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兩個筆記本的第一頁，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憶的同一段話。我把這段話視為王安憶寫作的秘訣：“寫小說就是這樣，一樁東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決於是不是能夠坐下來，拿起筆，在空白的筆記本上寫下一行一行字，然後第二天，第三天，再接著上一日所寫的，繼續一行一行寫下去，夜以繼日。要是有一點動搖和猶疑，一切將不覆存在。現在，我終於堅持到底，使它從懸虛中顯現，肯定，它存在了。”在她的描述裏，我仿佛看到了她伏案寫作的身影。後來我的想象在她的一段對話中得到證實。王安憶說：“我寫作的秘訣只有一個，就是勤奮的勞動。”

二○○六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七次作代會期間，我和王安憶住在同一個飯店。我到她住的房間找她說話，告辭時，她問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話，給她捎點稿紙來。她說現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寫東西了，找點稿紙挺難的。我說會上人來人往的這麽亂，你難道還要寫東西嗎？她說給報紙寫一點短稿。我說正好我帶來了稿紙。我當即跑到樓上，把一本稿紙拿下來，分給她一多半。一本稿紙是一百頁，一頁有三百個方格，我分給她六七十頁，足夠她在會議期間寫東西了。時間是寫作生活的最大依賴，時間的成本是每一個寫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貴的成本。王安憶就是這樣抓住時間的。和安憶相比，我就不行。我帶了稿紙到會上，也準備寫點東西，結果只是做做樣子。在會議期間，我一個字都沒寫。一下子從全國各地來了那麽多作家朋友，我又要和人聊天，又要喝酒，喝了酒還要打牌，一打打到淩晨兩三點，哪裏還有什麽時間和精力寫東西！我缺乏必要的定力。而安憶幾乎每天都在寫作，一天都不停止。她寫了長的寫短的，寫了小說寫散文、雜文隨筆。她不讓自己的手空下來，把每天寫東西當成一種訓練，不寫，她會覺得手硬。她在家裏寫，在會議期間寫，更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她說她在乘坐飛機時照樣寫東西。對一般旅客來說，在飛機上那麽一個懸空的地方，那麽一個狹小的空間，能看看報看看書就算不錯了，可王安憶竟然也能寫東西，足見她把時間的韁繩抓得多麽緊。

有人把作家的創作看得很神秘，王安憶說不，她說作家也是普通人，作家的創作沒什麽神秘的，就是勞動，日覆一日的勞動，大量的勞動，和工人做工、農民種田是一樣的道理。她認為要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必須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在我看來，安憶鋪展在面前的稿紙就是一塊土地，每一個漢字都是一粒種子，她把挑選出來的合適的種子一粒接一粒種到土裏去，從春種到夏，從夏種到秋。種子發芽了，開花了，結果了。

王安憶自稱是一個文學勞動者，同時，她又說她是一個寫作的匠人，她的勞動是匠人式的勞動。因為對作品的評論有雕琢和匠氣的說法，作家們一般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匠人，但王安憶勇於承認。她認為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千萬不要覺得工匠有貶低的意思。讓一個只會種地的農民在板箱上作畫，他無論如何都畫不成景。請來一個畫匠呢，他可以把喜鵲鬧梅畫得栩栩如生。王安憶也掌握了一門技術，她的技術是寫作的技術，從技術層面上講，王安憶的勞動和所有匠人的勞動是對應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個石匠要把一塊石頭變成一盤磨，不可能靠突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工。我讀王安憶的小說就是這樣的感覺，她的敘述如同引領我們往一座風景秀美的山峰攀登，不急不緩，不慌不忙，不跳躍，不疲倦，不氣喘，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往上攀。第三點，匠人的勞動是有構思的勞動，在動手之前就有了規劃。王安憶寫每篇小說，事先也有規劃。除了小說的結構，甚至連一篇小說要寫多長，大致寫多少個字，她幾乎都心中有數。第四點，匠人的勞動是縝密的、講究邏輯的勞動。安憶說：“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的演進。邏輯是很重要的，做起來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為什麽要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事情為什麽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憶她憑什麽那麽能吃苦？如果說我能吃點苦，這比較容易理解。我生在貧苦家庭，從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難時期餓成了大頭細脖子。長大成人後又種過地，打過石頭，挖過煤，經歷了很多艱難困苦。如果我為寫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細的人一定會罵我燒包。而安憶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家裏連保姆都有。應該說安憶從小的生活是優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還有書看。就算她到安徽農村插過一段時間隊，她母親還給她寄錢，那也算不上吃苦吧。可安憶後來表現出來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讓我佩服。一九九三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寫作，讓我幫她租一間房子。那房子不算舊，居住所需卻是缺東少西。沒有椅子，我從我的辦公室給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沒有窗簾，我把辦公室的窗簾取下來，給她的窗子掛上。房間裏有一只暖瓶，卻沒有瓶塞。我和她去商店問了好幾個營業員，都沒有買到瓶塞。她只好另買了一只暖瓶。我和妻子給她送去了鍋碗瓢盆勺，還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買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寫作生活就開始了。屋裏沒有電視機，寫作之余，她只能看看書，或到街上買一張隔天的《新民晚報》看看。屋裏沒有電話，那時移動電話尚未普及，她幾乎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系。安憶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為了減少聚會，專心寫作，她沒有主動和朋友聯系。她像是在“自討苦吃”，她說她就是想嘗試一下獨處的寫作方式，看看這種寫作方式的效果如何。她寫呀寫呀，有時連飯都忘了吃。中午，我偶爾給她送去一盒盒飯，她很快就把飯吃完了，吃完飯再接著寫。她過的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就這樣，從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她寫完了兩部中篇小說。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創作習慣，安憶的習慣是在一個大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作，在筆記本上寫完了，再用方格紙抄下來，一邊抄，一邊潤色。抄下來的稿子其實是她的第二稿。她寫作不怎麽熬夜，一般都是在上午寫作。她覺得上午是她精力最充沛的時候，也是她才思最敏捷的時候。在整個上午，她又覺得從十一點到十二點左右這個時間段創作狀態最好。她還有一個習慣，可能是她特有的，也極少為人所知。她寫作時，習慣在旁邊放一塊小黑板，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一些句子。在北京創作中篇小說《香港的情與愛》期間，我見她寫下的其中一句話是“香港是個大邂逅”，這句話在黑板上保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王安憶這樣熱愛寫作，那麽我們假設一下，她不寫會怎樣？或者說不讓她寫了會怎樣？二○○八年九月中旬，我按照多年前的約定，請劉恒和安憶兩家一起去河南，帶她看很想看的少林寺和龍門石窟。我打電話時，她沒在家，是她的先生李章接的電話。李章說：“安憶剛從外地回來，她該寫東西了。”李章又說：“安憶跟你一樣，不寫東西不行。”我對李章說，我跟劉恒已經約好了，還是一塊兒去吧。第二天我給安憶打電話，她到底還是放棄了河南之行。為了寫作，王安憶放棄了很多活動。

我猜測，王安憶每天給自己制訂了寫作任務，完成了任務，她就心情愉悅，看天天高，看雲雲淡，吃飯飯香，睡覺覺美。要是完不成任務呢，她會覺得很難受，諸事無心，自己就跟自己過不去。寫作是王安憶的第一需要，也是她生命的根基，如果不讓她寫作，那是不可想象的。

朋友們可能註意到了，我翻來覆去說的都是安憶的寫作，沒有涉及她的作品，沒有具體評論她的任何一篇小說。一個高人評論一個低人的小說，一不小心就把低人評高了；而一個低人評論一個高人的小說呢，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所評仍然達不到高人的高度。我曾對王安憶說，我怕我寫你寫不好。王安憶說：“沒事的，你寫好了。”又說：“每個人寫別人，其實就是寫自己。”如果我有些地方寫得還可以，說明我對安憶理解了；如果寫得不好，說明我理解得還不夠，接著理解就是了。（2010年2月10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