的網絡狂歡中，人們聚到一起，享受狂歡活動帶來的群體同在感與共同感，形成網絡狂歡共同體。包括狂歡共同體在內的諸多網絡共同體的出現反映了互聯網時代社會成員的共同體需求，反映了個人與共同體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關系，是在傳統共同體逐漸消解的形勢下日益原子化個體尋求的網絡團結，是風險社會視域中個體群體歸屬感在網絡空間中的顯現。同時，這些網絡共同體的出現，也反映了互聯網時代中共同體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撐和維系。

標題註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互聯網時代社會認同整合機制研究”(13YJC840049)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網絡社會的結構變遷與演化趨勢研究”(15ZDA045)的中期成果。

作者簡介：張榮(1979- )，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網絡社會學。 張榮，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

在當前中國快速的社會發展和變遷過程中，社會成員的流動性增強，傳統共同體紐帶逐漸斷裂，人際之間的聯結弱化，社會風險日益增多，社會焦慮普遍彌漫，由此，網絡狂歡因其超時空性、即時互動性、對大規模人群的可容納性等優勢，逐漸凸顯成為人們開展狂歡活動、釋放社會情緒、排解社會焦慮、滿足群體歸屬感的集體活動形式之一。而正是在種種的網絡狂歡活動中，共同體的形態也在其中得以彰顯。共同體是連接個人與社會的重要中介，是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重要平台、領域及結果，同時還是社會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支點和基礎。因此，“共同體”一直都是社會學研究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重要支點和主要視角，滕尼斯、鮑曼、安德森等也在共同體研究方面相繼提出了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的理論觀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社會空間被分化為現實空間和網絡空間，共同體的形成與展現空間也由原來的單一現實空間分化為現實和網絡兩個空間。在網絡空間中，人們凝聚形成了各種類型的網絡共同體。與傳統共同體相比，網絡共同體具有許多新特點，共同體所反映出的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因此，通過對互聯網時代共同體的研究，探究互聯網時代個人、共同體與社會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同時，共同體還是人們確定社會身份、開展社會認同的重要媒介，也是人們社會存在感和社會秩序感的重要來源。因此在當前我國快速社會變遷的進程中，以對互聯網時代共同體的研究為起點來探究個人、共同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將會為當前我國快速社會變遷過程中“失範”問題的解決、社會整合力的提升，以及良好社會秩序的形成提供某種思路。在諸多網絡共同體中，狂歡共同體是比較具有典型性的共同體類型之一，因此，本文擬通過對網絡狂歡現象的研究，以對互聯網時代的個人、共同體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初步探索。

一、狂歡式：網絡社會生活的重要景觀

“狂歡式”是20世紀俄國思想家米哈伊爾•巴赫金提出的文學理論概念。按照他的理解，中世紀的人們實際上過著兩種生活，一種是“常規的、十分嚴肅而緊蹙眉頭的生活，服從於嚴格的等級秩序的生活，充滿了恐懼、教條、崇敬、虔誠的生活”;另一種則是“狂歡廣場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滿了兩重性的笑，充滿了對一切神聖物的褻瀆和歪曲，充滿了不敬和猥褻，充滿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隨意不拘的交往”。①“狂歡式”生活通常是以民間節日(包括農神節、愚人節、狂歡節、複活節)等形式出現，是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禮儀、形態的總和，是儀式性的混合的遊藝形式，包括種種的慶祝活動、節日儀式及群體形態，是“民眾暫時進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烏托邦王國的第二種生活形式”。②雖然“狂歡式”生活具有一定的時間界限，是平民的節日生活，但種種狂歡節上的表現暫時構成了民眾的“第二生活”，創造了一個世界，並與“第一生活”一起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雙重世界的關系”。整體而言，在巴赫金那裏，“狂歡式”生活具有娛樂性、全民性、平等性、迎新性、顛覆性等特征。

“狂歡式”生活具有古老的歷史，在中國，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等節日的集體活動，包括元宵燈會、舞龍燈、賽龍舟等，都具有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式”生活的意味。據了解，中國的廟會和元宵節等具有狂歡意味的節慶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一系列以歲時節日為核心的集體慶祝活動成為傳統中國人“第二生活”的重要內容，其包括飲食、儀式、娛樂等在內的物質和精神活動也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互聯網時代，一種新的狂歡形式——網絡狂歡開始出現，並逐漸成為人們“第二生活”的內容之一。與現實社會的狂歡相比，網絡狂歡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在現實生活中，群體狂歡的特點主要體現為時空性、全民性、娛樂性、儀式性和飲食性。而在網絡空間中，由於交往方式的缺場性，各種現實生活中的面對面的狂歡行為便不覆存在，人們開展狂歡互動的主要中介為文字、符號、圖片等，因此，語言性成為網絡狂歡的突出特征。

與前互聯網時代的現實狂歡行為相比，網絡狂歡的主要表現形式為話語狂歡。在互聯網這一數字化空間中，參與狂歡的網民主要是使用文字、符號、圖片等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戲謔和譏諷中呈現出網絡狂歡的話語盛宴。盛宴，意為盛大的宴會。在現實社會中，盛宴通常包括美食、節目、儀式及擁擠的人群。但在網絡空間，盛宴的內容則主要為話語。另外，與現實社會狂歡行為的儀式性、行為性不同，網絡空間裏的狂歡現象則具有文本性、數字性，著實為數字化空間中的一場話語盛宴。

如在“雙11”網絡狂歡過程中，一條“雷鋒段子”開始被瘋轉，並為大眾所熟悉，其內容為：“各位男同胞註意啦，別怪我沒提醒你們!記得10日晚10時以後，打開老婆的網銀和支付寶，輸入三次錯誤密碼，才上床睡覺。11日清早起床，第一件事是再打開老婆網銀和支付寶，輸入三次錯誤密碼，再去上班。切記，切記!不要問我是誰，請叫我雷鋒。”

 這條“雷鋒段子”一經出現便迅速獲得大家的認同和喜愛，被人們瘋狂轉發。“雷鋒段子”之所以被迅速傳播，主要原因便在於其極大的娛樂性。通過被精心組織的話語，這個類似笑語的段子對現實社會中夫妻的互動關系、權力模式等進行了戲劇性描繪，再加上對“雷鋒”的戲謔式使用，使得見到這個段子的人都歡樂不已。

 對於社會學來說，“話語”並不陌生，“當西方社會學理論實現了語言學轉向之後，後現代主義也把話語分析作為深入研究各種相對具體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這種話語分析的研究範式往往並不僅僅把重點放在語言本身的意義之中，而是透過語言發現語言背後隱含的社會因素。”③

巴赫金也十分註重對話語的分析，他指出，任何話語都是一個社會事件，話語表述反映著說話者、聽話者和社會語境的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說出的話語都蘊含著言外之意。所謂對話語的‘理解’和‘評價’(同義或反對)，總是在詞語之外還包含著生活的情景。因此，生活不是從外部對表述發生作用：生活滲透在表述內部，代表著說話者周圍的統一存在和生長於這個存在中的共同的社會評價，離開這些評價，對表述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可能。”④現實社會的狂歡活動中，人們的有聲語言、行為，以及形形色色的物體成為狂歡盛宴的主要組成，但在網絡空間中，由於人際交往的缺場性，行為的重要性被隱去，以文字、符號為主的話語的地位得以凸顯，甚至在有些網絡狂歡活動中，語言則成為唯一的盛宴內容。在網絡空間中，借助文字、符號、圖片等話語形式，人們表達情感、分享信息、體驗愉悅、建構認同，在話語盛宴中獲得了另一種狂歡感受。

 二、共同體：在狂歡中彰顯形態

人類具有類本質，本能具有凝聚的需求和欲望。當今的互聯網時代，跨越時空限制的網絡空間使得人們的凝聚成本大為降低，凝聚的速度也更快。在網絡狂歡中，人們以“歡樂”為核心凝聚到一起，並在凝聚的過程中產生了與他人共同開展某項活動的共同感，建構出群體認同，形成了共同體。

“快樂”往往是狂歡共同體凝聚的首要基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經常可以發現，當某個具有快樂特點的事件發生時，往往會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並凝聚眾人加入到以這個事件為中心的歡樂氛圍當中，進而形成一個歡樂的群體。

弗洛伊德指出，每個人都有追求快樂的本能，因而，快樂經常會成為凝聚人們的重要紐帶之一。在現實社會，快樂會通過人們的面部表情、語言、行為動作、身體姿態等傳染給其他人。因此，在廟會、節慶日等狂歡節上，通過人們之間言行舉止的感染，歡樂的氣氛會迅速彌漫到全部人群，凝結成一個以快樂為主要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的群體。在如春節、元宵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的節慶活動中，大家暫時擺脫了日常生活的勞作和煩惱，進入到以快樂為目的和內容的“狂歡式”生活中。而在網絡空間中，由於人際交往的非面對面性，“話語”則成為群體狂歡的重要紐帶，人們往往會通過對“話語”的戲謔性使用和誇張表達制造出一定的娛樂效果，進而引發了更多網民的關注和聚集。

同時，群體本身也會產生快樂的極化現象，並且群體規模越大，快樂的極化現象越明顯。在個人凝結形成群體的過程中，“有意識的人格消失，無意識的人格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⑤個人具有的興奮會經由群體而得以放大，產生1加1大於2的效果，出現集體亢奮。與現實社會相比，網絡空間具有容納大規模群體互動的條件，同時由於群體規模的數字化、信息傳遞的即時互動性等特點，使得網絡群體的快樂極化現象更為明顯。例如在微博、微信、網絡論壇等各種社交媒體中，當一個事件引發眾人的關注時，該關注群體的規模會通過閱讀人的數量、評論人的數量等進行數字化的呈現，該群體成員的群體感知也更為明確，與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也就更為強烈。

在社會學視角下，共同體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界定，其一，從物質生產層面，共同體是成員共同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其二，從精神層面，共同體指成員共同的歸屬和認同單位。從中可以看出，與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是共同體形成的重要基礎。例如在春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的狂歡活動中，人們便在固定的時間內，通過共同的美食制作、與家人團聚、休閑娛樂等行為形成群體共同感，從而產生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效應。而在網絡空間中，雖然人們的行為舉止都不能看見並各有差異，但人們會通過諸如“打醬油”、“躲貓貓”、“新疆切糕”、“表哥”、“且行且珍惜”等網絡話語帶來的狂歡感受形成與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進而產生共同體效應。

此外，除了娛樂性，狂歡往往還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表征著某種不可見的集體歸屬感、類本質、存在意義、本體感等，也即狂歡具有自身的意義指向。在建構和表征這些意義、價值的過程中，狂歡群體會以認同為紐帶，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涵的共同體。例如“新疆切糕”事件之後，眾多有著類似“購買切糕”經歷、不滿“天價切糕”強賣行為、質疑岳陽公安處置不當的網民迅速聚集起來，以各種具有戲謔性和娛樂性的“切糕體”、“切糕段子”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段子因其娛樂性獲得了大範圍的傳播，從而又吸引了更多網民的關註和認同。最終，在網絡輿論的壓力之下，岳陽公安又重新公布了更為詳盡和合理的處置結果，該事件才得以了結。

三、互聯網時代的個人與共同體

網絡狂歡共同體僅是諸多網絡共同體的類型之一。除了狂歡共同體，還包括以地域為紐帶凝聚的地域性虛擬社區、以觀點認同凝聚起來的意見共同體、以自助休閑為紐帶凝聚的驢友共同體等。這些網絡共同體的出現與互聯網時代部分傳統共同體的消解、社會成員原子化生存狀態、風險社會中群體歸屬需求的推動具有密切關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人與共同體的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關系。

 (一)遠逝的傳統共同體

在對“共同體”的研究者中，鮑曼是最重視該概念所蘊含的情感因素。鮑曼曾經指出，詞都有含義，然而，有些詞還是一種感覺，“共同體”就是其中之一，“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而又舒適的場所，它就像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在共同體中，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如果我們跌倒了，其他人會幫助我們重新站起來”。⑥鮑曼非常看重共同體對於個人的責任、保護，並十分強調個人對於安全的需求和不確定性的恐懼。共同體蘊含了穩定、溫暖、安全等要素，能夠滿足了社會成員的“類本質”和歸屬感需求。

同時，鮑曼還認為，“共同體”不是一個已經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它是一個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說是一個人們還希望能夠找到的天堂。共同體是社會成員共同的精神理想和情感熱望，是一個我們永遠也回不去了的情感故鄉，或是期望在未來能夠到達的精神天堂。鮑曼不僅道出了共同體對於社會成員的精神價值和情感意義，也表現了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以鮑曼為代表的研究者們對傳統共同體的回顧和追憶。

在中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人們也正在面臨著傳統共同體的逐漸消逝。傳統共同體，即傳統社會中主要以家族、血緣等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借助其未經分化的、長期穩定的社會關系使個體獲得了重要的情感歸屬。但進入當代社會後，伴隨著快速的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宗族、廟會、村落社區等傳統共同體正在遠逝，宗族關系的日益弱化、鄰里守望的漸趨消亡、傳統村落的急劇消失，將社會成員拋入了個體生存的叢林當中，人們迫切需要克服精神上的不安，滿足社會歸屬感，回歸人的類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