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半由於余生也晚，多半由於余來也晚，辜鴻銘雖然曾在北京大學任教，我卻沒見過他。吳伯簫來北京比我早，上師範大學，卻見過辜鴻銘。那是聽他講演。上台講的兩個人。先是辜鴻銘，題目是Chinaman，用英文講。後是顧維鈞，上台說：“辜老先生講中國人，用英文；我不講中國人，用中文。”這是我們在鳳陽幹校，一同淘糞積肥，身忙心閑，扯舊事時候告訴我的。我沒見過，還想寫，是因為，一、有些見面之外的因緣；二、他是有名的怪人，對於怪人，我總是有偏愛，原因之一是物以稀為貴，之二是，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來於真，或說癡，如果有上帝，這癡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鐘，我們常人怎麼能不刮目相看呢？

辜鴻銘（一八五七—一九三〇），名湯生，推想是用《大學》“湯之盤銘”語，取字鴻銘，一直以字行，別號有慵人，還有漢濱讀易者，晚年署讀易老人。籍貫有些亂，追根，粗是福建或閩南；細就所傳不同，有說同安的，有說廈門的，還有說晉江的。不追根就沒有問題，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父親是那裏的華僑。一說母親是西方人。十歲左右隨英國布朗夫婦到英國，先後在英國、德國讀書，其後還到過法、意、奧等國。肚子裏裝了不少西方的書和知識。更出色的是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幾種語文，尤其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點頭稱嘆，以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味兒，可以比英國的文章大家加來爾、阿諾德等。獲得十幾個學位，其中一個本土的是宣統皇帝賜的文科進士，也許就是因此而入了《清史稿》。二十幾歲回國，巧遇著《馬氏文通》的馬建忠，得聞東方的書和知識，如所傳禪宗六祖慧能之得聞《金剛經》，以為無上妙義盡在其中，於是改讀中國舊籍。很快心就降服了，並由內而外，形貌也隨著變，蓄發梳辮，戴紅頂瓜皮小帽，穿綢長袍緞馬褂、雙梁鞋，張口子曰、詩雲，間或也流利地Yes，No，好辯，好罵人，成為十足的怪物。受到張之洞的器重，二十年，先在兩廣總督署，後在湖廣總督署，都入幕府為幕僚。清末到外務部任職，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清朝退位，政體改為共和，他衣冠不異昔時，表示效忠清室，尤其皇帝。也許以為入國學充四門博士之類不算變節吧，蔡元培校長請他到北京大學教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他接受了。這，至少由他看，是割雞用牛刀，心情的冷漠是可想而知的。其後還到日本講過學，時間不很長，回國，總算邁過古稀的門檻，戴著瓜皮小帽及其下的發辮，去見上帝了。

我最初知道有這麼個怪人，記得是在通縣上師範學校時期，看《芥川龍之介集》，其中《中國遊記》有一節記作者在北京訪問辜鴻銘的事。作者問辜有高才實學，為什麼不問世事，辜英語說得急而快，作者領會跟不上，辜蘸唾液在桌上連寫一串“老”字。其後我就註意有關這位怪人的材料。道聽途說的不少，靠得住的是以下兩種。一是他自己說他是東西南北之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別受到外國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這後一種傳說想來並非誇張。證據不少。其小者是不少外國上層人士，到中國，訪他，在外國，讀他的著作。其大者可以舉兩項：一是丹麥的著名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曾著長文介紹他；二是托爾斯泰於一九○六年十月曾給他寫一封長信（收到贈書和信後的覆信），表示在忍讓、忠恕方面道同的盛意。這種情況有個對窮書生不利的小影響，是買他的著作，既難遇又價昂，因為舊書店收得他的著作，雖然那時候還沒有只接待外賓、收外幣的規定，卻是異代同風，非高鼻藍睛就不讓你看。幸而我有個同鄉在東安市場經營書業，我住得近，常去，可以走後門，日久天長，也就買到比較重要的幾種。先說英文的，買到三種：一是一九○一年出版的《尊王篇》，二是一九一○年出版的《清流傳》，三是一九二二年再版的《春秋大義》（一九一五年初版）。次要的還有《中國問題他日錄》《俄日戰爭之道德原因》，《論語》《中庸》英譯本，英漢合璧本《癡漢騎馬歌》，我都沒遇見過。中文著作，重要的只有兩種，一九一○年出版的《張文襄幕府紀聞》，我買到了，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讀易草堂文集》，我沒買到。（一九八五年岳麓書社出版《辜鴻銘文集》，收以上兩種。）買到的幾種，《春秋大義》扉頁有作者贈孫再君的既漢又英的題字，署“癸亥年（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立夏後一日”，字頹敗，正如其人那樣的怪。此外還有介紹他的材料，也有幾種。其中一種最重要，是林語堂編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出版，後半為《辜鴻銘特輯》，收文章九篇，托爾斯泰的信和勃蘭兌斯的評介（皆漢譯）在內。刊前收相片兩幅。一幅是辜氏的半身像，面豐滿，濃眉，眼註視，留須，戴瓜皮小帽，很神氣，不知何年所照。另一幅是與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合影，一九二四年六月在清華大學工字廳所照，全身，瓜皮小帽，長袍馬褂，坐而拄杖，其時他年近古稀，顯得消瘦了。一九八八年岳麓書社出版伍國慶編《文壇怪傑辜鴻銘》，收介紹文章比較多，寫本篇之前我也看到。

接著再說一種因緣。記得是四十年代初，友人張君約我一同去訪他的朋友某某。某某住北京東城，燈市口以南，與燈市口平行的一條街，名椿樹胡同，東口內不遠，路南的一個院落。我們進去，看到地大而空曠，南行東拐，北面是個小花園，花園盡處是一排平敞的北房，進屋，布局顯得清冷而稀疏。我感到奇怪，問主人，他說原是辜鴻銘的住宅。介紹辜鴻銘的文章，有兩篇說他住椿樹胡同，其中一篇並註明門牌號數，是十八號，只有林斯陶一篇說是住東城甘雨胡同。甘雨胡同是椿樹胡同以南相鄰的一條街，如果他所記不誤，一種可能，是住宅面積大，前有堂室，通甘雨胡同，後有園，通椿樹胡同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度看到的總是這位怪人的流連之地，雖然其時已經是燕子樓空，能見到空鎖樓中燕，也算是有緣了。

因緣說完。言歸本人的正傳，想由外而內，或由小而大。先說說可以視為末節的“字”，我看也是因怪而壞。《辜鴻銘特輯》收陳昌華一篇《我所知道的辜鴻銘先生》，其中說：

中文的字體不十分好，但為了他的聲譽的緣故，到台灣時，許多人請他寫字，他亦毫不客氣的寫了，在台灣時在朋友處，我曾親眼看見他寫的“求己”二字，初看時，我不相信是他寫的，他自己署名那個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離約摸有二三分闊，誰相信這是鼎鼎大名的辜鴻銘先生寫的呢？

羅家倫在北大聽過辜鴻銘講英國詩的課，寫《回憶辜鴻銘先生》，也說“在黑板上寫中國字”，“常常會缺一筆多一筆”。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義》，扉頁的題字正可以出來作證，十幾個漢字，古怪醜陋且不說，筆畫不對的竟多到五個。但是我想，這出於辜氏就再合適不過，因為，如果竟是趙董或館閣，那就不是辜鴻銘了。

放大一些，說“文”。中文，怪在內容方面，可以不論。英文，表達方面特點很明顯，稍看幾行，就會感到與流俗的不同。我想，這是有意避流俗，求古求奇。這一點，林語堂也曾提到：

辜之文，純為維多利亞中期之文，其所口口聲聲引據亦Matthow Arnold.Carlye，Ruskin諸人，而其文體與Arnold尤近。此由二事可見，（一）好重疊。……（二）好用I say二字。（《辜鴻銘特輯·有不為齋隨筆》）

總之是寫英文，不只能夠英國味兒，而且有了自己的風格。著文，用本土語，有自己的風格，使熟悉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大不易，更不要說用外語了。專就這一點說，高鼻藍睛之士出高價搜羅辜氏著作，也不為無因了。

再放大，說“性格”的怪。辜氏作古後不久，一位英語造詣也很深的溫源寧用英文寫了評介辜氏的《辜鴻銘先生》（後收入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書，不久前由南星譯成中文，名《一知半解》，由岳麓書社出版），其中說：

……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他留著辮子，有意賣弄，這就把他整個的為人標志出來了。他脾氣拗，以跟別人對立過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對。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視。他所以得意揚揚，就是因為與眾不同。因為時興剪辮子，他才留辮子。要是誰都有辮子，我敢保辜鴻銘會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義也是這樣。對於他，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一心想特殊。……辜鴻銘很會說俏皮話，不過，他的俏皮離不開是非顛倒。所謂是非顛倒，就是那種看法跟一般的看法相反，可以把人嚇一跳。……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幟（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對於辜氏的怪，這篇文章描述得有聲有色，並能由形而神。不過說到怪的來由，溫源寧認為只是求與眾不同，就還值得研究。問題在“求”字；如果真像他說的那樣，那就凡是多數人肯定的，辜氏應該都持否定態度，或者深入一步說，辜氏的所言所行，並不來於心裏的是非，而是來於相反。事實大概不是這樣，或至少是，並不都是這樣。比如辜氏喜歡罵人，表現為狂，對於有大名的曾國藩和彭玉麟卻網開一面，並曾套《論語》的成句說：“微曾文正，吾其剪發短衣矣。”

有罵，有不罵，至少他自己會認為，是來於他心裏的是非。是非的具體內容可能與常見不同；就辜氏說，是多半與常見不同。這是因為，“他覺得”他有不同於世俗、遠遠超過世俗的操守和見識。這種信念還固執得近於妄，比如他說，當時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他自己。因為此外都是壞人，他又沒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雅量，於是有所見，有所聞，不合己意，就無名火起，不能不一發作為快。發作之委婉者為憤世嫉俗的冷嘲熱諷，如：

（1）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二年）張文襄（張之洞）督鄂時，舉行孝欽皇太後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資巨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嘩然。（《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愛國歌》）

（2）近有客自遊日本回，據雲在日本曾見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與我今所謂《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雲：“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仁義之說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雲雲。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其原本雲：“孟子道性惡，言必稱洋人。”雲雲。（同上《孟子改良》）

（3）余謂財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國之所謂理財，非理財也，乃爭財也，馴至言理財數十年，其得財者惟洋場之買辦與勸業會之闊紳。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謂今日中國欲得理財之道，則須添一句曰：“官官，商商。”蓋今日中國，大半官而劣則商，商而劣則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幾成餓殍也。（同上《官官商商》）

發作之直率者為點名的嬉笑怒罵，如：

（4）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憶劉忠誠（劉坤一）薨，張文襄調署兩江，當時因節省經費，令在署幕僚皆自備夥食，幕屬苦之，有怨言。適是年會試題為“道千乘”一章，余因戲謂同僚曰：“我大帥可謂敬事而無信，節用而不愛人，使民無時。人謂我大帥學問貫古今，余謂我大帥學問，即一章《論語》亦僅通得一半耳。”聞者莫不捧腹。（同上《半部論語》）

（5）張文襄學問有余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余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撫考無良心，沈葆楨當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應考第一。”（同上《翩翩佳公子》）

（6）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七年），張文襄與袁項城（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某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為項城得意之談。予答曰：“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同上《倒馬桶》）

像這些，用處世的通例來衡量，確是過於怪，甚至過於狂；如果換為用事理人情來衡量，那就會成為，其言其人都不無可取，即使仍須稱之為怪物也好。

怪還有更大的，是比性格更深重的“思想”。其中有些近於瑣細，很落後，或說很腐朽，也可以說說。較大的一種是尊君，維護專制。他自己覺得，這也有理論根據，是只有這樣才是走忠義一條路，才可以振興中國的政教，保存中國的文明。這顯然是閉眼不看歷史、不看現實（包括西方議會制度的現實）的夢話。可是他堅守著，有時甚至荒唐到使人發笑的地步，如對於那位垂簾聽政的既陰險又糊塗的老太太，他也是盡擁戴吹捧之能事；又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中所記，“五四”運動時期，北大教授在紅樓一間教室裏開臨時會議，商討的事件中有挽留蔡元培校長，辜鴻銘發言，也主張挽留，理由是，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次的一種到了家門之內，他娶妻，為本國的淑姑夫人；納妾，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還為納妾辯護，理由用王荊公的《字說》法，說“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的。有外國女士駁他，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的累了，用男的作手靠；手靠不只一個，所以也可以一妻多夫。他反駁，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這就又是荒唐得可笑，應該歸入怪一類。還可以說再其次的一種，有關婦女的腳的，因為欠雅馴，從略。

思想方面還有不瑣細的，由現在看，是絕大部分離奇而片面。舉其大而總的，是中國什麼都好，外國什麼都不好。這種怪想法還付諸實行。大舉是寫，寫書，寫文章，給西方人看，說西方的缺漏和災禍如想得救，就只能吸收中國的文明。小活動是罵，據說照例是，看見英國人，就用英語說英國怎麼壞；看見法國人，就用法語說法國怎麼壞，等等。而所謂中國文明，是指孔子之道，即四書五經中所說。奇怪的是，他覺得，他眼見的多種社會現象（個別人除外），並不異於四書五經中所說，直到男人作八股，女人纏小腳，等等，都是，所以都應該保存，歌頌。

但因此就說他的主張一無足取，似乎又不盡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他寫《春秋大義》（英文名直譯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導言的第一段說（原為英文）：

現時的大戰引起全世界的最大註意。我想這戰爭一定會使有思想的人們轉而註意文化的大問題。一切文化開始於制伏自然，就是說，要克服、統轄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質力量，使它不傷人。我們要承認，現代的歐洲文化在制伏自然方面已經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沒有做到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還有一種比自然界的物質力量更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裏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質力量給人類的傷害，是遠遠不能與人的情欲所造成的傷害相比的。因此，很明顯，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適當的調理和節制，那就不要說文化，就是人類的生存也將成為不可能。

以下分幾章，介紹中國封建傳統的“理想”一面，用意是告誡現代西方的重物質文明，說都錯了，要改行中國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不必多管飛機大炮。他的這種思想，顯然是坐而可言，起而難行。事實是，溫良恭儉讓與飛機大炮戰，縮小到身家，“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與錢尤其外幣戰，前者勝利的可能是幾乎沒有的。但這是必然，未必是應然。即以辜氏的空想而論，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只顧物而不管心嗎？如果膽敢理論上承認、行動上甘心這樣，或只是不由自主地這樣，那就一連串問題，大到“上下交征利”，小到為錢而不惜心與身，都來了。怎麼辦？如果還想辦，我們似乎就應該想想辜鴻銘。他的救世的處方是，要德不要力，要義不要利，要禮教不要貨財，總之是要精神文明不要物質文明。這藥顯然很難服用，因而也就難於取得療效。但他診斷有病，不錯，總可以算作半個好醫生吧？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最後總而言之，辜鴻銘的特點是“怪”。怪的言行，有些有佯狂成分，那是大缺點。但有些來於憤世嫉俗，就間或可取，至少是還好玩。如：

（1）有一次他跟胡適說：“我編了一首白話詩：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孔會（指偽道學的孔教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文壇怪傑辜鴻銘》第3頁）

（2）他在一篇用英文寫的諷刺文章裏說：什麼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適的洋房裏！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發財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制度並非至善至美！（同上書，第17頁）

（3）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國記者問辜氏道：“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槍決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同上書，第175頁）

這雖然都是罵人，卻罵得痛快。痛快，值得聽聽，卻不容易聽到，尤其在時興背誦“聖代即今多雨露”的時代。痛快的罵來於怪，所以，縱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們總當承認，它還有可愛的一面。這可愛還可以找到更為有力的理由，是怪經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鮮明的個性或真摯的性情的顯現。而這鮮明，這真摯，世間的任何時代，總嫌太少；有時少而至於無，那就真成為《廣陵散》了。這情況常常使我想到辜鴻銘，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紅樓見到這位戴紅頂瓜皮小帽下壓發辮的怪人為不小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