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創刊至今已經出滿了一百期，當年積極創辦《青春》的方之同志也已逝世了九年，他墓前的小樹和他所籌謀的刊物一起成長，留在人間，留在人們的記憶裏。記得是１９７８年的秋天，我從北京開會回到南京，飛機晚點，到南京時已近午夜，我拎著旅行包無處投宿，只好去打擾方之同志，我知道他的生活習慣，十二點之前不會睡覺，徹夜長談也沒有關系。

那時，方之獨自住在新街口南京市文聯的樓上，一間鬥室，一床、一桌、一椅，我來了這後他只好盤起腿來坐到床上去。我談了一些文藝界的情況之後，他劈頭就提出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想過，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被耽誤了，今後雖然能寫一些東西，但也不會有多大的作為，現在要趕緊培養青年人，讓他們超過我們。”

我自顧還不暇吶，那裏會想到要培養青年人，只好老實承認：“沒有。”

“唉唉，你這個人……告訴你，我和斯群同志正在發起，準備創辦一個青年刊物，專門培養文學青年。你不認識斯群吧，這位女同胞是很能幹的，走，看看她去。”

我看看表，已經十二點多了：“太晚了，明天去吧。”

“沒有關系，睡了也可以把她叫起來。”方之從來不在乎這些小節。

從此我認識了斯群同志，《青春》的首任主編。

方之興致勃勃地向我宣傳刊物的方針，說是要辦一所文學的中、小學，一座苗圃，讓文學青年在這裏成長，長大了可以升大學，可以從苗圃裏移栽到高山上去。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當年，老一輩的作家和編輯也曾經辦過青年刊物培養過我們，可我也知道辦一個刊物很不容易，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人馬、經費、紙張、印刷、組織稿件，困難一大堆。

沒有想到南京市委大力支持創辦這個青年刊物，使得刊物順利地進入籌備期。這時候方之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除掉明顯的、十他痛苦的咳喘之外，還有那尚未發現的肝癌已經到了危險期。方之對他的身體狀況也並非是毫無預感，他曾對我說過，最多只想活五年，把一個刊物辦起來，把幾篇想寫的小說寫出來，然後再見馬克思去。我十分希望他能把幾篇小說寫出來，每次見面都想聽他談小說的構思。他構思小說很特別，下筆之前連句子都背得出來，聽他談一通，就等於把他未來的作品讀一遍。可他每次見我都談刊物，談到困難時他要罵人，談到了發現某個很有希望的青年作者時又笑得樂哈哈地，他不能笑，一笑便咳喘得透不出氣。他把最後的一點精力都花在《青春》的籌備工作上了，把個人的創作擱在一邊。約稿、看稿、和青年人談修改的意見。他寫信給他所熟悉的中年作家，要他們支持《青春》，為《青春》談創作的專欄撰寫稿件。當時，北京的一些作家已經相約不寫什麼談創作體會的文章了，哪有那麼多的體會好談呢。接到方之的信以後卻沒有辦法，只好把相互間的約定放棄，陸續為《青春》寫了談創作的文章，而且都是寫得十分認真的。

《青春》終於問世了，當它問世的時候也正是方之去世的時候，只差幾天的時間，方之未能見到印好的《青春》創刊號，只能由斯群同志把創刊號獻到他的墓前。死者當然是無知的，生者卻不能把他忘記。九年間，《青春》已出滿了一百期，多少人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處女作，多少人已從苗圃裏移到了高山上去。這個數字我不了解，我只知道《青春》在青年作者之中影響是很大的，而且了解《青春》的人都知道方之，知道他在臨死之前所作的貢獻。有人在未死之前已被人忘記了，有人卻在死後的若幹年間還把美好的印象留在人們的記憶裏，其原因是他曾經把自己的生命為別人作了路基。

198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