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師，現在要談他，真真感到一言難盡。這一言難盡包括兩種意思：一是事情多，難於說盡；二是心情雜亂，難於說清楚。還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後政協開會，他兩度到北京來，先一次住在崇文門新僑飯店，後一次住在西單民族飯店。這後一次，正是大家都苦於填不滿肚皮的時候，他留我在飯店飽餐一頓，所以至今記憶猶新。別後，我寫過問候的信，也聽到過一點點他的消息。大動亂來了，我在文鬥武鬥中浮沈三年，然後到朱元璋的龍興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過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還之後，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蘇杭等地漫遊，想到上海看看而終於沒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門拜謁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後，忘記聽誰說，確是作古了，時間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飯店的最後一面，想到十幾年，我掙紮喘息而竟沒有寫三言兩語去問候，真是既悔恨又慚愧。

我最初見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學講佛學，課程的名字是“新唯識論”吧，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我去旁聽幾次，覺得莫測高深，後來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後期，他由昆明回來，住在北京大學紅樓後面，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請他寫文章，他寫了連載的《讀智論抄》。解放以後，他仍在北京大學，可是不再任課，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還是唯心論。其時他住在後海東端銀錠橋南一個小院落裏，是政府照顧，房子雖不很多，卻整齊潔凈。只他一個人住，陪伴他的是個四川的中年人，無業而有志於佛學，因為尊敬老師，就兼做家務勞動。我的住所在後海北岸，離銀錠橋很近，所以晚飯後就常常到熊先生那裏去，因而關於熊先生，所知就漸漸多起來。

早年的事當然不便多問，但聽說革過命，後來不知由於什麼，竟反班定遠之道而行，投戎從筆，到南京歐陽竟無大師那裏學佛學。治學，也像他的為人一樣，堅於信而篤於行，於是寫了《新唯識論》。“唯識”前加個“新”字，自己取義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來卻是修正主義，用佛門的話說是“外道”。於是有人作《破新唯識論》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於是作《破破新唯識論》而答之。混戰的情況可以不管，且說熊先生的佛學著作，我見到的還有《佛家名相通釋》，我原來有，大動亂中也失落了。他這一階段的學識，信士看是不純。後來，五十年代前後就變本加厲，張口真如，閉口大《易》，成為儒釋合一，寫了《原儒》《明心篇》《體用論》等書。我沒有聽到信士的評論，也許視為不可救藥，與之“不共住”了吧？嚴厲的評論是來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時期，見諸文件，說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沒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詢，我只祝禱他借莊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來過多的麻煩。

尊重熊先生不妄語的訓誡，對於老師的學識，我不得不說幾句心裏話。熊先生的治學態度、成就，我都很欽佩。至於結論，恕我不能不懷疑。這問題很覆雜，不能細說，也不必細說。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總是相信西“儒”羅素的想法，現時代搞哲學，應該以科學為基礎，用科學方法。我有時想，二十世紀以來，“相對論”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鏡子觀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鏡子尋找基本粒子，還有些人在用什麼方法鉆研生命，如果我們還是糾纏體用的關系，心性的底裏，這還有什麼意義嗎？——應該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對老師不敬了。

還是撇開這玄虛幹燥的玩意兒，專說熊先生的為人。記得熊先生在《十力語要》裏說過，哲學，東方重在躬行。這看法，專就“知”說，很精。熊先生的可貴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這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以下談一些瑣細的，一般人會視為怪異的，或者可以算作軼事吧。

他是治學之外一切都不顧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靜，常常是一個院子只他一個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灘銀閘路西一個小院子裏，門總是關著，門上貼一張大白紙，上寫，近來常常有人來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確是在此院住，現在確是不在此院住。我確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處住，請不要再敲此門。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銀錠橋，熊師母在上海，想到北京來住一個時期，順便逛逛，他不答應。我知道此事，婉轉地說，師母來也好，這裏可以有人照應，他毫不思索地說：“別說了，我說不成就是不成。”師母終於沒有來。後來他移住上海，是政協給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邊。

不註意日常外表，在我認識的前輩裏，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樣子在僧與俗之間。襪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裏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舊的。沒有書櫃，書放在破舊的書架上。只有兩個箱子，一個是柳條編的，幾乎朽爛了；另一個鐵皮的，舊且不說，底和蓋竟毫無聯系。且說這個鐵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離，帶著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這樣不在意；可是說起學問，就走向另一極端，過於認真。他自信心很強，簡直近於頑固，在學術上決不對任何人讓步。寫《破破新唯識論》的事，上面已經說過。還可以舉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廢名（馮文炳）也住在紅樓後面，這位先生本來是搞新文學的，後來迷上哲學，尤其是佛學。熊先生是黃岡人，馮是黃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稱為“二黃”。他們都治佛學，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確；可是所信不同，於是而有二道橋（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個寓所，在地安門內稍東）互不相下，至於動手的故事。這動手的武劇，我沒有看見；可是有一次聽到他們的爭論。熊先生說自己的意見最對，凡是不同的都是錯誤的。馮先生答：“我的意見正確，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對佛。”真可謂“妙不可醬油”。我忍著笑走了。

對於弟子輩，熊先生就更不客氣了，要求嚴，很少稱許，稍有不合意就訓斥。據哲學系的某君告訴我，對於特別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訓斥，甚至動手打幾下。我只受到正顏厲色的訓導，可證在老師的眼裏是宰予一流人物。談起訓斥，還可以說個小插曲。一次，是熱天的過午，他到我家來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見窗外遮著葦簾，嚴厲地對妻說：“看你還聰明，原來糊塗。”這突如其來的訓斥使妻一楞，聽下去，原來是陽光對人有益雲雲。

在一般人的眼裏，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學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在意；信與行完全一致，沒有一點曲折，沒有一點修飾；以誠待人，愛人以德：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過分，所以確是有點怪。但仔細想想，這怪，與其說是不隨和，無寧說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說吧，夏天，他總是穿一條中式白布褲，上身光著，無論來什麼客人，年輕的女弟子，學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這樣，毫無局促之態。這我們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態，顯然是由於信道篤，或說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來，我總是懷著“雖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終於要離開北京，我遠離嚴師，會怎麼樣呢？我請他寫幾句話，留作座右銘，他寫：“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鉆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什剎海寓寫此。漆園老人。”並把墻上掛的一幅他自書的條幅給我，表示惜別。這條幅，十年動亂中與不少字軸畫軸一同散失。幸而這座右銘還在，它使我能夠常常對照，確知自己在讀古今大著和尋玩義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慚愧而不敢自滿，如果這也可以算作收獲，總是熊先生最後的厚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