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會參加了母校七十五周年的校慶，在道山亭畔走了幾個來回。這道山亭已經面目全非了，可我對母校的記憶還停留在三十五年之前。

那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我從泰興來蘇州求學。蘇州的學校很多，蘇高中是首屈一指，全國有名的，報考的人從四面八方趕來，地板上都睡得滿滿的，平均要四、五十人中才能錄取一個。我在初中學習得並不太好，特別是數學差勁，常在四十分上下浮動。再加上初到蘇州這個天堂，早被虎丘、靈巖弄得神魂顛倒，根本談不上什麼臨死抱佛腳的覆習了，只是硬著頭皮到蘇高中去碰碰運氣。

那時候的蘇高中剛從宜興覆校來蘇州，三元坊的校址被國民黨的傷兵占據著，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擠在公園路的草橋頭。我跑到草橋三場考罷，心就涼了半截，出了考場和別人對對題目，聽起來別人都是對的，我都是錯的。待到發榜之日，心裏也不存什麼希望，只不過跑到學校裏去“張張”。這一張喜出望外，我的大名赫然在焉！而且不是備取，不是“扛榜”，大約總在開頭的二、三十名之內。我百思不得其解，怎麼會考取的？想來想去可能是一篇作文幫了忙。作文的題目我記不清了，好象是一篇什麼記遊的文章。我讀過幾年私塾，又在姑蘇遊了這麼一番，於是便用半文不白的句子，仿照《滕王閣序》的格局大加發揮。不知道被哪位閱卷的老師看中了，給的分數大概是很可觀的。我的這種猜測也有點根據，入學以後我被編在丙班，那時共有甲乙丙丁戊五個班級，戊班是女生，甲乙班雖然不叫尖子班，但都是數理化比較好的，他們的課程都得比我們多，比我們快，但是我們也沒有被遺棄的感覺，教和學還是很認真的。我們對一句格言的印象很深，叫“書到用時方恨少”。為了避免將來恨少，不如現在多學點。許多有聲望的老師，他們上課並不按照課本教，都有自編的一套講義，很多人到處去搜集這種講義來學，好像掌握了什麼秘密武器似的。

蘇高中是個有名的“死讀書”的學校，有一種尊重知識的風氣。如果有一個人打扮得漂亮，家中富有，外面有勢而又成績不好的話，那就沒有多少人瞧得起。如果一個人頭發很長（不是故意蓄長發而標新立異實在是出於生活的馬虎），經常是藍布衫一件，但是考起來總是名列前茅，自然就會受到別人的尊敬、羨慕，被大家推舉為級長什麼的。我在抗日戰爭的動亂中讀完了小學和初中，讀得很馬虎，所以一進蘇高中便覺得特別緊張。再加上不懂蘇州話，第一堂課下來聽不懂老師講了些什麼東西。教英文的老師不講中國話，倒反而能聽懂那麼一點。我本來的習慣是起身鐘不敲第二遍不起床，穿衣、疊被、洗臉、奔飯堂等等，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以極精確的計算和最高的速度進行的。一進蘇高中可不行了，天不亮就有人起床，打了起身鐘宿舍裏就沒有幾個人（也有幾個睡懶覺的），人都到操場上，到學校的各個角落裏去了，在那裏背課文、背英文生字。吃早飯之前都得背它幾十個，晚上下了夜自修以後，走廊的路燈下還有人徘徊。那時候百分之八十都是寄宿生，走讀的不多。平時出校門都得請假，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的白天才得自由。每個宿舍都有個室長，還有一個專職的舍監老師，專管點名、整潔、糾紛等事務。蘇高中的校規很嚴，都有明文規定。犯了什麼便得記小過一次，犯了什麼便得記大過一次；三次小過算一次大過，犯兩次大過便得開除。話雖這麼說，被記過的人很少，開除的事兒我好象沒有見過。

我們在草橋頭擠了一年，學校和國民黨當局多次交涉，要收回三元坊的校舍，大概是當局同意了，就是國民黨的傷兵賴著不肯走。國民黨的傷兵是很利害的，看戲不買票，乘車不給錢，開口便是老子抗戰八年，動不動便大打出手，沒人敢惹他們。突然有一天，草橋頭蘇高中正方形的操場上高中部的學生緊急集合，校長宣布，要到三元坊去驅逐傷兵，“收覆失地”，除女生和身體弱小者外，高中部的學生全部出動，實際上是到三元坊去和傷兵幹仗。學生們個個興高采烈、摩拳擦掌，有人帶了棍棒，有人拾了幾塊磚頭，，幾百人排隊湧出校門，跑步奔三元坊而去！

占據三元坊校舍的傷兵其實沒有多少，事先聽到了風聲，又見來了這麼多的“丘九”，（那時人稱國民黨的兵為丘八，學生好象比兵還難對付，故名之曰丘九）眼看形勢不妙，便從道山亭的後面翻越圍墻落荒而走。校方立即把高中部全部搬到三元坊，並派學生輪流在高處了望，防止傷兵重新入侵。

當年的三元坊是一條小弄堂，僅僅能容兩輛人力車交叉而過，而且路面坑窪，一下雨便是個大水塘。教學區在路西，就是現在的主樓，另外還有一座“立達樓”，一座“審美樓”。據說審美樓曾經是陳列美術作品和手工勞作的地方，這兩座磚木結構的樓我見到時已搖搖欲墜，後來也修葺過，作過教室，現在都拆除了。另外還利用孔廟的一座殿，改作大禮堂和飯堂。宿舍區都在路東，一直延伸到滄浪亭的對面。這下子我們進出校門便自由了，可以借口回宿舍取物而到三元坊口買包花生米，或者是到滄浪亭去兜兜。

那時的學生最關心的有三件事，一是考試，二是夥食，三是畢業後的出路。考試最要命，期中考試叫小考，學期結束叫大考。大考簡直是一場大難，逢到大考廚工都要少淘點米，學生們吃不下飯了，操場上也沒有聲音了，每個人都想找個僻靜的角落去背筆記。那時候的道山亭是個很理想的覆習功課的場所，山上有樹木荒草，山腳下的水塘邊長滿了紅蓼與蘆葦。我們都歡喜在蘆葦叢中做個窩，躺在那裏覆習。一場大考下來，人像脫了一層皮。時至今日，我晚上還會做一種惡夢，夢見進入考場以後，滿紙的數學題一條也不會，急得驚醒過來，可見當年對考試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雖然說蘇高中的學生死讀書，不大關心政治，但是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卻要來“關心”你。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日益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這自然就影響到學生的吃飯問題。

學校裏的夥食，是由校外的商人承包的，一個包飯商簡直是個飲食公司，能包幾個學校，幾千人的夥食。我記得，那時候的夥食費好象是每月交五鬥米錢。早晨喝稀飯，到了第三節課人人餓得肌腸雷嗚。中午是四菜一湯，名字好聽，實際上是一掃便光。所以每桌都有個桌長，先由桌長在菜碗邊上敲一下，然後大家便一湧而上，否則吃到第二碗飯時就只能白吞了。

女生和男生不同席，因為她們不大會搶。飯堂便是禮堂，方桌子分行排開，沒有凳子，都站著吃。這麼多人臨時進餐，實在不好對付，所以那時候許多學校都流行一首打油詩：“飯來菜不至，菜來飯已空；可憐飯與菜，何日得相逢！”當時物價飛漲，老板為了賺錢，米裏面有砂子，發黴變質（糧商的變質大米都向學校裏傾銷），夥食情況每況愈下。每個學期為了夥食都要鬧點兒小風潮。小鬧是針對校方和承包商，大鬧便針對國民黨（反饑餓運動）。蘇高中的學生沒有大鬧過，小鬧年年有，中鬧也有過一次。所謂小鬧大多是在夏天，大家相約多吃一碗飯，結果飯不夠了，鬧著要廚房裏再燒，燒好了便一哄而散，飯只好餿掉。承包商很熟悉這種把戲，第二天便加個菜，或者是“逢犒”時肉片加厚點（每星期吃兩次肉，每次一薄片，叫逢犒）。學生也組織夥食委員會，選舉最能辦事的人來監督，每天還派人去監廚，但也沒有用，因為承包商總是和校方有關系，學生中流傳著某人受賄賂，某人拿回扣等等的消息（也許是謠言吧）。有一次學生發怒了，吃晚飯的時候，不知是誰先把電閘拉了，飯堂裏一片漆黑。突然嘩啷一聲，有人摔碗（菜碗是承包商供給的）。大家一聽便明了，一起把碗祭起來，有的連桌帶碗全掀掉。飯堂裏嘩啷啷響成一片，一陣碗聲，一陣歡呼，膽小的都嚇得躲在桌子底下。訓育主任聞訊趕來彈壓，但因漆黑無光，又怕為流碗所傷，只好作罷。這一次中鬧也爭得了一點權利，寄宿生可以不在學校裏吃飯，到外面包飯也可以，悉聽自便。那時候滄浪亭一帶有許多包飯作，夫妻二人包十來個學生的夥食，價錢和學校相同，卻比學校裏地道。但也有人倒了黴，碰上了應運而起的騙子。交掉一個月的飯費，開頭吃得非常滿意，不到一個星期，包飯的夫妻二人搶購得不及時，半個月不到，物價漲了一倍，一個月的夥食錢吃不到二十天。到時候丈夫嘆氣，妻子哭訴著原委，學生都是懂理的人，只好加錢。凡此種種，許多爭得了權利而出去吃包飯的人，只好又回到學校裏，還受到包飯商的一點諷刺和打擊。

讀高中的學生，在高一、高二時比較安心，到了高三便惶惶不可終日。要考慮出路，甚至要考慮今後的一生怎樣度過。當時的中學生，除掉考大學以外似乎有三種去路，一是回家結婚，當小老板、少奶奶、大少爺，這是極少數；一種是去當個職員、練習生什麼的，這要有關系；一種是到農村裏去當個小學教員，走這條路的人很多，據說在蘇州地區這樣比較富饒的農村裏當個小學教員，每月也能拿到三石米。所以死讀書的學生到了高三便對政治和經濟發生了“興趣”。我到了高三便不大認真讀書了，和幾個同學忙於看小說，看各種雜志，想著要改革那個黑暗的舊社會，可是怎麼改革法，卻也是茫然無知的。後來聽說哲學這門學問是專管人生和社會的，便到圖書館裏去借了幾本皮面燙金，無人問津的哲學書來，躺在草地上拼命地看，這些唯心主義的哲學也實在太玄，怎麼也看不懂。後來不知道從那裏流傳來了《大眾哲學》、《新青年的新人生觀》、《新經濟學》等等的書籍，還有黨在香港出版的文藝刊物（第一次讀到了趙樹理的作品），再後來還偷讀了《新民主主義論》，這些書我一讀便懂，決定不再徘徊，畢業以後便賣掉了所有的書籍和用不著的衣物，買了一雙金剛牌的回力球鞋（準備跑路、打遊擊），一枝大號的金星鋼筆，直奔蘇北解放區而去……

我在蘇高中的三年，純粹是一個學生，知道的事很少，只能回憶一些學生生活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