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志的出刊時間，雜志的名字叫《昆侖》，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松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裏，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裏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

他在寫小說！

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準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

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洞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志。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裏，杳無回音。盡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癡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做治療，創口還在那兒，而且在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昆侖》雜志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昆侖》1988年第1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個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發在《昆侖》上的，1988年的第5期，還得了《昆侖》雜志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裏，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打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地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6. 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麽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舍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生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麽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裏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作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之氣。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事情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裏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說，後來黃尹說，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她覺得天氣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

這個夜晚，我們把時間交給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樹的咖啡吧。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黃尹。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夜晚是有魔力的，會神秘地衍生出無數個相似的夜晚。這樣的夜晚多了，我們就開始談婚論嫁了，先是在心裏說，然後是嘴上說，繼而是身體說，最後是法律說。說真的，起初我們倆對法律之說都有點小看，甚至排斥它，我們覺得心裏說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我們都希望做一對沒有法律意義的夫妻，但事實證明法律說是很重要的。法律說了，我就從南京調到了成都，名正言順地，朋友和組織都為此提供了應有的幫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這就是法律的意義和好處。

作為丈夫，我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個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較溫和，處事也比較冷靜，遇事有情講道，樂於謙讓，很多事情放在心裏解決，不愛張揚，不喜熱鬧，總的說是一個謙虛謹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經常說，她喜歡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說：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對這個人，他老婆很長一段時間都拿他沒辦法，只好忍著，忍不住就流淚。現在好像找到辦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聲音回過來：你是SB！有時在SB之前還加個“大”字：大SB！兩個SB對上就麻煩了。這時候，我兒子就朝我們豎起兩個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這是孩子在學校裏學來的。我覺得這是他至今在學校裏學到的最好的知識，有著無窮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啊。

感謝上帝！

順便說一個我的反動思想——先申明是反動的，不要較真，當笑話聽。我覺得夫妻之間要學會吵架，不會吵架的夫妻是危險的，相敬如賓的夫妻是不真實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恥的，心裏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憐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實也是相似的。

7. 1997年5月16日

這是我做父親的一天。

有人說，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麽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說，孩子是父母的作品？應該是的。不過，這部作品寫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累，比如……說兩件具體的事吧。兒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種說不出的恐懼籠罩著：小東西出來若有什麽短缺咋辦？越是臨產，這恐懼越是兇險，常弄得老婆噩夢不止。第二天就是預產日，半夜裏我被“明天的母親”尖利的啼哭嚇醒。問怎麽回事，準母親只哭不語，眼淚流得人傷心。我說說出來吧，說出來就好了。她說她夢見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時辰已三點多鐘，就說子時過後的夢都是相反的，說明你要生個金童玉女了。她對我這說法顯然不滿，連找出幾個老夢反擊我。我只好另辟蹊徑，問其腹內是否有瘙癢感？她感覺一下說沒有。我說既是猴子，毛乎乎的東西，怎會無瘙癢感？她這才破涕。第二天，小東西沒有準時出來，他母親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他一定是怕我們嫌棄（不好才嫌棄）不肯出來。我說哪個孩子出生都不是哭的，呆在子宮裏好好的誰願意出來，兒子出來後我都願意進去頂兒子這個空。反正整天就這麽半真半假地哄。其實我嘴頭說得好聽，心頭也是發毛的。對生兒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齡都偏大了，我真擔心當初為圖好耍，拖沓了幾年要我們付出沈重代價。如若真如此，無疑是把我們一輩子都耍脫了。就這樣，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決，分分秒秒都被過度的期望和恐懼拉長了又拉長。

9號的預產日，15號仍無動靜，兩人的耐心到了極限，強烈要求醫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惜。於是吃催產飯。小東西倒經不起催，催產飯一吃就發作了，而且來勢尤為兇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5個小時就出來了。鬥膽視去，身上沒毛，鼻子眼睛什麽的也都是長對地方了的，心頭頓時釋然。想再細看，已被醫生包裹起來，只露張臉，看不了其他的。回病房後，老婆問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沒有，我說看屁股幹嗎？她不說。但我看出她的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擔心。看不看？倆人都有點猶豫，因為孩子包裹得嚴嚴實實，我們甚至都不知如何打開。但猶豫再三，我們還是堅決又困難地打開了包裹。先看屁股——沒多長尾巴，也沒少長肛門。然後掰開一個個手指頭看，掰了手指又掰腳趾。都無異樣，自然放心高興。不料小東西適時嘹亮一嚏，頓時把我們的高興嚇得無影，擔心是不是讓他受涼了。那日子就是這樣驚驚嚇嚇，謹小慎微的。但總的說，小東西還算體恤我們，對我們份份擔心都退而避之，偶爾涉足，也只是點到為止，玩個有驚無險而已。我們想這樣就好。這樣我們就什麽都滿足了。

一天，陽光燦爛，我抱著兒子憑窗而立，兒子引頸眺望，似有所見，令我大為開心。照眾人話說，百日之內嬰兒有目無光，而兒子此時遠無百日。我久久望著兒子睜圓的雙目，喜從中來。忽然，我覺得兒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異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還疊有一個黑點！形狀和瞳孔一般圓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與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與黑眼珠的上弧相內切，色澤比眼珠要深沈，比瞳孔又要淺淡。左看右看，確鑿無疑，頓時喜消憂起！說真的，我沒敢告訴老婆，因為那實在有點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膚上的痣是無關緊要的，但又有誰能告訴我，眼珠上的痣也是無關緊要的？何況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從此，一份十足的擔心盤踞在我心間。從此，我也開始了漫長而覆雜的求證和驗證工作，四處求醫問人，用各種方法手段測試其左眼目力。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等過百日，甚至更長時間。由於過度希望，我自然而然產生了極度害怕。我不知這等待何日才能完結，只覺得在無限的等待中，我已變得越來越可憐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兒子半夜裏暴吵不已，我抱著他從臥室哄到客廳。客廳黑著燈，兒子的吵勁立馬變成了沈默的東張西望，頭使勁地甩來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兒子的頭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動不動，而且身體在使勁往後撲。我順勢退去，直到門前，而兒子的頭依然掙紮著從我肩上越過去，往冰涼的鐵門上湊。我以為他是額頭發癢，就換過手來，想給他撓癢。這時，我一扭頭忽然發現，黑暗中，小圓的門鏡像一顆寶石一樣亮得耀眼。原來，走廊上亮著燈，而我家裏是黑的，門鏡是惟一的一孔亮點。我終於明白過來，趕緊試著幫兒子的左眼往那孔亮點上湊，結果兒子十分配合地將左眼貼在了門鏡上，雙腳歡天喜地地踢打起來。我久久地沈醉在兒子的沈醉中，眼淚一滴滴流下來。就這樣，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過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無關緊要的黑痣。就這樣，我對兒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覺像是兒子背著我拿性命去破了個什麽了不得的世界紀錄，性命沒丟，那紀錄自然便變成了我的、也是兒子的大榮大幸了。

我要說的是，這僅僅是開始。

我要問的是，這什麽時候能結束？

8. 1997年8月28日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雖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這一天，我流出了已經容納我17年之久的軍營，流到了地方，領取了今生第一張居民身份證。

2005年10-11月寫

2008年4月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