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裏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後來的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裏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裏。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裏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只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看不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裏，一架放在彈琴教室裏。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範奏。有一次正在範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沈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裏，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裏，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墮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征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

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

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擡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

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並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卷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範的學生。

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余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範畫給我們看。畫畢把範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後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現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仿佛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

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裏，把房間裏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

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臒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凈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覆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余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裏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裏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1943年4月，弘一法師圓寂後一百六十七日，作於四川五通橋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