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為世俗中國、功利中國？中國人，已經成為貪婪心的中國人，空腦人的中國人？中國是不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國家將亡，道德先亡。中國人的良心善性哪裏去了？中國人的心性架構崩塌了嗎？要否重建，何以重建？

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一場關於“本位文化”的大討論。這是繼“五四”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論爭之後的又一場文化大論戰。論爭的中心是：中國人心性架構的崩塌與重建。

 1、《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發表與“本位”派的思想目標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裏消失了，政治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形態的特征一概消失了。被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經漸漸不能算得是中國人了。長此以往，此世界已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是故當務之急必使中國政治、社會與思想恢覆中國特征，必須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中國本位”，這四個字應作怎樣的解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說的是什麽意思？《宣言》說：中國是“此時”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有其時代性。中國是“此地”的中國，與外國不同，有其特殊性。所謂“本位”，就是“此時此地”。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就是建設“此時此地”的，符合時代特點與國情特點的中國文化。十教授又發表《我們的總答覆》，對什麽是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做以下說明：總括起來，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中國革命遇到了挫折，危機四伏，外患不已，要救出中國，僅靠政治的方法已經無效，必施以“文化的手段”。“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就是這樣的“文化的手段“。“五四”造就新的文化，促成偉大的國民，“中國人的思想因此運動而為之一變”。中國還要在“五四”的道路上走下去，百般努力，歷經波折，以期文化建設成功。 1

 《宣言》提出關於文化建設的五點意見：其一，中國本位文化是符合中國特征的文化，是適應時代變遷的文化。中國是“本土” ，是“時代”的，是“此時此地”。創造中國本位文化，必須“特別註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其二，正確的對待歷史與傳統，既非徒然地讚美，亦非徒然地漫罵。“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的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其三，對於歐美文化，吸收其有用者，拒絕其無益者，“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因此堅決反對“全盤西化”。其四，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創造前提是“恢覆”，務先“尋回”歷史的舊傳統，方可“創造”時代的新文化。具有中國特征的的新文化方是真正的新文化，方是有價值的新文化。“中國與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其五，培植中國國勢的“力”，增強中國文化的“力”，讓中國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2

 1934年8月《文化建設》雜志出版，在此期間又有“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成立，陳立夫為理事長。“文化建設運動”大體在這段時間裏演為高潮。陳立夫撰《中國文化建設論》、《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建設——三民主義即文化建設之綱領》 3表達對這場運動的思想期求。他說“文化建設”既反對“覆興國粹，保持國故”，又反對“盲目的崇拜歐西文化”。這場運動的主旨是“發揚民族精神”。 4陳立夫主張發揚中國優秀文明，“不斷的貢獻人類而不止，同時不斷的受人類貢獻而不拒，時時造成適合中華民族自身之生存，與全人類共生存之結果，謂之中國本位文化。” 5

 陳石泉有《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一文載於天津《大公報》。他表示，要進行中國文化建設必須克服精神與物質的對立，“民族本位”為其出發點。必須激勵發揚“中國精神”。這是創造的精神﹑科學的精神。必須破除封建的觀念。這是奴隸的觀念﹑利己的觀念。文化建設工作猶如一個大連環，要做到彼此連帶而不偏缺。 6穆超1934年7月10日於《民國日報》發表《再論“全盤西化”》一文，陳述反對“全盤西化”的理由：第一，此論蔑視中國國情。第二，打倒舊論，新論又無法一時建立，必造成中國混亂。第三，文化建設在於調和，全盤論收不到調和之益。第四，中國出路之根本在於民族性改良。民族弱點不加改進，文化雖西化而無法消化。 7張奚若，同盟會員，曾與胡適一起辦過《中央評論》。新中國建立後曾為教育部長。1935年4月，他發表《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8說中國有很多好東西，諸如建築的美麗莊嚴，山水畫的意境高妙，食品的美味可口。這一切都需要保留，沒有必要“全盤西化”。

“本位”派批判陳序經等人的“全盤西化”論是一個“思想的失誤”。按照此說，中國文化的整個大系統都要舍棄，換上西方文化的大系統，然而這樣做不切實際。如果說將迷信換上科學，將自然經濟制度換上市場制度尚可推行，那麽冒然將西方政治制度替代中國政治制度，則難上加難。一個叫葉青的人，擠進爭論的行列。他1920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早年參加共產黨，1927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1935年6月22日他在《申報》上發表評論：《全盤西化？殖民地化？》論雲：帝國主義在做三件事，奪中國的土地，奪中國的市場，奪中國的精神，也就是奪中國的人心。葉青聲稱自己反對帝國主義，要求經濟的獨立自由、政治的獨立自由，還要求文化的獨立自由。“全盤西化”就是向帝國主義曲膝，就會失去“文化的獨立自由”。 9

 胡秋原 10認為中國古代至於元代的文化並不落後。他主張發揚中國文化固有精神，特別提出要“繼承孔墨的光榮傳統”。墨子當與孔子同列為中國精神偶像，因其有奮鬥的精神、堅強的意志，“赴火蹈刃，死不還踵”，能給予抗戰的中國人以精神鼓舞。他又說，中國文化後來落後了，原因在於元人的入侵。“如果不是元人入侵，中國文化從此進一步發展，是很可能的”。元代滅亡，至於明代，中國文化又生光輝。“一切學問，都是為了我民族之生存與進步的，否則不算學問”。胡秋原說，徐光啟是明代文化一個代表。他的學問應該說是真學問。因徐光啟等人的努力，中國學問的新天地本可以逐漸開拓，文化的覆興也指日可待，而滿清統治卻打破了這個本應出現的局面。滿清入主中國，用八股與考據麻痹中國學人的神經，到了雍正大興文字獄，乾隆更開四庫，摧殘思想，阻滯進步，終於使中國落到這番田地。“如非滿人入主中原，務為閉關愚民之術，中國也許早已現代化了。” 11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學問就是真學問，尤其梁啟超的《新民說》等論著是中國“最初自由民族主義最好文獻”。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以及他後來所闡述的思想都是對的，成為中國人進步的思想指針。

 胡秋原評“五四”以來二十年間中國文化“就時間的進步說來，是一個逆流” ，“耽誤了自己正當的發展，民族主義與科學精神遂在不知不覺之間受到極大的冷淡，而甚至於反對”。這個逆流到抗戰以後方有轉變。他又論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早熟的工業文明之批評的思想”。 12胡秋原一生站在中國傳統文化“衛士”的立場上。1962年，台灣文壇出現“中西文化論戰”。這一年，李敖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成為論戰的導火線。李敖與浩然、許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陳鼓應等人與胡秋原及劉述先、徐覆觀、鄭學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筆戰不休。

2、西學派的質疑：傳統文化何以恢覆“本位”？

 關於“本位文化”建設，胡適陳述己論：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一般而言凡民族文化，總有其絕大的保守性。第二，機器文化傳播困難不大，傳統給予的阻力也不大，而思想文化不同，其屬深層文化，如施改造，“最不容易被摧毀的，所花的力量必須最大”。第三，“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13因此，在整個文化變動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實現完好的調適，是因為國家領袖沒有對現代文明采取明確與正確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 14第四，所謂“本位文化”本是“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中國領導人何必擔心傳統的消失，事實上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只會從原地向前挪動十步。如果領導人遲疑不決，搖擺不定，群眾必定停止不前，毫無進步。 15傳統文化總有它極大的惰性，任何世界的變動、文化的變動，“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不管制度如何變，物質生活如何變，思想學術如何變，“日本人還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 16

 胡適對“中國本位”很是反感，提起它時不留一點情面。他說：辛亥革命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革命既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本可以借歷史之大勢摧毀這個“中國本位”，然而眼前的事實讓人失望。他又說：“何健、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覆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何健、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覆古。他們購買飛機大炮，當然也會挑選1935年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2500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 17

 “本位”這個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這個“本位”當是“中國本位”，而非“中國文化本位”。常燕生在《文化與教育》上發表《我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簡單意見》，如是說。一個是“中國本位”，一個是“中國文化本位”，只要對中國進步發展有利，對“人民生活﹑國民生計﹑民族生存”三件大事有益，不管國粹還是西學都可吸收，凡無益有害者不管國粹還是西學都須拒絕。此即“中國本位”、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本位，需要的就是這個“本位”。這樣就不存在“中國文化本位”這個問題。這是個偽問題，一個沒有邏輯意義的隨意猜測。中國文化有許多精華，也有許多糟粕，過分強調中國文化本位而忘記對老文化作去粗取精的揚棄，結果必使糟粕泛濫，而與文化建設的本意相悖。 18

 嚴既澄則認為，即使“中國本位”這樣的口號也很值得商榷。中國的問題很多，解決之道有兩種：西化和守舊，短時間內找不出第三條道路。假如真有第三條道路，也總要去利用世界的、精密的、有效的知識。這樣的知識就是西學，唯西學可為中國走向世界的起點。所有國家都在做三件事——重視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生計，爭取民族生存，對此不但落後的國家在努力，就是“處於侵略者地位的列強”也同樣朝這個方向走。這既然是一切國家的共同目標與“同有的問題”，又何必加上“中國本位”的標簽？

 張佛泉有《西化問題之批判》一文 19。文章說：要讓中國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位置，體現特殊的文化，想法不錯，而由此認為學西方，必使中國特色消失，繼而無法立足於世界，卻是無謂的過慮。張熙若說：自己和十教授一樣也“曾經致力於黨務”，然而和十教授存在著思想的區別。這個區別就是依然相信和維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十教授杜撰“三民思想”——生活﹑生計﹑生存，取代了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尤其是“民權”的思想被抽取。這樣，“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獨裁政制建設運動”。

3、反對“折中”與“全盤西化”論的提出

 《宣言》反對覆古。《宣言》雲：“有人以為中國該覆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宣言》拒絕崇外：“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社會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因此要註重中國的“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20《宣言》說：對於歐美文化，吸收其有用者，拒絕其無益者，“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因此堅決反對“全盤西化”。

 陳立夫認為文化建設就是建設“中國的本位文化”，唯文化回覆“本位”，方可“恢覆民族自信力”。他主張“同時采取歐美之長，以補吾之所短，總期推陳出新，化生為熟，以適應民族今日與世界未來之需要，則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對於過去可謂盡其責矣。”陳立夫不反對“科學”。他甚至希望用科學方法對中國文明“切切實實下一番整理的工夫”，“其仍適於今日之環境，且有適應之困難者，發揚光大之。其原意可采，方式已非者，例如神道設教，則斟酌改良之。”陳立夫也重視教育的作用，主張將教育的重點從“君子教育”轉向平民教育與農民教育。他設問：是繼續去培養“新士大夫”嗎？使眾多的民眾依然陷與茫昧無知之中嗎？這樣的文化建設將會出現如何的結果呢？他要改變當下“新式教育”的方法，因為“新式教育之結果，亦徒以造成或許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之新士大夫，——城市之享樂者而已，置我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業農為生者以不問不顧。” 21

 胡秋原反對以西學替代“中國固有之學”。他感慨中國知識界“或崇拜歐美，或崇拜蘇俄，甚至於還有人崇拜日本，各以此自炫”，真是可惡。他欣喜地看到，這樣的情況直到歐戰，才得到制止，“中國文化界才發春雷而驚蟄”。歐戰的炮火打碎了中國人癡迷西方的沈夢，覆興民族文化，營造“精神國貨”時代由此到來。然而胡秋原似乎不滿意梁啟超等人後來將精力投放到“整理國故”中去。梁啟超“不僅沒有繼續努力，而甚至於為‘整理國故’所犧牲！”。整理國故運動，“以標點考證古書代替了科學與民族鬥爭”，這種不好的東西“不知貽誤了多少青年”。他曾痛言清朝“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後來卻推翻己論，竟將清代美化為中國的文藝覆興時代。

 和以前的國學、國粹、中體西用、尊孔覆古思想不同，本位思想多了個特點。這就是不反對西學，不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對其作肯定的表白，不反對於傳統作去蕪取精的揚棄的工作，但就其內裏，依然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與糾偏，對中國傳統的肯定與崇揚，對西化思潮的否定與摒棄。胡適、陳序經、嚴既澄等人看出了這一點，反對“折中主義”，摒棄“鄉願”態度，捍衛西學立場。嚴既澄在大公報刊登《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十位起草者進一言》一文，批評十教授乃是孟子所謂的“鄉願”。何為“鄉願”？“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鄉願遇到事情，總喜歡持調和與折中的態度。中國沒有進步，半死不活，就是被這些“鄉願”搞壞了。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與“西”之間搖擺，實質是以舊學反對新學，以保守反對進步。他們是當代“鄉願”，至今跳蕩活躍，害人不淺。

 胡適認為當下彌漫著一種“文化覆古”的“反動空氣”，它“托庇在折中與調和的煙幕彈之下”。因為是守舊的，所以是反動的。十教授的精神內部有保守的心理在作怪，盡管他們的《宣言》反覆強調“不守舊”。胡適指出：十教授言稱反對“中體西用”，然而百般論說“中國本位”的至關重要，不正是“中學為體”嗎？其所謂對於西學“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口稱“不保守，不守舊，不覆古”，其實都是“最時髦”的覆古論；言說“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其實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十教授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見解表示不滿，“這是很可驚異的”。難道“宣言”派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不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嗎？ 22胡適說，戊戌變法派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失敗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主張中，保守的部分遠勝過破壞的成分，太舍不得那個“中國本位”。

 胡適反對吳景超等人稱自己為“文化的折衷主義者”。 23他堅持如下的主張：“不妨拼命地去走極端。文化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結果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他聲明：“我是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24胡適希望一切肯望前看的人們努力進步，讓西方文化與中國“老文化”自由與充分地接觸，以此打掉“老文化的惰性與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到了那個時候“老文化”將“會因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我們還只僅僅接受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大談文化折中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25

 陳序經，廣東文昌人，留學美國歸國後，擔任嶺南大學教授、南開大學教授、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等職務。他寫《中國文化的出路》，就中國文化的未來發表己見。文章說：今天的中國文化正在經歷一場大選擇，在找著它的出路。有三條出路擺在中國人面前：其一是保持中國固有文化；其二是於中西之間調和折中；其三是全盤西化。陳序經強調中國的情況不允許它走第一與第二條道路，即既不允許覆返古代，也不允許調和與折中，而全盤西化為唯一光明之坦途。

 陳序經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同號刊登的胡適的《編輯後記》，及胡適於《大公報》發表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都就“全盤西化”思想提出看法。“全盤西化”由陳序經首先提出，胡適在《獨立評論》142號《編輯後記》附議此論：“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 26

 陳序經回答為什麽要“全盤西化”？這是因為：第一，西方文化確實比中國文化進步。中國藝術、宗教、教育、哲學、文學等各方面都落後於西方。即使西方中世紀的文化也較中國好。希伯來文化，羅馬文化和希臘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原形態，一直在變化與發展中，直至臻於美妙的高峰，而中國文化從其發生起，就不如西方，且到漢朝，已出現了自動的停滯。第二，在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國文化的好處，而中國文化中卻找不到西洋文化的好處。孔子的道德並不比柏拉圖好。“民主與科學”，這些孔子那裏都沒有，都需要從西方引進。第三，無論喜歡或不喜歡，西方文化是世界的趨勢，是現代的趨勢。中國的一切事實上已經西化，就是大家的衣食日用也已經逐漸地“全盤西化”。至於“文化亡，民族隨之亡”的說法，沒有多少根據。古代的文化只是古人努力的結果。現代與將來的文化還要靠後人去創造。文化具有民族性，但更具世界性與共同性。西方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智慧。對此應取的態度不是找種種理由去拒絕，而當張開雙臂熱烈歡迎。

 1914年的世界大戰與1917年俄國革命。這一反一正的事件給予中國人以重大的思想沖擊，中國人的西方觀由此發生巨大的改觀。陳序經認為歐戰影響了梁啟超﹑梁漱溟等人的西方觀。梁啟超1920年發表《歐遊心影錄》，在此期間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相互呼應，得出“東方勝過西方”的結論。 27陳序經看到了這個問題。認識到當下“本位文化”思潮的冒出，是時隔十多年後梁啟超、梁漱溟思想問題的再現。 28當下社會流行著反西方與反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西方早已淪落，只剩下“軍國主義與金力”，精神空泛，平添無窮的罪惡，而這個罪惡正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所造成，因此中國人的任務就是反對西方的罪惡，並對“罪惡的根源”作深刻審視。陳序經說，持這樣的觀點是一種“心理變態”。如果真的要去反對“罪惡”的根源——“德先生與賽先生”，那麽唯一的出路只有重回孔子之道。民族與國家因此承受永久的貧困與落後。他呼籲：我們既要“享受賽先生的利益”，同時又要承受“賽先生發脾氣時所給我們的虧”，更何況所有現代的罪惡都是可以克服的。

 所謂“本位”，“本”為根本、本有。“本位文化”就是堪為民族根系血脈的“根本”文化，就是屬於民族自身本土的“本有”文化，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所謂“位”就是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本位”又是本來的地位、獨尊的地位、主導的地位。因此，“本位”就是“尊位”，就是“主位”（這是最主要的）。這樣，三十年代的本位文化運動就是給中國傳統文化“恢覆名譽”，“恢覆主位”正名與扶正的運動。中國近現代有過中體西用思想、國粹思想、國學思想、覆古思想，實質都是“本位文化”思想在不同時代形式上的變化。儒學在現代中國能夠回覆它的“本位”地位嗎？即回覆到幾千年來在中國的獨尊身份嗎？太平天國用的不是儒學，“五四”“新文化運動”選擇的不是儒學，新中國建立後的長時期，儒學更是長處於被冷落與受批判的地位。儒學在現代的境遇屢倡屢難，屢興屢衰，這個現象值得考量。儒學不是宗教，在中國的滲透力與傳承力究竟有多大，這些問題亟須深思。胡適先說要全盤西化，而後改口說“充分的現代化”。問題是不得把“現代化”與“西化”等同視之，“充分的現代化”並非充分的“西化”。充分的現代化，當為以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對中國的舊文化作“充分”的解析、詮釋與改造，使之成為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而其內涵與本質依然是中國的與民族的。進言之，對於一切世界文化，也非照單全收，而當細細“咀嚼”，緩緩“消化”，作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化”的精細工作。事實是，當中國人的面前既已出現“中國化”的世界文化與“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當這兩個文化業已融和與升華，真正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之誕生，已經翹首可望。

 1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

 2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

 3 王章、惠中主編：《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

 4 陳立夫，浙江吳興人（今湖州）。畢業於美國匹茨堡大學，獲采礦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國民黨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與其兄陳果夫主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1935年參與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刊《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建設——三民主義即文化建設之綱領》，鼓吹“文化建設”，推動“本位文化”運動。大陸解放後去台灣，又去美國，養雞謀生。1968年回台灣，任國民黨總統府資政、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文化覆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孔孟學會理事長。有《唯生論》、《四書道貫》、《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學研究》等存世。

 5 陳立夫：《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建設——三民主義即文化建設之綱領》。

 6 陳石泉：《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大公報》1935年3月13－21日。

 7 穆超：《再論“全盤西化”》，《民國日報》1934年7月10日。

 8 張奚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國聞周報》第12卷第23期。

 9 葉青：《全盤西化？殖民地化？》，《申報》1935年6月22日。

 10 胡秋原生於1900年。字石明。湖北黃陂人。曾入武昌中華大學，又留學日本，歸國後加入國民黨，後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幹部。抗戰時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日報》主筆。大陸解放後去台灣，任台北《中華雜志》發行人，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刊有《中西文化與文化覆興》等，較早提出中國“文化覆興”的概念，其它論著有《古代中國文化與知識分子》、《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文化覆興與超越前進論》等。

 11 胡秋原：《中西文化與文化覆興》1943年版。引文錄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第318—327頁。以下不註者皆是。

 12 胡秋原：《中西文化與文化覆興》1943年版。引文錄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第318—327頁。以下不註者皆是。

 13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45號。

 14 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中，對不久前的說法作了更正：為避免許多“無謂的文字上的或名詞上的爭論”，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是“盡量”與“盡全力”的意思。

 15 胡適：《文化的沖突》，《中國基督教年鑒》英文版1929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9）張景明譯，羅榮渠校。引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頁。

 16 1935年3月31日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對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宣言》作直接批評。

 17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45號。

 18 常燕生：《我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簡單意見》，《文化與教育》第55期，1935年5月30日。

 19 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國聞周報》第12卷12期。

 20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

 21 陳立夫：《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建設——三民主義即文化建設之綱領》。

 22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45號。

 23 吳景超，1900年生，曾留學美國，歸國後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等職。他發表《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稱胡適在文化建設問題上是一個折衷主義者。因為胡適曾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獨立評論》上，題目是《建國問題引論》，其中有這樣話：“我們要建立一個可以生存於世的國家，問題不全是師法外國的問題。”胡適還說過：我們一面可以從外國制度中學到知識，一面又可以從本國歷史中求得教訓。吳景超論雲：第一，胡適觀點與十教授一樣；第二，豈止一樣，且為本位文化論的始作俑者。陳序經主張“全盤西化”，強調中國文化建設或西化，或覆古，調和與折中是不允許的。

 24 胡適：《文化的沖突》，《中國基督教年鑒》英文版1929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9）張景明譯，羅榮渠校。引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頁。

 25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第145號。

 26 胡適在《獨立評論》160號中將“全盤西化”，改口為“充分的現代化”。

 27 站在這類觀點反面的是胡適﹑林語堂﹑陳序經等人。胡適1923年有《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梁漱溟的亞洲文化論作了尖銳批評。此次“本位文化”討論，與前次“東西文化”討論連帶且幾乎分不出時間界線。

 28 胡秋原說：或崇拜歐美，或崇拜蘇俄，甚至於還有人崇拜日本，各以此自炫，真是可惡。他認為這樣的情況直到歐戰才得到制止，“中國文化界才發春雷而驚蟄”。他強調歐戰的炮火打碎了中國人癡迷西方的沈夢，覆興民族文化，營造“精神國貨”時代由此到來。（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