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作家。有短篇小說《班主任》，長篇小說《鐘鼓樓》，中篇小說《如意》，散文集《凡爾賽噴泉》等。

漸來的逆境，有個臨界點，事態逼近並越過臨界點時，雖有許多精神準備，也仍會有電閃雷擊般的突然降臨之感。

逆境的面貌不僅冷酷無情，甚而醜陋猙獰。

逆境陡降時，首要的一條是承認現實。承認包圍自己的逆境。承認逆境中陷於被動的自我。

“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這是許多陡陷險逆境中的人最容易犯下的心理錯誤。事實是客觀的存在，不以你的接受與不接受為轉移。不接受事實，嚴重起來，非瘋即死，是一條絕路。必須接受事實，越早接受越好，越徹底地全面地接受越好，接受逆境便是突破逆境的開始。

承認現實，接受逆境，其心理標志是達於冷靜。處變不驚，抑止激動，尤忌情緒化地立即作出不理智的反應。

面對逆境，要勇於自省。

逆境的出現，雖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但大多數情況下，總與自我的弱點、缺點、失誤、舛錯相聯。在逆境中的壓力下檢查自己的弱點、缺點、失誤、舛錯是痛苦的，往往也是難堪的——然而必須邁出這一步。

邁出了這一步，方可領悟出，外因是如何通過內因釀成這一境況的，或者換句話說，內因為外因提供了怎樣的縫隙與機會，才導致了這糟糕局面的出現。

不邁出這一步，總想著自己如何無辜，如何不幸，如何罪不應得，如何命運不濟，便會在逆境的黑浪中，很快地沈沒下去。

但在邁出這一步時，如果不控制好心理張力，變得誇張，失去自尊與自信，則又會陷於自怨自艾，甚而自虐自辱、自暴自棄，那麼，也會在逆境的惡浪中，很快地沈沒下去。

逆境的出現，當然與外因外力有關。在檢驗自我的同時，冷靜分析估量造成逆境的外因外力，自然也非常重要。

外因外力不一定都是惡。也許引出那外因外力的倒是我們自身的惡，外因外力不過是對我們自身的惡的一種排拒，從而造成我們的難堪與逆境。

外因外力又很可能含有惡。惡總是趁虛而入，我們的弱點是它最樂於楔入的空隙，我們的缺點是它最喜愛的溫床，我們的失誤舛錯等於是開門揖盜，惡會歡蹦亂跳地登堂入室，從而作弄、蹂躪我們心靈中的良知和善。

當我們對外因外力的分析估量導致第二種感受時，我們仍要保持冷靜。

人在逆境中，最令他痛苦的，往往倒不在那襲向他的惡，而是受惡影響、控制的人群。

一位老資格的電影明星告訴我，在“文革”中，江青點了她的名，造成了她一生中最險惡的逆境，她深知江青底細，且已看透她的心理，所以對江青之惡，只是心中鄙夷，倒並不怎麼感到痛苦，然而，許許多多本是善良乃至懦弱的同行和群眾，或出於對江青的迷信，或懾於江青的淫威，或迷惘而無從自主，都來參與對她的批鬥、侮辱、懲罰，卻使她萬分地痛苦。

有的親人，與她劃清界限，所言聞之驚心，所為令人狼狽。

有那過去的朋友，包括堪稱密友的人，不僅對她視若瘟疫而遠避，更作出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事情，有的還自以為乃革命義舉，沾沾自喜，津津樂道。

有許多本不相幹的人，奔著她的知名度而來，似乎是在欣賞她的淪落與苦難，也許其中不乏懷有同情與不平者，但都無從顯露，在那肅殺的環境中，人人要戴上一個冷酷無情的假面，看得多了，也就搞不清那面具究竟是否已溶入了人的皮肉心靈。

逆境逆境，“逆”還可受，“境”卻難熬！

熬過逆境，需有一種觀照意識。

拉開與惡的距離，拉開被惡所控制的人與事的距離，並且拉開與逆境中的我的距離，跳出圈外，且作壁上觀。

這是真正的冷靜，徹底的冷靜。

讀過楊絳女士的《幹校六記》麼？所記全系逆境，然而保持著一種適度的距離，於是成為一種超然的觀照，在觀照中透露出一種對惡的審判與鄙棄，顯示出人性與理智的光輝。

最嚴酷的逆境，會使人喪失最起碼的反抗前提——沒有道理好講，沒有法規可循，沒有信息來源也沒有溝通管道，完全是一種孤立無援、悲苦無告的處境，例如陷於希特勒的納粹集中營，或落到“文革”中的“群眾專政”，那時，一切的信念和行為，必圍繞著“活下去”三個字而旋轉。但當“活下去”必須付出人格尊嚴時，有人就毅然地邁出了以自殺為反抗的一步，如“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那也是一種對逆境的突破，也是一種對逆境的超越，使造成逆境的惡，背負上巨大的、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老舍、傅雷他們以個體的寶貴生命為沈重的砝碼，衡出了那惡的深重達於怎樣的程度，從而警醒著繼續存活著的人們，應怎樣堅持與惡努力搏鬥，並應怎樣通過艱辛的努力，達到除惡務盡的目標。

許多從逆境中咬牙挺過來的人士，回憶出若幹逆境中降臨到或尋覓出的光明，例如在“文革”中仍有周總理那樣的有一定發言權的上層人物的關懷，例如本應是來實行審查和處治的“革命左派”中天良發現者給予的庇護與拯救，再例如在過激假面下顯露出的人間正義，以及最底層的老百姓那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一派溫情……

在重重陰霾中努力捕捉住哪怕僅只一線的暖光，當然是度過逆境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不過切不可對陰霾中的光縷產生依戀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內心的光明。能從逆境中打熬過來的人，畢竟主要依賴著靈魂中的熠熠光束，那猶如不會熄滅的火把，始終照亮著生命的前程。

逆境，也就是人生危機。據說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漢語“危機”一詞的構成很表讚賞，危機＝危險＋機會，危險人人懼怕，機會人人樂得，“危機”是在危險中促人尋覓把握機會，既驚心動魄，又前景無窮。

記得魯迅先生寫過這樣的句子：“在危險中漫遊，是很好的……”我想，他是深知惟其在危險中，才能調動起自我的全部生命力，從而捕捉住那通向璀璨未來的機會！

《紅樓夢》第二回寫到，賈雨村到一所智通寺去，見門旁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余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他因而想到：“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鬥來的，也未可知。”

賈雨村所見到的智通寺對聯，是中國人一種典型的“防逆境”告誡，也就是說，為防陷於逆境，凡事應留有余地，萬不可求滿，“滿則溢”，“登高必跌重”，需自覺地收斂、回縮、抑制、中止。不過人在順境中，欲望又是很難收斂、回縮、抑制、中止的，所以“翻筋鬥”又很難避免，但“翻過筋鬥來”，則有可能“吃一塹長一智”，從而做到“身後有余早縮手，眼前有路亦回頭”。

人當然沒必要自我尋釁，吃飽了撐的似地往逆境裏撲騰，即使是正當的欲望，適度地加以抑制，以及勿以完美為尺度，知足常樂，見好就收，都是處世度生的良策。不過，一些中國人往往過度地自我收斂，把惟求茍活奉為在世的圭臬，以致有“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好死不如賴活著”等等想法產生，弄得不僅喪失了終極追求，也失卻了最低限度的正義感、同情心和自我尊嚴，我以為那是一種可怕的犬儒主義，可悲的活命哲學，可鄙的人生態度，可恨的良知淪喪。人不應因為懼怕身陷逆境，便以出賣乃至奉送自我靈魂來求得“安全”；人一旦陷於逆境之中，更不應什麼道義、什麼責任都不願承擔，惟求自保以延狗一般的性命。

逆境逆到頭，無非一死。“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這類志士仁人的豪語，昭示著我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的真理。在逆境中我們當然要珍惜生命，鐘愛自己，懷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志向，但卻萬不可為留皮囊，出賣靈魂，萬不可為挨時日，自喪尊嚴。

要勇於在逆境的火中煉成真金，但也不懼怕在逆境的抗爭中玉碎。

人在逆境中，萬不可墮入自虐的狀態。

自虐首先是一種畸形的心態。一種是群體自虐。如“文革”中，廣大知識分子普遍遭到迫害打擊，絕大多數遭受迫害打擊者，互相是同情相憐的，但也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如兩個知識分子在街上相見了，甲驚訝於乙的境況：“怎麼？你還沒有被揪出來？”甲從理性上當然並不認為自己是敵人該“揪”，以此推理當然也不認為與自己相似的乙是敵人該“揪”，但他的心理架構已經扭曲，所以把乙的尚未“揪出”視為“不正常”；再如過了幾時乙與甲街頭相遇又感到意外：“怎麼？你還有心思買條魚回去燒著吃？”乙從理性上當然並不認為甲被貶抑後便該過另一種非人的生活，但他的心理架構也已經扭曲，所以把甲的遭貶抑後仍“大搖大擺”、“樂樂呵呵”地買魚燒吃視為“奇觀”——這種被不公正地置於逆境中的知識分子間的互為畸視畸思，就是一種群體自虐。當然，更有發展到互相違心地揭發、批判乃至於真誠地反目、鬥爭的，那就超出我所說的自虐而成為幫兇了。

另一種是個體自虐。如一個人事業上失敗後，便躲起來不願見人，甚至覺得自己吃好些、穿好些都成了“恬不知恥”，不僅把自己的物質享受壓縮到自罰自禁的狀態，還從精神上折磨自己，自己詛咒自己為“低能”、“白癡”、“飯桶”、“廢物”……或走另一極端，故意到人群中“展覽自己的失敗”，恣肆吃、喝、玩、樂，縱欲求歡，使精神陷於亢奮以至麻木，自己視自己為“痞子”、“流氓”、“賭棍”、“無賴”……

逆境中的群體自虐，是延續惡勢力的無形助力，它往往給本來還有所顧忌的惡勢力一種啟發和鼓舞——原來還可以“揪”更多的人，並且可以把壓制擴展到更不留縫隙的地步！逆境中的個體自虐，不消說更是一種導致毀滅的行為。

禁絕自虐！一個染上自虐癥的群體是沒有出息的群體！一個患有自虐癥的個體是沒有前途的個體！

為免於陷入逆境，有一種人甘心助紂為虐，成為所謂“二醜”。

魯迅先生曾為文剖析過“二醜藝術”。現在戲曲舞台上仍常有“二醜”出現，例如拿著一把大折扇，跟在大醜——惡人——身後屁顛屁顛地去幫兇，但他會在行至舞台正中時忽然煞住腳，將折扇一甩甩成屏障，擋在自己與大醜之間，面朝觀眾，指指大醜背景，擠眉弄眼地對觀眾說；“你們瞧他那個德性！”說完，又把折扇“嘩”地一收，接著跟在大醜身後，依舊屁顛屁顛地幫著大醜去幹搶掠良家婦女之類的壞事。

在好人面前，“二醜”希望好人體諒他的“不得已”——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大醜面前，“二醜”對自己朝好人眉來眼去的行徑，則解釋為幫大醜“緩解矛盾”，他是“拳拳之心無可疑”。他深信有朝一日好人戰勝了大醜，定會“首惡必究，脅從不問”；他並不相信大醜會永立不敗之地，但樂得用此法免吃“眼前虧”，還可分一杯唾余——他有時也苦惱，因為在扇子一甩開之時，並不是那麼好掌握面對好人戳指大醜脊梁的分寸；他有時也有牢騷，因為他感到“兩面受壓，受夾板氣”；他有時也頗惶恐，因為明知無恥但已“無退路可走”；他有時也頗惆悵，能發出“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一類的感嘆，所以“二醜”不像大醜那樣除了一味作惡全無“正經創作”，他也能吟詩作畫，也能才華流溢——倒如明末南明小朝廷的阮大鋮，便是如此。誰說他在追隨馬士英等佞臣迫害愛國知識分子的業之余，所寫的《燕子箋》等劇本不是典雅精致之作呢？他自己也是知識分子，是文人，是藝術家啊，因此他又常常在這一角度上，把自己與被他脅從迫害的知識分子視為“同行”，同時把自己與那些所追隨的賣國官僚“嚴格地區別開來”——“瞧他們那副德性！”

“二醜”也許確能免於他們害怕的逆境吧，但，一：他們選擇的那個“境”，難道美妙嗎？二：他能免於一時，但能經久如此嗎？阮大鋮的下場可為殷鑒，詳情可查史書，讀起來怕是要脊梁骨發涼打顫的。

“人們到處生活”。

這是一句字義淺顯而意蘊很深的話。

在逆境中，這類樸實無華的自我判斷是實現心理平衡的瑰寶，還可舉出：

“這個世界不是單為我一個而存在的。”

“沒有一個上帝規定我必須成功。也沒有一個上帝規定我必定失敗。”

“別人怎麼看我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問題是我自己究竟怎麼看自己？”

“當我以為人人都在註意我的時候，其實幾乎沒有哪一個人在特別地註意我。我不必為那麼多別人來註意我自己。”

“不要總覺得全世界的不幸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倘真是那樣的話，自己可就太幸運了。”

“不要總覺得自己受騙，自己被拋棄。也許問題出在自己過分自信和過分依賴別人這兩點上。”

“為什麼總希望別人都來同情自己？我們何嘗有那麼多工夫和精力、感情和理智去同情別人？人類需要同情，然而我們無權獨享。”

“如果有時幸福是從天而降，那麼為什麼災難非得先同我們預約？”

“輪到我了。不僅排隊購買一件愜意的商品會終於輪到我買，想盡辦法預防的流行感冒也終於會輪到我得。”

“事實並沒有所想像的那麼可怕。對事實其實完全用不著想像。事實就是事實，面對它，不要想像它。”

“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沒有道理讓他們與自己平均承受逆境的壓力。”

“多聽別人對你的逆境的分析，少向別人傾訴你在逆境中的感受。”

“認為逆境對你是一樁大好事這類的話，倘說得太誇張，便同認為逆境對你是罪有應得等義。”

“不必為體現所謂的勇氣徒使自己陷入更險惡的逆境。尤其不必為勇氣觀賞者去進行無益的表演。他們的慫恿和喝彩隨時可能變為轉身離去與不吭一聲。”

“那些對你說‘我早就跟你講過，不要如何如何……’的人，他們現在的話你簡直一句也不要聽。那些對你說‘我早就想到了，可一直沒好意思跟你講……’的人，他們現在的話聽不聽兩可。那些直接針對你現狀提出建議的人，他們的話才值得傾聽。”

“使你處於逆境的人，他們可能正處於另一種逆境。”

“用自己的逆境與別人的順境對比，是糊塗。用自己現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順境對比，是愚蠢。用自己的逆境和他人的逆境相比，是卑微。”

“走出逆境後得意忘形，便可能迅即陷入另一逆境。逆境消除後縮手縮腳，便等於沒有走出逆境。”

“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接受這樣的安慰：人生的逆境比人生的順境美好。或：人生在世的義務便是經受逆境。”

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說過：“累累的創傷，便是生命給予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面，都標志著前進的一步。”

自然是好話，可作為座右銘。

但，那種“只有歷盡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寫出優秀作品”的說法，顯然是片面的。德國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質生活優裕、生活狀態平穩，卻寫下了一系列傳世之作；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契訶夫，在動蕩的社會中一直過著相對安定的小康生活，無論小說還是戲劇都碩果累累；蘇聯作家肖洛霍夫，自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也一直安居樂業，斯大林的大規模“肅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也好，赫魯曉夫時代以後的政局變幻也好，都未對他造成什麼坎坷，然而他卻寫出了一系列文學精品，並在1965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過度的坎坷，只能扼殺創作靈感，壓抑甚至消除創作欲望，如胡風的坎坷，“胡風集團”重要“成員”路翎的坎坷，都使他們後來幾無作品產生。因此，我呼籲，那種“人生坎坷有利創作論”發揮到一定程度後便應適可而止，否則，制造別人坎坷遭遇的勢力似乎倒成了文學藝術創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絞刑台上又改判為流放，這以後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創作，有了特異的發展和特有的內涵，但我們總不能因此感謝沙皇，頌揚對陀氏的迫害，或認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寫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窮人》就寫得很好。

不要頌揚逆境，頌揚坎坷，頌揚磨難，頌揚含冤，那樣激勵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難中和被冤屈、被損害的人。要作的只應是幫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應是盡量減少社會給予人生的坎坷，只應是消除不公正給予人的磨難，只應是盡快為含冤者申冤。

中唐詩人司空曙在一首《喜外弟盧綸見宿》的五律中有兩句：“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明朝詩評家謝榛在其《四溟詩話》中說：“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為優……無限淒感，見乎言表。”自古文人多逆境，逆境中詠詩，多此種淒清之句。我讀此詩，常有自己獨特的感受。“燈下白頭人”，固然令人扼腕不止，因為人壽幾何，而歲月悠悠，既已白頭，所余無多；但“雨中黃葉樹”，卻未必只引發出關於艱辛和苦難的慨嘆。因為雨過必有天晴，黃葉樹落乃至滿樹枯枝之後，逢春必有綠芽竄生，而終究還會有綠葉滿枝、樹冠濃綠之時，也許還會有芬芳的花兒開放，結出豐滿光燦的果實……所以，我常以“雨中黃葉樹”來象征某種逆境，又因為覺得無風之雨未免沒勁，而風雨交加中更令人感到驚心動魄的還是那呼嘯的風，所以又願將此詩句中的頭一字改換，成為“風中黃葉樹”，我認為“風中黃葉樹”能更準確地體現出既充滿危險又蘊含無限機會的逆境，足可填滿意象的空間，所以，當逆境降臨時，我便常以“風中黃葉樹”自喻，也借以自勉。

人生終究是雲譎波詭，難以預料的。“風中黃葉樹”般的逆境後，很可能是“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喜劇結局。

然而，勇者必將在逆境中奮爭，盡管勢不免“白了少年頭”，但那前景，卻更可能是“老樹春深更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