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曼（1918——），美國物理學家。生於紐約。1939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1942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參與美國發展原子彈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爾大學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教授。他提出的費曼圖、費曼規則和重正化的計算方法，是研究量子電動力學和粒子物理學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重大貢獻，與人同獲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著有《量子電動力學》、《費曼物理學講義》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書，我不會真正成功。因為，這樣，我在做某種事情，而又沒有任何想法沒有任何進展的時候，可以對自己說：「至少我存在著；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經做了某些貢獻。」——這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頓的時候，我有幸能夠看到這個高級研究所中那些聰慧卓絕的人做了些什麼，由於他們具有驚人的才智，就被特別選拔進來，榮獲躋身於這座高尚的木質板房的機會。不教課，也不負任何責任。這些可憐的傢伙現在可以坐下並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嗎？但事實上，他們不可能用一段時間就產生一個新思想：他們似乎有各種機會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經常產生新思想。我相信在這樣的情形下，一種自疚和壓抑會折磨你，使你開始為自己的思想沒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麼事情也沒做，什麼也想不出來。 
由於沒有足夠實在的推動力和緊迫感，事情就會很平淡：不和搞實驗的人接觸，不必考慮如何回答學生的問題，什麼也沒有！ 
在任何思考過程中，都存在著進展順利，出現好的思想苗頭的階段，這時教書就是一個妨礙，並成為世界上最令人生厭的累贅了。然後又是一個思維貧乏的較長時期。如果你沒有教書，什麼也沒幹，會使你神經質的！你甚至不能說：「我在教課。」 
如果你正在教一門課，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東西。這些東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觸它們不會有任何壞處。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們嗎？是否存在與之相聯繫的新問題？你可以給它們以什麼新觀念嗎？基本東西考慮起來要容易些：即使沒有新的看法也無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識，對於上課已足夠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會非常高興。 
學生的問題常常是新的研究課題的源泉。他們常常會提出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可以說是我不時考慮過，而後暫時放棄了的。回過頭再來看看這個問題，看看我現在是否有所進展，對我是沒有任何壞處的。學生也許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內容，或者我所要考慮的更精確的東西，但是他們提出的與之有關的某個問題啟發了我。而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這種啟示的。 
所以我發現教課和接觸學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絕不接受別人為我安排的不教書的好位置。絕不。 
有一次朋友為我提供了這樣一個位置。 
戰爭期間，當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時候，漢斯·貝特給我在康奈爾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從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報酬，但是我喜歡貝特，就決定去康奈爾，而不在乎錢。但貝特總是照應我，當他知道其他地方給更多錢的時候，我還未到任他就讓康奈爾將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爾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門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課程，並讓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聽起來有點滑稽。我從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車到伊薩卡，路上花了不少時間為曼哈頓計劃寫最後的報告。我還記得，在從布法羅到伊薩卡夜間行車的那段旅途上我開始備課。 
你必須瞭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緊迫感。要盡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個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後一分鐘完成。所以第一次講課前的一兩天，在火車上備課，對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對於我來說，「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是一門理想的教授課程。這正是我在戰爭期間所做的工作——把數學應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沒用的。在利用數學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積累了許多經驗。所以我在課中安排了不同的題目，以及如何處理它們，而且我還有教案——在火車上做的筆記。 
在伊薩卡下了火車，像平常一樣，我肩上扛著一個很重的箱子。一個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車嗎？」 
我從沒想過乘出租汽車：我總還是一個年輕人，缺錢。這些事總想自己作。但一轉念又思忖：「我是一個教授——應該是尊嚴的。」所以我從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並且說：「是的。」 
「去哪裡？」 
「旅館。」 
「哪個旅館」？ 
「在伊薩卡你可以找到的一個旅館。」 
「您已預定了嗎？」 
「沒有。」 
「弄到一個房間是不容易的。」 
「我們就一個一個旅館去問。你停下等著我。」 
我們找到了伊薩卡旅館：沒有房間。又去到旅行者賓館：他們也沒有房間。我對司機說：「不要用車隨著我在城裡轉了，那得花好多錢。我自己一個一個去找好了。」於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賓館，就開始到處轉，尋找一間房。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新教授，我有了多少準備。 
我發現另外一個人為尋找房子也在周圍轉。這就表明了旅館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間。過了一會兒，我們信步走上一個小山，並且逐漸地知道了我們正走在校園附近。 
我們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築，由一扇打開的窗子可以看到裡面有雙層床。那時已是晚上了，我們想問問是否可以睡在那裡，門是開著的。但沒有一個人，我們走進一個房間，那個小伙子說：「過來，我們就睡在這兒吧！」 
我認為那樣不太好，看來不是很光明正大。別人已鋪好床，完全可能回來，發現我們睡在他們的床上，那就麻煩了。 
因此我們出去了。又走了一會，在一盞路燈下，看見從草坪上收集起來的一堆樹葉——當時是秋天。我說：「嘿！我們可以躺在樹葉上，就睡在這兒！」我試了一下，樹葉相當軟，我來回走得太累了，要是這堆樹葉不正好是在路燈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煩。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時人們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這回他們又該說了，瞧瞧康奈爾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教授。他們認為，由於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經名聲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嚴一些，這才勉強地打消了睡在樹葉堆裡的念頭。 
我們在周圍轉悠了一會兒，來到一座大樓前，這是校園內一個很大的建築物。我們進去了，門廳裡有兩個長靠椅。那小伙子說，「我就睡在這裡！」於是蜷縮進入長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煩，在樓底層我見到一個看門人，問他我能否睡在長靠椅上，他說：「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來，找到一個吃早飯的地方，然後開始盡可能快地四處查找我的第一節課在什麼時候開。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節課是什麼時間？我錯過了嗎？」 
那裡的人說：「你一點也不用著急。8天內課程不會開始。」 
這使我大為震驚：「嗯，您為什麼告訴我提前一星期到這裡？」 
「我想在上課以前，你會樂意認識一下周圍環境，找一個地方安頓下來。」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卻不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學生俱樂部，以便找一個地方住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場所，有許多學生在裡面轉來轉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辦公桌前，說：「我是新來的，要找一間房。」 
那小伙子說：「朋友，伊薩卡的房子是非常緊張的。事實上，居然達到了這種地步，不論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個教授不得不睡在這個門廊的長靠椅上。」 
我看看周圍，果然就是那個門廳！我轉向他說：「嗯，我就是那個教授，這個教授並不想再這樣來一次。」 
作為一個新教授，在康奈爾的頭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時是可笑的。我到那兒幾天以後，吉布斯教授來到我的辦公室，並對我解釋，在學期末我們本來不接受學生，但是在個別情況下，當申請者是非常、非常好時，我們也可以破例。他遞給我一張申請表，請我審閱。 
他問我：「嗯，您有什麼想法？」 
「我認為他是第一流的，我們應當接受他。我認為我們很幸運能讓他來這兒。」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嗎？」 
「看不看又有什麼差別呢？」我大聲地說。 
「絕對不會，先生！很高興聽到您這樣說，我們想看看，來了個什麼樣的人做我們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歡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沒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來的，我說什麼最好小心一些。」我還沒像那樣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直截了當，而我說的就是進入我腦子的第一個反應。 
然後另一個人進到我的辦公室。他想和我談論哲學。當時他說了些什麼我印象不深，但記得他要我參加某種類型的教授俱樂部。那個俱樂部是反猶太人的組織，他們認為納粹並不是那麼壞。他努力向我說明有許許多多猶太人如何做出這樣那樣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說完了，才對他說：「您知道，您犯了一個大錯誤；我是生長在一個猶太人的家庭裡。」他出去了，這使我開始對康奈爾大學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後，我得重新開始生活，於是需要與一些姑娘接觸。那時盛行社交舞會，康奈爾也經常舉行舞會，讓人們彼此交往，特別給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記得參加第一次舞會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沒有跳過舞，甚至沒有社交。所以我參加這次舞會，要盡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當成功的。你可能常會說起，某人什麼時候和你跳舞，以及他們覺得十分滿意。 
跳舞時，我和一個姑娘談了一會；她問一些關於我的情況，我也問了關於她的某些問題。但是當我再想和那個姑娘跳舞時，找到了她： 
「您是否還願意跳一次舞？」 
「不，對不起，我需要換換空氣。」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間。」——就以這樣那樣的借口拒絕了，而且同一排的兩三個姑娘都如此。怎麼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嗎？ 
我又和一個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問題：「你是學生，還是研究生？」（這裡許多學生由於曾經在軍隊裡呆過，顯得比較老。） 
「不，我是一個教授。」 
「啊？什麼教授？」 
「理論物理。」 
「我想，您莫非還研究過原子彈。」 
「是的，戰爭期間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說：「您是一個該死的騙子。」——然後走開了。 
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對每個姑娘所說的都是未經思考的，愚蠢的實話，自己還蒙在鼓裡，不知道出了什麼岔子。非常清楚，正是當我樣樣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禮貌，並回答了所有的問題的時候，姑娘們卻一個一個地避開了我。似乎每件事開頭都是令人高興的，而後，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虧這個女孩子稱我是一個「該死的騙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從那以後我試著迴避所有的問題，這卻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嗎？」 
「嗯，不。」 
「您是個研究生？」 
「不。」 
「您是幹什麼的？」 
「我不想說。」 
「為什麼您不告訴我，您是幹什麼的？」 
「我不願意……」——她們卻繼續和我談話！ 
有兩個姑娘到我房裡來聊天，談話結束時其中的一個對我說，不應當由於是一個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剛剛步入學院學習，這的確沒關係。她們是二年級的學生，兩個人都相當和藹可親。她們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願意被她們如此地誤解，所以讓她們知道了我是一個教授。她們很不安。還以為我欺騙了她們。作為一個康奈爾的年輕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諸如此類的麻煩。 
不管怎樣，我開始教物理學中的數學方法這門課，我還考慮教一些其他課程——可能的話，教電磁學。也打算做點研究工作。在戰前，我攻讀學位的時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發明了一種用路徑積分做量子力學的新方法，還積累了許多要進行研究的資料。 
在康奈爾，我除了備課，還常到圖書館去，在那兒讀《天方夜譚》，並向我身邊的姑娘們送秋波。但是當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時候，卻不能全神貫注。感到累，也沒興趣；我不能做研究！我覺得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年。也許並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但似乎是持續了很久。那時我簡直不能開始搞任何課題：記得關於伽瑪射線的某個問題我寫了一兩句，卻沒有任何進展。我相信這是由於戰爭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的妻子的死）幾乎耗盡了我的精力。 
現在我才對那種狀況有了較好的理解。首先，一個年輕人還體會不到準備好一門課程得花多少時間，特別是第一次——備課，出考試題，檢查他們理解的程度。當時，我的課講得很好，把許多思想都安排進了每節課中。但是我沒體會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還以為耗盡精力是讀《天方夜譚》和心情鬱悶所致。 
在這期間，我從一些大學和工業部門等不同的地方得到邀請，答應給我高於目前薪金的報酬。而每當得到像那樣的邀請時，就更鬱悶。我會對自己說：「瞧，他們要給我這麼豐厚的報酬，但是他們不瞭解我已是江郎才盡。我不應該接受它們。他們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卻什麼也作不成！我現在沒有創見……」 
最後從高級研究所郵來了一封邀請信：愛因斯坦……、馮紐曼……、韋爾……所有這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給我寫信，邀請我去那裡作教授。他們知道我對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論化了，沒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戰。所以他們寫道：「我們尊重您在實驗和教學方面的相當濃厚的興趣。所以安排了一種特殊類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願意，一半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作教授，一半時間在研究所。」 
高級研究所！特別例外的優待！甚至於比愛因斯坦的位置還好！這是理想的、完美的，卻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職已使我覺得糟糕到頂。他們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這一次的提議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謬。那些人確實犯了錯誤；多愚蠢的事情！當我刮鬍子時，想到這件事，就笑了起來。 
然後我自己想：「你知道，他們把你想得如此神氣，實現它是不可能的，你沒有責任去實現它。」 
這是一個高明的見解：「你沒有責任去實現別人認為你應當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去做。」 
高級研究所將我想像得那樣好，這不是我的過錯；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顯的是一個錯誤——那時候我以為他們完全可能弄錯，而且所有其他部門也一樣，包括我自己的學校在內。我就是我，他們指望我很好，為此他們提供我一些錢，這是他們不走運。 
正在那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康奈爾實驗室主任博布·威爾遜可能是無意中聽到了這件事，或者他剛剛知道了我的一些情況。就打電話叫我上他那兒去。他以一種嚴肅的聲調對我說：「費曼，您的書教得很好，您正在從事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大家都很滿意。我們可能獲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運氣。每聘請一個教授，我們都得冒極大的風險。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應當為您已經做了的或者還沒做的事擔心。」他說這些話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負疚感。 
後來，我又有一個想法：現在物理學使我有點厭煩，過去我一直喜歡物理。我為什麼喜歡物理？我習慣於從事物理，我習慣於做我願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發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慮我對它是否有興趣，是否會讓我高興。上高中時，看到從一個狹小的水龍頭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條曲線。爾後發現這是相當容易的，我無須去做它，對於科學的未來，它並不重要，別人已做過了。但這無關緊要：畢竟，我發現了某些東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於是，我有了這個新的看法。現在我正是精疲力盡，絕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過，我已經在大學裡得到了我所喜歡的教課的好位置，正像樂於去讀《天方夜譚》一樣，我準備在我願意的時候去做物理，而不必為什麼重要性而擔心。 
有一個星期，我在食堂旁邊看見一個傻小子把一個盤子拋到空中。當盤子在空中上升時，它震盪起來，而我注意到盤上的康奈爾校徽也在轉來轉去。我注意到，徽章明顯地轉動得比震盪快。 
我窮極無聊，所以開始計算旋轉盤子的運動。我發現當角度很小時，徽章的轉動是震動速度的兩倍——二比一。這產生出一個複雜的方程！然後我想，「根據力或動力學，是否可能用一種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種思路，弄清為什麼它是二比一？」 
我不記得我如何做這件事，但是最後我解出了帶質量的粒子的運動，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還記得去漢斯·貝特那兒，對他說：「嘿，漢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盤子這樣轉，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給他講那些加速度。他說：「費曼，那是相當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嗎？您為什麼研究它呢？」 
「哼！」我說，「一點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應並沒使我氣餒；我堅定了自己喜歡物理並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繼續算振動方程。然後考慮在相對論中電子如何開始進入軌道運動。接著有電動力學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後是量子電動力學。在我瞭解它以前（這是很短的時間）我是在「玩」——實際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愛的類似的老問題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時，我停止了對這類問題的工作：我的論文式的題目、所有這些發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現象。 
實際上，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費力。這就像拔出一個瓶塞：裡面的東西都不費力地流出來了。我幾乎試圖阻止它！然而，做什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後有什麼。我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那些圖形和全部理論也得益於晃動的盤子之類不起眼的小玩意。 （吳丹迪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