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國家都處在不同的生態的自然地理區域，由此形成紛繁各異的生產方式、社會構成與文化形態。“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而這些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 1。生產、社會與文化，組成民族國家的文明系統，文明系統的背後則藏著生態自然系統的強大支持。每個民族與國家都在確認自己的生態定位的基礎上，確認文化方位，進而確認社會經濟發展路向。歐亞大陸存在兩個基本的生態區域，這就是歐亞大陸中心區域與歐亞大陸邊緣區域，前者簡稱“陸心”，後者簡稱“陸緣”。亞歐大陸有兩個主要陸緣——西歐陸緣與東亞陸緣。日本與俄國，分別將自己定位為“島國”與“陸心”，從而確認世界坐標上的文化方位，而中國是“陸緣”。

一、“陸緣”與“陸心”：歐亞大陸的文化分類

歐亞大陸是一個巨大的“生態島”，人類的幾個主要文明從這裏誕生。在歐亞大陸的中心部分，綿延著一片廣漠的地帶。這是一個“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這個地帶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農業的基礎。 2 馬克思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中十分關註這片地帶，指出這個地帶的特殊的“氣候和地方條件”，定了亞洲特殊的生產方式、社會風貌與精神品質。

在黑格爾看來，偌大的歐亞大陸存在著巨大的生態地理差別，成為形成民族個性的重要原因。這樣的地理差別有三種：第一、幹燥的高地與廣闊的草原和平原。第二、平原流域，這裏是巨川大河流過的地方。第三、和海相連的海岸區域。黑格爾特別提到第一種地理形態，“我們看見這一類高地在蒙古利亞人（就這個字的廣義來說）所居的中亞細亞；從裏海起，這些草原向北蔓延到黑海。和這相同的土地有阿拉伯沙漠”。黑格爾說的“幹燥的高地與廣闊的草原和平原”，即沙漠草原地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沙漠地帶”，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吻合一致。

墨菲論說俄羅斯“烏拉爾山脈以東的地區”，正屬於這樣的地理條件。“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的南部三分之一，也是其西部地區的延伸。這是一個幹旱地區，它向東融入人煙稀少的沙漠地帶，它那傳統遊牧或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至今仍與俄羅斯文化以及印度、東南亞、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形成鮮明對照。中亞這個幹旱沙漠地區的很大部分，在公元8世紀初就被穆斯林入侵者征服，後來逐漸變得與其西邊的阿拉伯國家和與其毗鄰的伊朗相似。” 3墨菲說得對，歐亞大陸中心地區與東亞地區顯示很大的文化差別，不過說俄羅斯總體文化與烏拉爾以東地區不同，卻非事實。東歐平原與西伯利亞平原正是一片廣袤的草原，而俄國正坐落在如此幹旱與酷寒的草原之上，它處於亞歐大陸的中央地區，四顧茫茫幾乎找不到真正可用的出海口，又加上它歷史上曾經有過2百年蒙古入侵為主的歷史，繼承著偉大草原帝國的精神血脈。俄羅斯著名歐亞主義者薩維茨基就曾經強調：偉大的俄羅斯精神恰恰是在歐亞大陸的茫茫沙漠與草原上長出來的，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培養了俄羅斯的精神基因。這一切決定了俄羅斯在歐亞大陸上的“中央性”文化結構與社會構造。 4

歐亞大陸確有一個沙漠草原地區，處在歐亞大陸中央，被麥金德稱作“歐亞大陸的中心樞紐”，簡稱歐亞“陸心”的地區。這裏出演過一幕幕壯麗的歷史劇目，這裏是波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蒙古帝國與晚近俄羅斯帝國叠次登場，扮演主角的偉大舞台。“陸心”區具有三大特點：第一，村社形式的社會構造。“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全國（除兩三個大城市不算外）都分為許多村社，這些村社構成完全各自獨立的團體，各自成為完全閉關自守的小天地”。 5第二，原始共有的土地形態。馬克思讀了法蘭蘇·伯爾尼有關亞洲的書後說過，“伯爾尼就土耳其、波斯及印度斯坦來講，正確地認定東方一切現象的基本形式是在於那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這一點，甚至可以作為了解東方世界的真正的關鍵。”第三，專制主義的政治結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註灌溉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幹預，“東方專制主義”就此形成。 6恩格斯則認為，村社是東方專制政體的基礎，從印度起到俄國止，凡是古代村社習俗還保全著的地方，這種習俗便做了數千年來最橫暴的東方專制政體的基礎。 7以上三點合起來，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對亞洲特點的重大發現，形成著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學說。“亞細亞生產方式”實為古代陸心區的生產方式與經濟社會形態。

有“大陸的中心”，就有“大陸的邊緣”。當代歐亞大陸重要的“陸緣”地帶有兩個，一個面向大西洋，為西歐陸地帶，一個面向太平洋，為東亞陸緣地帶。陸心地帶有三個地理區，這是沙漠、草原與森林。陸緣地帶也有三個地理區：島嶼、沿海與腹地。設使太空鳥瞰，那麽島嶼之後有沿海，沿海之後有腹地，腹地之後有陸心。在中國，走到華夏西部的盡頭，已接近歐亞的陸心；在西歐，走過法國、德國、奧地利與東歐，一眼望到廣漠的沙漠、草原與森林，那就是歐亞的陸心。

這裏提出“區域市場海洋”、“世界市場海洋”、“世界中心市場海洋”三個概念，“市場海洋”歷史上有三個：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後二者為“世界市場海洋”，太平洋則為當代“世界中心市場海洋”。歐亞大陸有多個“陸緣”，而朝向“世界市場海洋”的“陸緣”為“世界市場陸緣”。歐亞大陸的“世界市場陸緣”只有兩個，即為朝向大西洋的西歐陸緣與朝向世界中心市場海洋——太平洋的東亞陸緣，本文界定的“陸緣”即為此類“陸緣”。

無論西歐陸緣還是東亞陸緣，歷史上都與陸心地區發生緊密的關系。沖突與融合，碰撞與和緩，入侵與同化，乃為“心”“緣”接觸史的亙古主題。正如麥金德說所說，所有定居在“邊緣地帶”的居民都感受到“來自草原的激動力量的擴張勢力”，“歐亞大陸其他的邊緣地帶，也像歐洲的情況一樣，有著早期的入侵記錄。中國不止一次地屈從於從北方來的征服者。” 8需要說明，分處西歐、東亞的兩個對應的陸緣地區，同樣存在嚴重的文化差異，同樣呈現尖銳的價值碰撞，同樣行走於沖突-交融-沖突的崎嶇歷程。由於“陸心”的阻隔，這個沖突來得較晚，其起始之年，在中國大體算在鴉片戰爭的1840年，在日本則為美國“黑船”進擾日本的1853年。世界商貿精神產生於海洋市場，由此陸緣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得以風氣領先，先拔一籌。現代改革由海上岸，愈往裏走，阻力愈大，沿海大於海島，腹地大於沿海，陸心大於腹地。造成這個情況，是因為馬克思所謂的對現代文明發展發生抵拒作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存在，這個“方式”總與市場方式拮抗，形成神妙的精神“氣壓”，愈往裏走愈強烈，愈往外走，愈稀薄。

二、中國文化的“陸緣”確認與“心緣融和”

有的國家有著漫長的海岸線，但缺少悠遠的地平線；有的國家有著悠遠的地平線，卻缺少漫長的海岸線，甚而全無海岸，蝸居內陸的深處。不同的生態配置啟示人們，應該因勢利導，確認符合本國生態條件的文化期許與國策抉擇。中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部邊緣，同時位於全球最大的中心市場海洋——太平洋的西部邊緣。中國顯然不是歐亞大陸中心國家——陸心國家。封閉而少出海口的地勢、幹燥的氣候、沙漠與草原地形、遊牧的生產方式，是決定陸心文化的主要生態要素。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是農耕的而不是遊牧的，中國的主體部分屬於季風型溫帶與亞熱帶濕潤地區，而不是幹燥地區。王仁宇觀察到，中國北方有一條橫貫東西的降雨量線，將中國南方濕潤的農田地區與北方幹燥的沙漠、草原地區分隔開來。中國的逶迤的長城線，恰好與這條降雨量線重合。

中國有寬闊的海域與眾多的島嶼。鄰接中國大陸的東面，從北向南有黃海、東海與南海，處於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包圍之中的渤海為中國的內海。整個大陸海岸線北起鴨綠江口，南至北侖河口，長達18，000多公裏，若把沿海島嶼的海岸線也計算在內，則長度超過32，000公裏，為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我國有大小島嶼5，000余個，總面積約8萬平方公裏，最大的為台灣島，面積35，760平方公裏，其次為海南島，面積為32，200平方公裏。 9

中國有四大沿海區與四大腹地區，成為超越日、韓的東亞頂級陸緣大國。四大沿海區，是東北沿海區、華北沿海區，華東沿海區和華南沿海區。華北地區就是古代的齊魯地區，華東地區就是古代的吳越地區，華南地區就是古代的百越地區。顯然，因為靠著海洋，有著漫長的海岸線才叫做沿海地區。每個沿海地區都有重要海港成為它們的經濟支持。大連、天津塘沽、連雲港、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香港等優良港口成為中國各沿海區的經濟中心。至今依然使用著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800公裏，溝通南北，將華東、華北沿海區連成一片，近代以至當下，縱向鐵路的修築更加強了這樣的南北連貫，使中國四大沿海區連成一片。

四大腹地區，指的是與東北沿海區相連的東北腹地區，與華北、華東沿海區相連的西部腹地區，與華南沿海區相連的西南腹地區。腹地地區遠離海洋，無海洋港口可言，但是由於毗鄰“沿海”，擁有長江、珠江等優良水道，即與沿海區緊密相連，因此它們區別於陸心區而成為陸緣區。至於近現代，鐵路的縱橫貫通，使中國腹地和沿海發生更密切的接觸。現在開發西部，第一要務就是建設密集的鐵路及高速公路網絡，結果將使中國的沿海區與腹地區的界限最後淡化與消弭。

然而又需註意，中國雖是陸緣國家，卻不是單純的陸緣國家。中國古代時候由夏入清，共23個時代（春秋、戰國、十六國、五代十國等都各算作一個時代），其中十六國、南北朝、遼、金、元、清有六個時代，比例近四分之一，皆為中亞遊牧民族統治中原或全國的時代，也就是陸心統治的時代，其影響不可低估。

匈奴貴族劉淵304年建立漢國（後改名前趙），開啟北方少數民族入據中國的第一個大時代，即十六國時代（304-439年）。這個期間，北方少數民族（也有部分漢族官僚）建立20多個割據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時代，合135年。

魏晉南北朝是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第二個大時代。遊牧文化的鮮卑族拓跋部在四世紀初，於晉朝衰落之際進入山西北部，後統一北方，建都於山西大同，又遷都洛陽（494年），是為北魏（鮮卑族，368-534年），開啟中國北朝時代，占據中國北方長達166年。由北魏經過東魏、西魏、北齊，至北周（鮮卑族，557-581年）統一中國北方，都長安，而後亡（581年），“陸心”民族入據中國北方，合195年。

遼金元時期（916-1368年，合452年）是北方少數民族入據中國的第三個大時代，契丹族的遼國（916-1125年）興起於東北遼河流域，此後占領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雲十六州，建都於燕京（今北京），甚為強悍，據有北方時間達209年。北宋（960-1126年）至南宋（1127-1279）期間，中國備受北方少數民族侵擾。初有契丹與羌族的西夏國（1038-1227年）同時南犯。此後女真人於1038年建金朝(1038-1227年)，1126年滅北宋，統治中國北方長達189年。1234年蒙古擊滅女真，代為勁敵。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1368年）時達97年。

清代是是北方少數民族入據中國的第四個大時代。1616年努爾哈赤建“後金國”，意即金朝的後繼，後改名清（1644-1911年），繼元朝之後再次統治全中國，時達267年。從304年匈奴貴族劉淵啟動北方少數民族入據中原，即十六國時代到清滅（1911年），總共1607年，遊牧民族統治中國北方長達千余年。遊牧民族入主全中國，元、清相加合364年。

北方陸心文化的浸染，使中國的文化氣質發生變異，使中國文明進步遭遇阻力。中國儒家主張“華夷之辨”，又說可“以夏變夷”，而不可“以夷變夏”。意指農耕的華夏文明是高端文明，而遊牧文明是低端文明，文明發展可由低向高走，而不可由高向低走。然而歷史的事實不是這樣，北方少數民族憑借其駿馬強弓的超級軍事機動力量，一次次地揮師南下，占據中國，總使低端文明“覆蓋”與遮掩高端文明，出現惟中國僅見的文明“月暈”奇觀。舉例來說，拓跋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其實質就是將中國社會變化成馬克思說的原始村社、原始公用、原始專制的社會，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這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文明的退步。中國從領主封建制的莊園制退回到原始“亞細亞共同體”的村社制，自北魏始。

日本歷史上沒有這樣的情況，元朝入侵因“神風”——海上台風的阻止而終止。當時滿清入關，清朝文化沒有完全籠罩到朝鮮，相反那個時代的朝鮮依然“慕華”、“事大”，抱持“尊明貶清”的心態，把中國夏商周秦漢隋唐宋明視為正統，而把北魏、遼、金、元、清摒棄於正統之外。 10也就是這樣的原因，日本與韓國民族文化中的“陸心”因素比中國少，現代化過程中阻力相對也小。

這就可以說，中國雖屬於陸緣區，卻是農耕文化型的陸緣區、多次被陸心文化覆蓋的陸緣區、具有濃重陸心區性質的陸緣區。 11鑒於生態自然的事實與歷史的既存狀態，陸緣為主，“心”“緣”融和，當為中國的生態定位與文化期許。中國的生態定位與文化期許：“陸緣為主”。中國本具文化的“本真”，但經歷次“文化覆蓋”，“本真”逐漸消失。中國走向“現代”，改革開放，遇到重重的阻力，其原就是非“本真”精神的阻擾與障隔。因此，中華覆興，首著先鞭就是對中國文化做一番淘洗提煉的工作，回覆本真，激揚精粹，以為適應現代的需要。中國應該拋棄既往的“陸心思維”，這個“陸心思維”，就是固守已經被馬克思與恩格斯批評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近代以來以章士釗、梁漱溟、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反對工商、反對市場、反對科技的思想。中國像一把打開的折扇，宏大的扇面（海岸與島嶼）朝向潛藏無限生機的太平洋，根根的扇骨（鐵路、公路與航線）直聯腹地。它理應定位於“陸緣”，充分利用“天賜”的生態良機，打開“扇面”，帶動腹地，發展經濟。中國應該堅定地向太平洋進發，毫不動搖地改革立國、開放立國、國際貿易立國。這樣的前景已被世界看好，德山二郎著有《太平洋成為美國與華人的海》，早就說過：我過去曾以為“太平洋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海”，現在觀點改變了，應該說，“太平洋將成為美國與華人的海”，“華人即將超越日本，這在我的預料之中”。 12

中國的生態定位與文化期許：“心緣”融和。由於陸心、陸緣文化的融和才有今天國土的遼闊、民族的眾多，才有中華文明大花園的絢麗多彩，56個民族，56朵鮮花，朵朵嬌艷；由於陸心與陸緣文化的融和，中國成為歐亞大陸文化的橋梁，成為新世紀的“絲綢之路”；由於陸心與陸緣文化的融和，才決定中國現代模式的選擇就不是單一的而是覆合的，既堅定地強調陸緣的本色又兼顧陸心的特點，向陸心、陸緣同時傳遞穩定和合作的信號，吸取雙方之長，避免雙方之短，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

三、日本的文化定位與未來期求

日本善於自省，時常“攬鏡自照”，看自己屬於什麽？由此決定做什麽，說什麽，往哪裏走。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承認日本屬於亞洲，但他否定亞洲，身處亞洲使他煩惱與尷尬。在他看來，“西洋”閃爍著文明，體現著進步，而亞洲則意味著“半野蠻與半文明”，人心猥瑣、經濟停滯、政治專制，身子的一半照見光亮，另一半掐在黑暗中掙紮。他疾呼“脫亞”，急切籲求“向西方文明看齊”。在他的影響下，日本決意開啟蒙昧，“文明開化”。然而，畢竟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一如中國黃遵憲說的，只是向著西方去追逐，“竟不知身在何方”。這樣就有日本“國粹派”的登場，這個派別後來又演繹為“亞洲主義”。觀點很明確，承認自己的亞洲身份，讚美亞洲，批判西方，回歸亞洲，不能說這樣的思想在其產生之初隱含合理的意義，然而最後卻走到反面，在“解放亞洲”的口號下，揭起侵略的旗幟。

江上波夫1967年出版《騎馬民族論》，主張“大陸日本論”。他指出亞洲一半是幹旱地區，一半是溫濕地區。形成於南太平洋與印度洋上的季風（monsoon），給中國、東南亞、印度半島、斯裏蘭卡島及太平洋西海岸及亞洲面向印度洋的部分地區帶來豐沛的雨水，使這個地區成為“季風農耕區”。由於喜馬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的自然障礙，及風力的自然自然衰減，亞洲的很大部分無法得到季風的恩惠，而成為廣闊的幹燥區，它包括中亞、西亞的“幹燥區（沙漠）”、北亞的草原、森林區。高阪正堯尤其矚目北亞的草原、森林區，其邊界的南部貼近中國邊界；東臨韓國；西則跨越西伯利亞，直達烏拉爾山區，這個區域產生“騎馬民族”，不是典型農耕地區，而是一個遊牧世界。江上在對許多出土文物作考察之後，認定遠古日本人與蒙古遊牧人一樣，源自草原的帝國，出身於“騎馬民族”。 石田英一郎提出“邊境文化論”，承認亞洲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的輻射與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就不會有今天的日本文化。然而由於日本的亞洲“邊境”地位又決定其文化與中國文化“和而不同”。 13

1976年，日本學者梅原猛《日本文化論》一書出版，提出“兩種文明原理”論，認為基於基督教文化與希臘文化的西方文明，是“力”的文明、攻擊性的文明、憤怒的文明；而基於佛教或儒教文化的東方文明，則是“和”的文明、慈悲的文明、平靜的文明。“基督死的姿態與釋迦死的姿態比較，實在是生動的顯示了兩種文明的不同。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真是一種殘虐的殺害方式，用釘子把手腳釘住吊起來，最後因大量流血而死去”，與此不同，釋迦的死，是平靜的死。書中對東西方文化進行了歷史的與現實的比較，認為東方文明正在向西方文明挑戰，而日本文明則理所當然地屬於東方文明。具體可以參見卞崇道主編的《戰後日本哲學思想概論》。

如果說上述理論帶有“日本亞洲論”的特點，那麽梅棹忠夫等人則提出相反意見。梅棹忠夫在日本《中央公論》雜志上發表《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中國有其《文明的生態史觀——梅棹忠夫文集》出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88年）。梅棹忠夫把歐亞大陸分成二個地區：溫濕的海洋區與幹燥的大陸區。前者是這個世界的第一區，後者是第二區。他認為在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帶，存在著一個特殊地區，這個地區的特點是幹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因此形成草原、沙漠與森林的地形，這個地區的社會精神風貌都被其地理氣候特點決定。這不是一個新鮮理論，可謂馬克思、黑格爾思想的覆述，只是把環境的作用力量推演到極致。

高阪正堯發表《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成為日本“海洋國家論”與“海洋文明論”的發端。高阪正堯認為：日本是海洋國家。“海洋”決定著日本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產方式與生態方式。給日本帶來無限生機的是活躍在滔滔大海上的日本“民間商船隊”，日本的 “自然之力” （物力論）決定日本文化不是“大陸文化”，而是“海洋文化”，這是歷史的總結，也是“未來日本的期待”。 14

川勝平太寫《海洋連邦論》（2001年）力證日本“理所當然”屬於“島國文明”，將此思想向右傾斜。他說，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諸島嶼，原是海洋民族，“此後與異質的中國、朝鮮長期交流”，但又從它們的影響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自具“海洋”的特色。 15川勝平太主張“海洋國家”的聯合，組成麥金德說的“新月形包圍圈”，以“包圍”與限制“價值觀不同”的中國。今年來這樣的思潮從學界滿溢到政壇，認為日本應該聯合印度、美國、澳大利亞等“擁有共同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都尊重人權和實行法治”的“志同道合的國家”，組建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大亞洲”。日本前首相安倍2007年7月22日在印度國會演講，說出這樣的意思，無疑是川勝平太思想謬種流傳。他的話只在印度國會獲得稀稀拉拉的掌聲，即便是在執政黨內部也沒有得到多少支持的聲音。

四、“大陸心臟”——俄國歐亞主義的文化認同

俄國的歐亞主義有古典歐亞主義與新歐亞主義的區別。“古典”歐亞主義並不“古”，20世紀初盛行於俄羅斯移民知識分子群體，薩維茨基、特魯別茨科伊、卡爾薩文和維爾納茨基等是這個“主義”的代表。其中，薩維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麥金德的理論，強調俄國是處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中央國家”，可以說全部理論都建築在這個思想基礎之上。1933年，他發表名為《歐亞主義地理和地緣政治基礎》的文章，將俄國與中國作比較：“俄羅斯被稱為中央國家，比中國擁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羅斯“新歐亞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緣政治學基礎》。2008 年，彼得羅夫的《俄羅斯地緣政治——覆興還是滅亡》一書的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介紹歐亞主義來龍去脈，陳述新歐亞主義觀點。

彼得羅夫認為，地理環境在形成俄羅斯精神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於無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風的影響，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成為森林、草原地區，屬於歐亞大陸幹燥的“陸心”。這就與“歐洲”在地緣上區別開來。

蒙古人的十三世紀後的入侵與統治，為俄羅斯註入充分的“草原帝國”的政治血液。誠如麥金德所是說：“新的遊牧民族從 蒙古來到了，北部森林帶的俄國作為蒙古欽察汗國或‘草原汗國’（the steppe）的屬國達兩個世紀之久。在歐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進的時候，俄羅斯的發展卻因此而耽擱和延誤。” 16薩維茨基不諱言這段歷史，提出獨到的史觀：“沒有韃靼統治時期，就沒有俄羅斯”，俄羅斯不應該將蒙古對俄羅斯的統治看作是“韃靼的桎梏”,相反這是一個大熔爐，這個大熔爐鍛造了俄羅斯的精神。薩維茨基在《草原與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這個關鍵的命題。他指出，古代蒙古精神的特點是其疆土開拓精神，這在“俄羅斯占領和開發的土地面積中也是同樣的精神，同樣的大陸感受”。 17

歐亞主義理論建立在“俄羅斯—東方，歐洲-西方”這個思想規則之上。沒有這個規則，他們的理論就失去鮮活的價值。西方與東方，一個是“法制”的，一個是“道德”的，一個是“個人”的，一個是“社會”（農民社會主義）的，一切都處在兩元對立的狀態之中，秉持這種“對立”，不得絲毫松懈，是斯拉夫主義與歐亞主義的共同原則。即使像索爾仁尼琴這樣的人物，也強烈地體現出這樣的精神。他一面反對前蘇聯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個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條思想道路。他抱著強烈的俄羅斯民族意識，以堅定的否定態度抵制單純的模仿與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國，還是流亡異鄉，他都一身而兼三職：民粹主義者、斯拉夫主義者、歐亞主義者。他心中洋溢著濃郁的平民崇拜主義、村社覆歸主義與帝國覆興主義的浪漫情懷，而這一切正與“大西洋主義”相悖。 18

中國學者董君甫撰文指出，歐亞主義確有強烈的“帝國”情節。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不是普通的國家，而是一個“帝國”。歷史上有羅馬帝國，俄羅斯就是這樣的帝國。廣袤的疆域、跌宕的歷史、閃光的文化、驕人的成就，都在不斷地闡說這個國家的強大與尊榮。在歐亞主義者看來不是帝國的俄羅斯是不可思議的，俄羅斯的世界心臟的地理位置已經決定了這一點，如果俄羅斯不是帝國，俄羅斯將一文不值。 19

歐亞主義主張維護俄國歷史上的三大支柱——“東正教、集權、村社”。歐亞主義的宗教基礎是東正教。公元988年俄羅斯人接受了拜占庭東正教形式的基督教,這是一個崇尚集權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羅斯則以成為東正教直系繼承者而自傲。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不僅是東正教的主體，還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偉大而超級，旨在以神的名義把世界統合在大俄羅斯的周圍，以臻“四海皆兄弟”的聖域。彼得羅夫強調，切須恢覆俄國的宗教機制，以“保障俄國道德價值國家建設、對內對外政策等等的優先方向”。 20

歐亞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只有強大的權威才能使俄羅斯擺脫危機，熱切期望把一切歷史常量動員和恢覆起來，實現歐亞主義的宏大目標。彼得羅夫強調：必須建立強大的“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且“它的領導者是獨裁者”。 21

俄國農村歷來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體生產是村社的基本原則，村社生產的極端低效性換得社會的高度穩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組織化，讓其成為俄國統治的社會基盤。也就是這樣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護下，奇跡般地保留到20世紀，凝固成俄羅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義，成為民粹主義的精神支柱，也成為歐亞主義確定進路方針的國情依據。

“私有化是對國有財產野蠻的分割，滿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 22彼得羅夫認為，私有化正在對俄國的文明構成真正的威脅。他仇視當代俄羅斯出現的私有化浪潮，他疾呼：“比如看一下吧國家財產違法私有化的主人們，俄羅斯金融業，掌控石油、天然氣、能源和大眾傳媒的寡頭們，還那些代表著俄羅斯‘文化’的人就足夠了，而再也不需要任何證明”。 23

俄國歷來開放派與傳統派（歐亞主義就是這樣的傳統派）並存。在俄國歷史上，每當危難困頓，就會“向世界學習”，“開放”在這個時候成為主流話語，“改革”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文明也在這個時候大步躍進。俄國的改革故事不勝枚舉，諸如彼得大帝的“學習”改革、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國政”改革、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等等。

然而，每當改革收到成效，危機逐步遠去，神聖的傳統派就會即刻活躍起來。他們倡言“純粹的”俄羅斯精神，要求回歸到過去的時代，而改革帶來的社會問題與“平民”不滿，則成為他們矢志“回歸”的最無辯駁的理由。回歸的輿論日益彌漫，改革的泡沫最終破碎。這樣，俄國的歷史就成為波浪的翻騰，如果說改革後的俄國是波浪的峰頂，那麽峰頂過後，就是“精魂”的重新回歸，谷底的瞬間來臨，最後又是從頭再來。在俄國，改革是“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常態覆歸才屬“正常”。與俄國相比，德國沒有這樣的情況，當年俾斯麥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如俄國那麽大，一切方針大計都被肯定下來，成為崛起的大國。日本也沒有這樣的情況，明治維新之後一直把“現代”進行到底，直追列強。

不過，人們又會發問，一個民族的自然生態環境決定了它的生產方式與社會組合方式，決定了它的自有自在的發展模式，難道非得規定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擠在一條道路走向“現代”？難道德國的道路就和英、法雷同？日本先學荷蘭，產生“蘭學”，又學英國產生“英學”，最後學德國，明治維新後“德意志學”一時風靡，然而日本又什麽時候與德國形神畢肖？人們還會發問，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是不是就是一個“經濟”？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傳統、人文、人的發展、社會的正義與公平又具有怎樣的地位？再則，輕易地改變民族的路向，會不會失卻既有的靈魂？這些問題都值得人們深思再三，省察謹行。各民族文化的產生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新歐亞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考有其存在的理由，縱有偏頗之處，畢竟未成俄國思想的主流。俄羅斯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人類做出過突出的貢獻，至於當前，矢志於國內改革，著力於中俄合作，煌煌前景，正拭目可待。

結論：

中國、日本與俄國不同的生態前提，決定三個國家不同的文化期許與道路選擇。中國屬於東亞陸緣生態區，這就讓中國人具有如下的文化期許與道路選擇：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面向太平洋，工商立國、市場立國、世界貿易立國，而這條道路又區別於它國，與西歐不同，與俄國不同，與日本也不同。文化是多元的，發展是多線的，世界是多極的，無論陸緣還是陸心，無論西歐陸緣還是東亞陸緣，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世界諸文化之間需要的是對話、折沖，而不是隔絕與沖突，每個國家都有權基於本國國情選擇發展道路。必須承認陸心文化、東亞陸緣有過輝煌的歷史，直至今天對資本市場的反思，對世界發展的建言，依然增益於人類的智慧，有利於人類的進步，而將自己的文明說成最好的文明、“終極的文明”，勢必有失歷史的真實。無論麥金德的“海權論”、梅棹忠夫的“兩個文明區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價值觀外交論”皆為思想的誤導，有違世界話語的共同主題——和平與發展。

註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頁。

2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1853年6月6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頁260。

3 羅茲·墨菲：《亞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5），頁17。

4 18 21 22 24瓦列裏·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俄羅斯地緣政治——覆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118、120、149-151、149-151、146。

5 6 7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頁23—24、20--21、11--12。

8 17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62。

9南京大學地理系經濟地理教研室編：《中國經濟地理參考資料》（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處），頁22-23。

10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3。

11陸心文化對中國本真文化的浸潤，造成形同“羊肉泡饃”（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覆合）的效應。這種情況北方尤甚於南方。荊楚、吳越（江、浙、安徽）、南粵及南遷族群（如客家）此種浸潤性相對較少。北方文化是覆合文化，而南方文化反而存續中國文化本真。宋明以降，多是南方儒家擔綱儒學更新工作，新儒家如朱熹理學、陽明學派、泰州學派、浙東學派發生於這些地區不是偶然。然而，北方文化的覆合性，使其具有可貴的包容、沈毅、堅強的性格，從而為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北方文化依然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與象征。

12東京：《中央公論》，1997 年 7 月號。。

13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の構造》（東京：講談社 1972 ）頁17。

14東京：《中央公論》，1964 年 9 月號。

15 16川勝平太：《海洋連邦論——地球をガ-デンアイランズに》，(東京：PHP 研究所,2001), 頁73、64。

19赫德裏克.斯密斯:《俄國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頁290。

20董君甫：《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中華讀書報》，2002年7月3日。

23林蘇、羅天虹主編：《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頁438—440。（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