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願堅又走了，走進了那個看不見的世界裏去了，但他並未消失，他把他的字跡、業跡和足跡留在人間，留在我們這些老朋友的記憶裏。他的業跡可能不為人知，他的足跡也會被浪潮沖去，他的字跡卻永遠是清清楚楚地。

我第一次看到王願堅的字跡是在五十年代的中期，看到了他的小說《七根火柴》和《黨費》，當時就很敬佩。從小說來想像王願堅，一定是個老作家，一個老紅軍；及至見到時突然一變：一個青年軍官，腰桿筆直，武裝整齊。

三十四年之前，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青年作者會議，山東的王安友是華東小說組的組長，我是副組長。我們兩個一看名單，有王願堅作為部隊的代表來參加華東小說組的討論會，我們都很高興，在‘掌握’會議時特地請王願堅發言。

當年的王願堅好像不善於辭令，但是講話的態度極為認真，一席話講完之後額頭上出汗，那是我們還穿著棉襖的時候。我記得他的發言決不是三言兩語，是詳細地敘述他是怎樣廣泛地收集資料而凝結為短篇小說的。聽起來好像是介紹經驗，實際上是在說明一個問題：非直接經歷也是可以寫成小說的。這話現在聽起來好像有點多余，《三國演義》決不是諸葛亮寫的。但在那時有一種議論，認為寫小說必須寫自己的親身經歷，王願堅的《黨費》和《七根火柴》雖然寫得好，但是這種方向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他沒有參加過長征，又不是老紅軍。王願堅不敢公開反對這種理論，又要說清楚問題，那是何等的吃力！一般的人都以為王願堅寫的是革命題材，處境十分順利，其實不然。作家是個光榮而沈重的職業，沒有鮮花和美酒亂飛。

待到與王願堅重逢時，已經跌跌爬爬地過了二十年。

二十年後重逢，也是在各種會議之間，這時候我們都學會了一種‘會意法’，交談時只用三言兩語，大家便能心領神會，許多事情都同屬一個規律，如此這般而已。

直到一九八二年，願堅夫婦陪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來蘇州訪問，我們暢遊了一番之便小飲暢談，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相互交流了若幹年來大概的經歷，仰天長噓之後便向前看，他說他想好好地寫點兒東西。所謂好好地寫點兒東西是作家之間的一句行話，意即寫長篇，因為若幹年來大家都覺得沒有好好地寫過東西。

我聽了以後很高興，我相信中國的軍事文學一定會出現偉大的作品，因為沒有那個國家有我們這麽多的戰爭磨練。特別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如果能好好地寫出來的話，決不亞於《三國演義》。王願堅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磨練與素材的積累，他會作出應有的貢獻。可他卻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他有職務、公務和事務，就是沒有整塊的時間務正業，正業只能當作私活來處理。王願堅是個很守規矩的人，他要把公私分清。

我乘著酒興口出狂言：“管它的，你到蘇州來，找一個別人找不到你的地方，寫出再說，又能怎麽的？”

王願堅笑笑：“好的，我來，一定來。”

這以後老是不見他來，倒是常在北京見面，見了面他總是說：“蘇州好啊，我總有一天要來的……”

人人都說總有一天，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王願堅的願望終於未能實現。他帶著他的願望走了，帶著他的長篇巨著走了。我不能說他的長篇一定是部偉大的作品，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憑他的經驗、刻苦、斟辭酌句和執著的追求，他想好好地寫出來的作品決不是湊數的，他從年輕時開始，就不想在數量上追求。

王願堅的不幸去世，為活著的人留下了悲傷和倜悵，同時也留下了箴言：“以我為鑒呀，朋友。別老是以為來日方長，總有一天……”

知道了，願堅，請你安息。

199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