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來說，存在一種處在中間的水平，即他的水平上的可能的行動和思想，任何更有奢望的事業都顯示為矛盾的，通過歷史，絕對並沒有被達到，尤其是並沒有被創立，政治不是宗教，它是專橫嚴格的調查。社會何以確定一種絕對？也許每個人都為所有人尋找這個絕對。但是社會和政治僅僅擔負著解決所有人的事情的責任，為的是使每個人都能有歡娛和自由去進行這個共同的尋求。歷史不再被樹立為信仰的對象，它只是一種機會，問題是通過警惕的反叛使這種機會變得頻繁起來。

勒內，查爾絕妙地寫到：“收獲夢的纏繞以及對歷史的漠不關心，這是我的弓的兩端。”如果歷史的時間並不是收獲的時間造成的。那麼歷史確實只是一片轉瞬即逝的嚴酷的陰影，在這片陰影中不再有人的份兒。誰獻身於這歷史就是獻身於空無，而他自己也是一無所獲，但是誰獻身於他的生命時間，獻身於他保衛著的家園，活著的人的尊嚴，那他就是獻身於大地並且從大地那裏取得播種和養育人的收獲。最終，那些推動歷史前進的人，也就是在需要時會奮起反對歷史的人。這意味著一種無限的緊張和同一位詩人談到過的緊張的安詳。但是，真正的生活是在這撕裂的內部出現的。它就是這種撕裂本身。就是在光的火山上翺翔的精神，是公平的瘋狂，是適度的筋疲力盡的不妥協。對於我們來說，在這漫長的反叛經歷的邊緣回響的不是樂觀主義的公式——我們的極度不幸使這些公式有何用？——而是勇氣和智慧的話語。這些話語靠近大海。是相同的道德

今天，沒有一種智慧能提供更多的東西。反叛不懈地反對惡，從惡出發，反叛所要做的只是進行一項新的沖擊。人能夠在自身中控制一切應該控制的東西。他應在創造中彌補一切能夠彌補的東西。這以後，孩子們總會不公正地死去，即使在完美的社會中也是如此。人竭盡全力只能設法在算術級數上縮小世界的痛苦。但是，非正義和痛苦還將繼續，盡管受到限制，他們將繼續成為醜聞。卡拉馬佐夫的“為什麼”還將繼續回響。藝術和反叛只會與世上的最後一個人一起死亡。

無疑，在人們追求統一的狂熱欲望中存在著一種人們積累起來的惡。但是另一種惡源於這雜亂無章的運動。在這惡面前，在死亡面前，人在靈魂深處呼喚正義。歷史的基督教只以王國、後來又以建立在信念上的生來回答這種對惡的抗議。但是，痛苦銷蝕著希望和信念，它因而是孤獨的、得不到解釋的。受盡苦難與死亡的勞動群體是沒有上帝的群體。我們的位置從此就在他們一邊，遠離新老聖師。歷史的基督教卻把在歷史中忍受的惡與謀殺的治愈推到歷史之外。當代唯物主義也以為能回答一切問題。但它是歷史的仆從，它擴大著歷史謀殺的領域並且同時使它得不到任何解釋，除了在仍然要求信念的未來中。在這兩種情況下，應該等待，而且在這期間，無辜不停地死去。二十個世紀以來，惡的總數在世界上並沒有減少。耶穌的再臨人間——不管是神性的，還是革命的——沒有一次得以實現。非正義始終與一切痛苦粘著在一起，即使那些在人們看來最值得忍受的痛苦也罷。普羅米修斯面對壓迫他的各種努力所持的長期沈默始終疾呼著。但普羅米修斯時而看到人們也轉而反對他並且嘲笑他。他被夾在人的罪惡和命運、恐怖及獨裁之間，他只剩下了反抗的力量以從謀殺中解救那還能成為謀殺的東西，而不向褻瀆神明的傲慢讓步。

於是，人們明白：反叛不能脫離一種古怪的愛。那些既不能在信仰上帝中也不能在歷史中獲得安息的人註定要為那些像他們一樣的不能生活的人們而活著：為那些被欺侮的人們。反叛最純粹的運動於是籠罩上了卡拉馬佐夫嘶聲的呼喊：如果他們全體沒有得救，單解救一個人又有什麼用？這樣，天主教囚徒們今天在西班牙監牢裏拒絕收洗禮，因為當局的衛道士在某些監獄裏把洗禮變成強迫的事情。這些人是受折磨的無辜的唯一見證人，如果必須以非正義與受壓迫為代價而獲救，他們寧願拒絕得救。這種瘋狂的慷慨大度就是反叛的慷慨大度，它及時地給出它愛的力量，並永遠拒絕非正義。它的榮光就是什麼都不計較，就是把一切貢獻於現實的生活和活著的弟兄們。就這樣，它為將來的人們竭盡全力。真正的向著未來的慷慨大度在於把一切都給予現在。

反叛由此證明，它是生命運動本身，只要不棄絕生命，就不能否認它。它的每一次最純粹的疾呼都是一個人站起來。它就是愛的多產，或者什麼都不是。沒有榮譽的革命、計算的革命寧要抽象的人而不要具有肉身的人，只要必須，它就否定存在，用怨恨取代了愛。忘記了自身慷慨的淵源的反叛，一旦任憑自己被怨恨染指，立刻就否定生命，走向解體，並且扶助起這群露出獰笑的小小的搗亂者——奴隸的種子，這些人今天最終在歐洲所有的市場主動提供各式各樣的奴顏卑膝的效勞。這不再是反叛，也不是革命，而成為仇恨和暴政。那麼，當革命以強權與歷史的名義變成這種殺人的和過渡的機械時，一種新的反叛以適度與生命的名義變得神聖起來。我們就處在這個極端點上。在這茫茫黑暗的盡頭，一束光線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已隱約看到這束光線，為此我們只應為這束光線能存在而鬥爭。我們全體超越出了虛無主義，我們正在廢墟之中準備一種新生，但很少有人知道這點。

事實上，反叛並不欲求解決一切，它至少已經能正視一切。從這個時刻起，正午在歷史的運動中流動。在這灼人的炭火周圍，陰影有一刻在掙紮，然後就消失了，而盲人們，摸著他們的眼皮，叫喊說這就是歷史。被棄至於陰影中的歐洲人背離了固定不變和光芒四射的點。他們為著將來忘記了現在，因為強權的煙霧而忘記存在的獵獲物，因為五光十色的城市而忘記城郊的貧困，為著一塊空洞的土地忘記每天的正義。他們對個人的自由感到絕望，幻想一種奇特的人類的自由；他們拒絕孤獨的死亡，並且把一種絕妙的集體彌留稱為永垂不朽的事情。他們不再相信存在著的東西，不再相信世界和活著的人，歐洲的秘密就是它不再熱愛生命。那些盲人曾幼稚地認為熱愛生命中的一天就是證明多少世紀的壓迫是有理的。所以，他們要抹掉世界畫幕上的歡樂，並且把它推向以後。對界限的不耐煩、拒絕它們的雙重存在、對成為人的絕望，最終把他們拋進非人的過度中，否定生命的正確的偉大，他們不得不為自身下堵住。由於別無他法，他們只能被神化，而他們的不幸就開始了：這些神的眼睛是空洞洞的。卡利阿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則相反，他們否定神明，因為他們拒絕賜死的無限制權利。他們選擇了在今天唯一具有特色的規則，並把它們作為我們的楷模：學會生活和死亡，並且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在思想的正午，反叛者拒絕神明以承擔共同的鬥爭和命運。我們將選擇伊塔克、忠實的土地、勇敢而簡樸的思想、清晰的行動以及明曉事理的人的慷慨大度。在光亮中，世界始終是我們最初和最後的愛。我們的弟兄們和我們在同一天空下呼吸，正義是活生生的。於是幫助生活和死亡的奇特快樂產生了，從此我們拒絕把它推向以後。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毒麥草、苦澀的食物、大海邊吹來的寒風、古老的和新鮮的曙光。在長期的爭鬥中，我們和這歡樂一起重造著時代的靈魂，重造一個將什麼都不再驅逐的歐洲，它既不驅逐尼采——這個魔影在他精神崩潰後的12年中，西方把它作為自己最高的意識和虛無主義的驚世駭俗的形象來參拜，也不驅逐那個正義的、毫無溫情的預言家，他誤入“高門”墓地非教徒的方寸之中；它不驅逐被視作神明的、躺在玻璃棺材中行動的人中的木乃伊，也不驅逐任何歐洲的智慧與力量不斷地供給給一個悲慘時代的傲氣的東西。的確，在1905年的殉難者旁邊，所有人都能夠再生，但條件是要懂得他們正在相互糾正，而且在太陽中有一個界限阻擋他們所有人。每個人都對別人說他不是上帝，浪漫主義再次告終。在這個時刻，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生活在歷史中或違背歷史劍拔弩張，為的是重新經受考驗並且奪得他已經擁有的東西：他田地裏微薄的收成、對這塊土地的短暫的愛情；在一個人終於誕生的時刻，必須留下時代和他青春的狂怒。弓彎曲著，木在呼叫著。弓在緊張狀態的頂點馬上將直射出最沈重而又最自由的一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