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妮：

你寫給我的約稿信早已收到，你爸爸也在電話中叮囑過我，要我為你所編的副刊寫稿。可憐天下父母心，人家向你爸約稿，你爸還要為女兒向別人約稿。可惜我這個老伯（我比你爸大幾個月）是個少產作家，一年寫不了幾篇稿。更何況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我和你爸是同病相憐，都是走幾步路便要喘氣，真的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想多寫，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近年來我寫稿是興之所致，有時候覺得不必寫了，這個世界上的事人家都知道了，別人都寫過了，你這個老家夥安度晚年吧，又何必來揍熱鬧？有時候卻又不自量力，似有一得之見，不免細細道來，用以娛人，亦即娛已。

去年你們召開了一個筆會，邀我參加。說實話，我真的很想來，倒不是想遊山玩水，而是想會會老朋友。後來身體狀況不佳，怕來了以後拖累大家，反而掃興。還有一個暗中的原因：我現在不能喝酒了，安徽的老酒友陳登科，曹玉模也都不在了，到了安徽不見酒友，不能喝古井貢酒，那就太沒勁了。

我對安徽的記憶總是與酒相聯。安徽有好酒，有酒友，特別是陳登科。粉碎四人幫後，我和陳登科到北京參加四次文代會。那是1979年，許多人都是劫後重逢，特別激動，連平時不大喝酒的人都想喝兩杯。我和陳登科更是每頓必喝，總是約好了時間進餐廳，不喝不散。可那時不比現在，沒有酒賣，特別是沒有好酒賣。我們所在的賓館比較高級，不但有酒，而且有好酒。但有一個規定，每人只能買一小杯，不能買一大瓶。我和陳登科便請不喝酒的人幫忙，一杯一杯地買來，倒在我們的大碗裏。文友們都樂於相助，而且不收我們的酒錢。

到了1981年，我和高曉聲應邀到安徽來開黃山筆會，見到了分別多年的曹玉模，我們是老友，也是酒友。1957年的時候我們在北京開第一次青年創作者會議，那時侯各個省都只有文聯，沒有作協，我們都屬於上海的中國作家協會華東分會。我和曹玉模分在華東小說組，我是副組長，組長是山東的王安友。那時候我們都年輕而企圖有為，都不喝酒，只是後來大家都被反右派反得死去活來，借酒澆愁，才染上了喝酒的惡習，還要喝烈性酒，對什麽葡萄酒，低度酒，都不屑一顧，認為那是女人喝的，啤酒根本不是酒，飲料而已。我還要說大話，說是此生決不戒酒，只是喝到不能再喝的時候就不喝，是不喝，而不是戒。

第一個喝到不能再喝的是陳登科，心臟出了問題。那一年他到上海來開刀，裝起搏器。睡在病床上還念念不忘，說是一旦能走動便要到蘇州來找陸文夫喝酒。當然，他想到蘇州來也不僅是為了喝酒，他還要看望錢瓔和凡一，錢瓔是錢毅的姐姐，錢毅是陳登科的領路人，沒有錢毅的幫助，陳登科是成不了作家的。

果然，陳登科來電話了，說是將來為他舉行追悼會時，我不必去參加，參加了他也不知道，還不如乘活著的時候再喝一次！我聽了覺得頗有幾分悲壯，立即著手準備，請來了我的老朋友，特一級廚師吳湧根為我們準備了一席他的拿手菜，凡一帶來了一瓶陳年的茅台，酒就不說了，那菜可是蘇州最高水平的。

陳登科終於不能再喝了，他先我而去。我沒有去參加他的追悼會，也沒有發電報，我們有約在先，以酒代悼。

曹玉模的去世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的病也許和喝酒有點關系，酒能消愁，也能消壽。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你們安徽的詩人公劉不喝酒，現今也是常住在醫院裏。遙想公劉當年，何等意氣風發，英武颯爽：“願以劍南詩抄，換取汗馬功勞！”如今不知道能否用電腦打出詩句來，前幾年他來蘇州時，我們沒有談文學，卻談了一些有關電腦的問題。

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一代人的回歸》，講述我們五十年代的這一幫文學青年，在經過了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後，又回到了文壇上來。匆匆地二十年過去了，該寫《一代人的回歸以後》了，這篇文章我寫不出來，還是留於他人評說吧。我只能說一點，就是我們這幫人的老運不錯，總算能活著看到了今天。今天人民豐衣足食，國泰民安，雖然不是完美無缺，卻是超過了我們年青時代的夢想，我們筆耕一生，如果能對今天的成果有所裨益的話，那也是死而無悔了。

我本來是想寫封簡短的信給你，寫著寫著卻又犯了老年人的嚕蘇。看看倒也像篇文章。文無定法，你看看能否發表。

祝好

陸文夫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