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人何休在《公羊傳解詁》中指出：“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① 這句話在後代影響很大，人們都把它理解成對以《詩經》為代表的古代詩歌傳統的經典闡釋，也視為對古代民間歌謠的發生背景的合理說明。如果從邏輯上來推理，既然古人早就把“詩言志”確立為詩歌的開山綱領②，既然古人早就認識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③，何休所說的“饑者歌其食”應該是毫無疑義的一條古典詩學原理。然而我們把《詩經》以及漢樂府等先秦兩漢的古典詩歌作品檢索一過，卻發現“饑者歌其食”的現象非常稀少，由“饑者歌其食”生發的作品數量與“勞者歌其事”之詩相比，簡直少得不成比例。

 先看先秦詩歌的情形。

 《詩經》的《國風》雖然作者不明，但其中無疑包含著較多的民歌。可是這些民歌雖然不乏涉及人民生活貧苦的內容，卻很少有“饑者歌其食”的描寫。《秦風·權輿》雲：“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前人解此詩為國君薄待賢者，至於其生活質量下降④。雖說其主人公並非勞苦人民，但總是個“饑者”，此詩勉強算得上是“饑者歌其食”的作品。不過這樣的作品在《詩經》中甚為罕見，它對“其食”的描寫也過於簡單、抽象，缺乏審美價值。在《詩經》中詠及飲食且描寫得稍為具體、生動的作品，並不屬於“饑者歌其食”的範圍。例如《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朋酒斯饗，日殺羔羊。”《小序》解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後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⑤ 意謂此詩是敘述周室興起的過程的，故詩中所寫的飲食當為周室貴族所享用。現代學者也解此詩為“記載農夫遭受剝削的長詩……收獲是被貴族們享用著”⑥。所以此詩中詳細描寫的飲食都與“饑者”無關。與此類似的如《小雅·伐木》中的“陳饋八簋，既有肥牡”，《小雅·魚麗》中的“魚麗於罶，魴鯉。君子有酒，多且旨”，《小雅·瓠葉》中的“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等，也都是描寫貴族生活場景中的飲食。這種情形在《楚辭》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現，例如《招魂》中描寫宴飲的一段文字：“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鸧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敉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幾乎把當時的珍貴食品盡行寫入，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分明是在楚國王室宴飲盛況的基礎上所作的誇張描寫。

再看漢代詩歌的情況。

 漢樂府中有不少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照理說不會缺乏“饑者歌其食”的內容，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東門行》中寫主人公的窮困之狀：“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又寫其妻之語：“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這倒是與“饑者歌其食”有關，但是過於簡單，無甚深意。漢樂府中描寫饑者之食最細致的作品首推《十五從軍征》，詩中寫一位從軍數十年的士兵返鄉之後的生活情景：“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不但寫出了生活的簡陋艱辛，而且成功地烘托了孤苦無依的淒涼晚景，感人至深。然而詩中的食物自身僅是語焉不詳的“飯”和“羹”，而且這樣的作品在漢樂府中也是寥若晨星。與先秦的情形相似，漢代文學中比較細致的食物描寫也都與貴族的生活有關，而且不見於詩歌而見於辭賦。例如枚乘《七發》中關於飲食的一段：“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鲙。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與上文所引的《招魂》如出一轍。《七發》本是虛擬吳客遊說楚太子的誇飾之辭，所寫的當是漢代楚國貴族的飲食，它與《招魂》相似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上述情形似乎與何休所說的“饑者歌其食”大相徑庭，那麽為什麽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飲食在詩歌中基本缺席？我猜想其主要原因在於：對於貧苦百姓來說，他們雖然因缺乏食物而對其非常關心，但是當他們在詩歌中說到食物時，卻沒有什麽可以具體描寫的內容。既然身為“饑者”，能夠到口的食物當然數量稀少、品種單調，而且粗陋醜惡，毫無審美價值。這樣，即使他們想在詩歌中說說“其食”，又有多少話可說呢？即使是《十五從軍征》那樣生動真切的作品，詩中所寫的食物僅是用野谷子煮成的“飯”和用野菜做成的“羹”，這麽粗陋的飯食，其自身又有什麽值得描寫的呢？不但如此，身為“饑者”的窮人即使展開想象的翅膀，也難以寫出什麽美好的食物來，因為他們從未有過此類生活經驗。

 那麽，為什麽在反映貴族生活的詩歌中也同樣缺乏有關食物的佳作呢？他們享用的食物可是非常豐富呀！這可能與詩歌自身的文體特征有關。一般說來，古典詩歌是以簡潔為趣尚的。所以鋪陳排比地描繪豐盛的食物，只適合於辭賦類作品，上文所舉的《招魂》與《七發》就是顯例。如果要以之入詩，就只能用簡約的寫法。試看《詩經》中的兩個例子：《小雅·正月》雲：“彼有旨酒，又有嘉肴。”《小雅·車舝》雲：“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一正一反，都是說豐盛的飲食，卻只有“旨酒”和“嘉肴”兩個詞匯。

 更主要的原因是，古典詩歌的根本性質是抒情而不是體物，陸機在《文賦》中明確指出：“詩緣情以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李善註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雖然今人或以為“陸機關於詩賦的‘緣情’、‘體物’的論述，我們應當看作是一種互文見義的說法”⑦，但兩種文體的功能畢竟是各有側重的。也就是說，體物主要是賦的功能，而詩歌的特質則在於以情動人，正如鐘嶸所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雖然“春風春鳥”等也都是“物”，但它們所以能入詩，仍有待於“感諸詩者”的性質。至於“楚臣去境”雲雲，顯然都屬於“緣情”或“言志”的範疇。“饑者歌其食”是饑餓這種生活境況激發創作詩歌的沖動，雖然其中的“食”是一種“物”，其整個創作過程的性質仍是“緣情”。所以，在詩歌中詠及食物，並不能產生感動人心的藝術效果，只有描寫“饑者”與“食”的關系的作品，就像漢樂府中的《十五從軍征》那樣，才能達到讀之惻然心動的境界。所以這種效果顯然不是貴族生活中的飲食主題所能具有的，即使酒池肉林或長夜之飲，也不可能構成動人的詩歌內容。在蕭統所編的《文選》的詩歌類別中，專設“公?”一類，收曹植、王粲等人的同類詩作十四首。“公?”就是王公貴人舉行的宴會，宴席上的食物肯定十分豐富，但是這些以“公?”為題的作品卻很少詠及食物。在曹植、王粲、劉楨三人的同題詩中，曹、劉二詩一字未及食物，僅有王詩中有“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二句寫到飲食，像《詩經》一樣僅用“嘉肴”、“旨酒”兩個抽象的詞匯來概括豐盛無比的酒菜，在全詩中根本不算警策。由此可見，飲食題材在反映貴族生活的詩歌中也是無足輕重的。

二

既然“饑者歌其食”和貴族的豐盛宴席都不能生發出多少好詩，那麽飲食類題材在詩歌中還能不能有所發展呢？按邏輯來推理，能夠寄托這種發展前景的詩人應該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他既非赤貧的“饑者”，也非富貴之人；二、他熱愛普通的日常生活，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發現詩意。在古典詩歌史上，最早出現的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詩人是陶淵明。

陶淵明決非富貴之人，但也不是經常挨餓的“饑者”。陶淵明曾寫過《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有人說這是“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⑧。但是陶詩中詠及衣食不周的地方甚多，可證他確是深知饑餓的滋味的。不過饑寒交迫並不是陶淵明的生活常態，因為他畢竟出身仕宦家庭，自身也曾幾度出仕，退隱後家中仍有童仆，平時又經常飲酒，所以他的生活雖然窮困，但尚未到赤貧的程度。於是，在陶淵明的詩歌中，飲食便具有了新的審美意義。陶詩中最引人註目的飲食當然是酒，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他說到酒時總是筆帶感情，如“春醪解饑劬”（《和劉柴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攜幼入室，有酒盈尊”（《歸去來兮辭》），莫不如此。陶淵明也常在詩文中說到其他食物，主要是糧食與蔬菜，前者如“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有會而作》）、“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雜詩十二首》之八），後者如“好味止園葵”（《止酒》）、“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之三），有時也兩者並詠：“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和郭主簿二首》之一）。值得註意的是陶淵明在吟詠這些普通的食物時同樣筆帶感情，這說明陶淵明真心熱愛平凡的生活，從而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飲食也滿心喜愛。當陶淵明吟詠日常生活的情趣時，普普通通的飲食也便具有特別的滋味，請看下例：

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覆何如！此詩為陶詩名篇，後人讚賞不已。南宋陸遊最喜首二句：“君看夏木扶疏句，還許詩家更道不？”⑨ 清初王夫之則最喜“微雨”二句：“‘微雨從東來’二句，不但興會佳絕，安頓尤好。”⑩ 其實此詩全篇皆好，“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二句也堪稱從古以來抒情意味最為濃郁的題詠飲食的佳句。詩人所詠的飲食是極其普通的家釀和園蔬，但詩人是懷著愉悅的心情和珍愛的態度來吟詠它們的，它們不但是安寧的溫飽生活的象征，而且是充滿詩意的生活內容的組成部分。如果說“饑者歌其食”的結果是粗陋悲慘而令人不悅，貴族文學中對飲食的鋪張揚厲寫法的結果是華侈奢靡而使人厭惡，那麽陶詩營構了一個全新的溫馨可喜的飲食類意象。就飲食這種特殊題材在詩歌中的地位來說，陶詩所達到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唐代，隨著詩歌高潮的到來，詩人觀察生活的視野日趨廣闊，他們提升日常生活的審美意味的能力日趨高強，飲食題材也較多地受到詩人的關註。王維、孟浩然等人繼承了陶淵明田園詩的傳統，照理說應該對陶詩吟詠飲食的寫法有所因襲，不過王維半官半隱的身份使他筆下的田園生活帶著士大夫的雅致情趣，其詩中的飲食也隨之雅化，如“香飯青菇米，嘉蔬綠筍莖”（《遊化感寺》）、“松下清齋折露葵”（《積雨輞川莊作》）等，頗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傾向。孟浩然倒是貨真價實的隱士，但是他的詩風尚清虛而不尚質實，所以詩中對飲食的描寫頗有虛擬化的傾向，比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裴司士員司戶見尋》）、“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過故人莊》），一寫有客來訪，一寫做客農家，詩中的食物卻是一成不變的“雞黍”，幾乎成為待客食品的習用語了。

 在盛唐的大詩人中，李白在描寫豪奢生活涉及飲食時也多為虛寫，例如“金尊清酒鬥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行路難三首》之一）、“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梁園吟》）等，而回憶他在長安任翰林待詔時的豪華宴會則幹脆只用一句“象床綺席黃金盤”（《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之一），讀者連黃金盤中盛著什麽食物都不得而知。倒是他在浪跡江湖時所詠及的粗糲食物反而較具審美意味：“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菇米飯本是田家所食的普通食物，但經李白一詠，則格外顯得晶瑩皎潔，與月光下的潔白瓷盤交相輝映，構成一個極其美麗的意象。

 與李白不同，杜甫終生窮困，杜詩中寫到的美味佳肴大多是用來譏刺王公貴人之窮奢極欲的，例如“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麗人行》）、“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至於杜甫自身生活中的飲食，則往往是粗茶淡飯乃至殘杯冷炙，比如他在流落長安時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那真是“饑者歌其食”的典型。此外如入蜀途中在天寒地凍的山野裏親自挖掘的黃獨塊莖(11)，或在夔州時驅使兒童到山間去摘取的蒼耳(12)，都是貧民聊以充饑的代食品。即使在成都草堂生活比較安定的時候，杜甫的生活也沒有完全擺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的窘境，他用來款待貴客的也不過是“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客至》）。所以杜甫偶然參加官府的宴會時，便對席上食物之豐盛發出驚嘆：“肥肉大酒徒相要”（《嚴氏溪放歌行》）、“酒肉如山又一時”（《醉為馬墜群公攜酒相看》）。如與李白的詩相比，杜詩顯然流露出大驚小怪的窮措大心理，正如蘇軾所說：“杜陵饑客眼常寒”（《續麗人行》）！然而正像陶淵明一樣，杜甫也具備使飲食題材實現詩意升華的基本條件，於是在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中出現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的動人詩句。我覺得這兩句詩與陶淵明的“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有異曲同工之妙，那沾著夜雨的一把韭菜，那摻著小米的一鍋米飯，真是唐詩中罕見的詩意濃郁的飲食意象。

 杜甫之後的中晚唐詩壇上，雖然詩人們日益關註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但是由飲食題材構成的好詩卻依然寥若晨星。試以中唐最重要的兩大詩人白居易和韓愈為例。白居易詩風淺近通俗，晚年退居洛陽後，詩作中不再有反映民生疾苦或抨擊黑暗政治的內容，而變為喜詠日常生活的題材，但是詩中詠及飲食的並不多。偶然詠及也只是“先進酒一盂，次舉粥一甌”（《新沐浴》）那樣極其簡單的寫法。還不如他在謫居江州時所寫的“魚鮮飯細酒香濃”（《題元十八溪居》）等句較有情趣。韓愈的詩歌創作雖以追奇逐怪而著稱，但事實上他寫詩時非常關註日常生活的內容，他對飲食類題材也是如此，諸如“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陪杜侍禦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岳陽樓別竇司直》）等句，對食物的描寫比較詳細生動。韓愈反映生活中幽默情趣的詩中也偶及食物，例如在一首描寫自己因落齒而不能咀嚼的詩中說：“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饤栗與梨。”（《贈劉師服》）雖然食物在此詩中只是展開情節的點綴，但描寫生動，讀來趣味盎然。可惜此類詩作在韓愈集中為數也不多，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特的題材類別。

 北宋前期詩壇上，詩人們仍未對飲食題材予以足夠的重視。梅堯臣雖然把搜索詩材的目光投向平凡、瑣屑的平凡生活，但這種努力往往帶有獵奇的傾向，從而誤將許多缺乏審美價值的事物像虱、蛆之類寫進詩歌，而未能對飲食這種平常的題材進行以俗為雅的升華。而且梅詩有學韓的傾向，其飲食類詩歌也是如此，例如“烹雞庖兔下箸美，盤實饤饾栗與梨”（《醉中留別永叔子履》）的句法，又如《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用奇險之句描寫河豚之可怕，都頗有韓詩的影子。蘇舜欽的“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望太湖》）雖是詠及食物的名句，但其旨意本在讚美太湖風物，食物僅是風土畫中的點綴而已。到了王安石，雖然才大力雄，但是其人對飲食向不留意，相傳“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者，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覆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13)。所以王安石在詩中偶爾詠及食物，肯定是別有用意，例如“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後元豐行》），只是為了歌頌推行新政後物產富饒，而與鰣魚、荻筍自身之美味無關。王安石詠及飲食的佳句只有“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示長安君》），句中滲入了他與胞妹的手足深情以及深沈的人生感慨，感人至深，可是細究其對於飲食的描寫，卻只有“草草杯盤”四字，連盤中盛著何物都沒有交代。

 綜上所述，在蘇軾登上詩壇之前，詩人們雖然已經對詩歌中的飲食題材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飲食類題材仍是詩苑中很不起眼的一株小草。即使是那些涉及飲食題材的好詩，飲食意象自身也僅僅是詩中所寫生活情景的一個點綴，其自身尚未具備獨立的審美價值。使飲食題材在詩歌中大放異彩的使命，有待於蘇軾來完成。

三

 蘇軾在詩歌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對詩歌題材的大幅度開拓。南宋托名王十朋的《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的序中說蘇詩“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後代學人對蘇詩題材廣闊的特點多有論述，但尚未論及其中的飲食類題材。其實，蘇詩中詠及飲食的作品數量巨大，而且佳作疊現，如果從創新的程度來看，飲食類題材在蘇詩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其他類別。

 北宋熙寧四年（1071），蘇軾遭人誣陷，出為杭州通判。次年，他贈詩孫莘老說：“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贈孫莘老七絕》之五）元豐三年（1080），剛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烏台詩案”的蘇軾在禦史台差役的押送下來到荒僻的山城黃州，作詩自嘲：“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紹聖元年（1094），年近花甲的蘇軾遭到新黨的瘋狂迫害，遠謫惠州，次年初夏初嘗荔枝，作詩志喜：“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蒓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裏真良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這三首詩中當然都滲透著濃重的牢騷之意，在自嘲的口吻中還隱含著對政敵的諷刺，但是詩中對地方土產食品的讚美卻是由衷的。正因如此，這些詩中的食物構成了優美的詩歌意象，成為對當地風土的熱情讚頌。古往今來，無罪遭貶的逐客總是心情抑郁，乃至痛不欲生，哪裏還有心情去欣賞貶謫之地的風土物產？在蘇軾以前的詩壇上，幾曾有人如此熱情地歌詠貶謫之地的美味食品？既然蘇軾在貶謫之地尚能如此從容地吟詠食物之美，那麽他在平時的詩歌作品中時時涉及飲食題材就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蘇軾是位美食家，曾自稱“老饕”，他在《老饕賦》中熱情洋溢地說：“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大美，以養吾之老饕。”蘇軾精於品鑒食物中的精品，最著稱的是江南的河豚和嶺南的荔枝。河豚鮮美無比，但是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蘇軾的摯友李常雖是江南人氏，卻從來不食河豚，還聲稱“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意謂士人應珍愛生命，不能為嘗美味而輕生。蘇軾則不然，他不但盛讚河豚之美說“直那一死！”(14) 而且曾在詩中及之：“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後人盛讚此詩，大多著眼於前二句富含哲理。對於本文來說，後二句同樣值得重視。此詩本是題畫詩，竹、桃、鴨、蔞蒿、蘆芽諸物都可能是畫中之物，但河豚則是圖中所無者，況且河豚形體醜陋，梅堯臣曾說“其狀已可怪”、“忿腹若封豕”（《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根本不宜入畫，蘇軾何以詠及之？合理的推測便是因為其美味。此外，根據蘇詩註家所雲，此詩中的“蔞蒿”、“蘆芽”也都與烹飪河豚有關(15)，所以清人王士禛認為“蔞蒿滿地蘆芽短”此句“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也”(16)。可見此詩的主題之一便是詠河豚之美味。至於嶺南的荔枝，更是多次受到蘇軾的讚頌，比如：“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在蘇軾筆下，荔枝不但是滋味獨絕的果中極品，而且是姿態幽艷的世外仙姝。荔枝在唐代就已受到重視，唐代詩人也多次詠及之，但是唐詩中比較有名的荔枝詩大多與諷刺唐玄宗、楊貴妃有關，如杜甫的《解悶十二首》之八、之九以及杜牧的《過華清官》等。真正從詠物的角度吟詠荔枝的好詩只有白居易的《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詩中“星綴連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羅裁襯殼，白玉裹填瓤”諸句描寫荔枝外貌較為生動，“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二句且詠及其味，但與蘇軾的荔枝詩對讀，畢竟相形見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荔枝題材到了蘇詩中才得以大放異彩。

 然而蘇軾並不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老饕”，他雖然喜愛美食，但並不沈溺於口腹之欲，當他在杭州任通判時，官府裏的酒宴相當頻繁，蘇軾“不勝杯酌，諸公欽其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17)。當他謫居惠州時，曾與幼子蘇過煮蔬菜食之，並作詩譏笑晉代那個“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的何曾說：“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擷菜》）蘇軾雖然珍愛河豚、荔枝等物，但並不刻意追求珍味，他對普通的食物同樣感到津津有味。元豐六年（1083），蘇軾在黃州得到一尾極其珍貴的鯢魚，當即放生於長江(18)。相反，他對黃州出產的價賤如土的豬肉、鯽魚等物反倒很喜愛。除了後代大行於世的“東坡肉”之外，蘇軾在黃州還發明了一道魚羹和一道“東坡菜羹”，前者用普通的鯽魚，鯉魚烹制而成，直到元祐四年（1089），蘇軾還在杭州親手烹煮此羹待客(19)。後者則是一種“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的純用蔬菜做成的美食，蘇軾在《東坡菜羹》中詳細地介紹了其做法(20)，據記載，這種菜羹在當時就達到了“好事者珍奇之”的效果(21)。即使當蘇軾被貶到人稱“鬼門關”的海南島後，因米糧匱乏，蘇過乃用山芋作羹讓老父充饑，蘇軾竟作詩美之，此詩題作《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這當然體現了蘇軾在苦難生活中恬然自安的曠達、超越的人生態度，但也是其不擇精粗皆有可賞的飲食觀的體現。蘇軾對飲食的這種態度其實正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孔子一方面“食不厭精，膾不厭細”(22)，另一方面又對顏回讚不絕口：“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3) 表面上好像自相矛盾，其實正是一種通達、誠懇的生活態度。蘇軾對此心領神會。據宋人記載：“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饑，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24) 蘇軾的這種飲食觀，一方面為他廣泛地吟詠飲食主題提供了可能性，因為只有普通的飲食才是隨時隨地可遇的，而那種玉液瓊漿的貴族飲食是世間少有的珍奇之物，普通人的生活中很少有機會與它們相遇。另一方面，這也為蘇軾的此類作品深受讀者喜愛提供了可能性，因為只有吟詠普通飲食的作品才能貼近廣大讀者的審美趣味，要是有人作詩吟詠皇家宴席上的駝峰熊掌，即使描寫生動，恐怕只有皇親國戚才會感到興趣，廣大的平民讀者對那些珍味根本沒有親身的體會，讀後還不是隔靴搔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