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亞洲安全研究學界，史文(Michael Swaine)是一個響亮的名字，然而看他的履歷，卻發現史文的經歷相當簡單，既沒有當過一天官，也沒有在大公司裏高就。從哈佛博士到伯克利博士後，堪稱一路“學霸”。讀書到老，38歲才到蘭德集團當分析員，一幹就是12年;跳槽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幹又是15年。在華盛頓這個名利場，像他這麽死心塌地做學術的外交學者不太多。而他分析美中關系的戰略觀點，包括他認為美中要避免沖突必須在臺灣問題上尋求解決方案，被視為“棄臺論”的一種，在美國主流學界看來經常帶點“非主流”的色彩。

　　香港上學 感受神秘中國

　　這位“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最近在他的辦公室裏接受了中評社記者獨家專訪。走進史文的辦公室，感覺就一個字：亂。桌面上、書架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刊和文件。墻上貼的幾張中國文革時期的海報和毛澤東的照片引人註目，尤其是那張“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宣傳畫，讓人似乎回到文革和冷戰中美對立的年代。不少研究中國政治的美國學者喜歡在辦公室裏貼文革宣傳畫，因為那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瘋狂時代，讓美國人產生好奇心，曾經吸引一批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史文也不例外。

　　1967年，16歲的史文跟隨去香港做生意的父親，在香港上了高中最後兩年。那時中國給他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神秘的黑箱。作為高中生，史文只是隱約覺得，一場巨大的動亂正在進行中。雖然香港沒有內地當時正橫行天下的紅衛兵，但史文參加的高中田徑隊參加香港中學田徑比賽，有親內地的左派學校的學生，扛著紅旗和毛主席像，喊著毛主席語錄，讓史文既感到新奇，又有點害怕。

　　當時除了知道中國大陸是很封閉的大國家，正在經歷動亂之外，史文對中國所知不多。他還記得有次去澳門，在距離邊界很近的地方，史文看見解放軍的邊防軍在鐵絲網那邊來回巡邏，他當時就覺得好神秘呵，那些都是什麽人呵?但直到上大學前，史文對中國並沒有在知識上有太多的了解，但那種對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神秘國家的好奇促使史文後來將中國研究作為主修領域。

　　“這段經歷對於我是很令人激動的，我非常喜歡那段在香港的時光。但那時我還沒對中國產生學識上的興趣，只是想在中國大陸附近的地方學習和工作。”史文這樣總結他在香港那兩年高中時光。

　　一路求學 主攻中國研究

　　從香港回來後，史文上了喬治·華盛頓大學，剛開始時他不清楚自己將來想幹什麽，上的是政府與商業管理專業，但他不喜歡。有朋友建議他學中文，延續他在香港時形成的對中國的興趣。學中文時，他的老師根據他姓Swaine，給他起了“史文”的中文名，既有歷史又有文學，很好記。覺得自己中文名字不錯的史文從此開始了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過程，將主修改為中蘇研究所的中國研究，修了許多與中國歷史、政治、外交有關的課程。他還記得一位很好的老師叫威廉·約翰遜，教現代中國歷史，讓他眼界大開。史文決定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上研究生時也專註於中國研究。

　　即便是這個時候，史文依然不確切知道自己將來想做什麽，他有點想做派駐亞洲的記者，於是采訪了多位當時美國主流媒體駐亞洲的記者，這些記者當時多數駐在香港，因為中國大陸進不去。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史文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主攻亞洲和中國事務研究，1978年史文被哈佛大學錄取。在高中和上研究生時去過臺灣的史文，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時，終於第一次有機會去中國大陸。那是1984年，史文獲得富爾布萊特獎學金，到日本交流，做“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研究”的論文。他記得自己當時拿的是旅遊簽證，從日本到香港，然後去了北京和上海。幸運的是，在北京史文有機會與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見面，恒安石大使幫他安排了與中國冶金部副部長見面，了解中國對外開放的項目，然後他又去了當時中國的標誌性項目--中日合作的上海寶鋼參觀。

　　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史文又跑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博士後研究。窮書生讀書讀到最後，錢沒了，必須自己找工作去。一開始史文在伯克利附近的舊金山找，因為當時他正與在日本交流時認識的加州薩克拉門托的女友相處。1987年史文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舊金山一個由上海移民來美的華人夫婦開的小貿易公司。因為工作關系，史文多次有機會到中國去跑生意。

　　做生意終究不是史文的興趣所在，他還是想研究中國。史文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時認識了在哈佛做博士後的喬納森·波拉克----現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安全問題專家。那時波拉克已經在蘭德集團工作。有一次波拉克跟史文通電話，說他的部門正缺一個中國分析員。史文覺得這工作不錯，面試後他被順利錄用，那是1989年。就這樣，在蘭德集團，史文一幹就是12年。2001年，史文跳槽位於首都華盛頓的頂尖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做又是15年。

　　不進官場　保持學術獨立

　　問他作為蘭德分析師和作為卡內基的學者有什麽不同?史文承認是有很大的不同：蘭德不是一個基金會，而是要靠每年從國防部獲得聯邦資助的研究項目來掙錢，但研究者個人並不能保證能得到錢，必須有得到批準的項目，才能得到經費，所以研究項目必須根據國防部的需要進行調整才有可能被批準，或者主動提出項目看能否被接受。這就更像是一種研究課題是為了籌款而定位的過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不像蘭德那麽依賴外來的錢來進行研究課題的設計，在學術和財政上有更大自由。

　　史文說，蘭德現在越來越難以得到有關中國研究的資助，因為現在國防部需要的是很技術性的東西，對區域性的長遠戰略研究越來越不感興趣，更喜歡的是武器系統、後勤保障等具體研究。當史文離開蘭德時，剩下的唯一關於中國的戰略研究來自美國空軍資助的一個項目。身在加州，要想得到資助，要與在華盛頓的五角大樓有關系，或者與蘭德管理資金的中層經理有很好的關系，這就變得更多政治性而更少學術性，而這不是史文喜歡的，盡管蘭德對待他很不錯。而卡內基能提供的更吸引史文——有更大的學術自由，不需要到處籌款;位於首都，在這裏能與美國政府官員和中國、日本等國的官員和學者建立和發展關系，進行合作研究。他在卡內基的研究項目即曾得到過美國和臺灣政府以及私人基金會的資助。

　　像史文這種在一個智庫死心塌地做十幾年，既不跳槽，也不從政，有什麽利弊呢?史文解釋道，他覺得卡內基是華盛頓最好的智庫，非常強調做真正的研究。他說，有許多華府智庫熱衷於舉辦會議，請人來演講，與政府官員互動，顯得非常高調，卻不見得真正仔細研究問題所在，沒有真從長遠戰略角度做出獨立的報告。許多智庫和研究者與政府走得非常近，傾向於反映官方喜歡的觀點和判斷，部分是因為他們中有些人本身就想當官，部分是因為他們的終生職業生涯就在華盛頓，從而更要反映華盛頓的主流聲音，盡管華盛頓的聲音也不止一個。有些研究者希望能重回政府，所以他們要為重回政府來塑造他們的觀點，反映政府或黨派的期待，這樣只有當這個黨執政時，才會帶他們回去。這會影響學術獨立性。

　　史文稱，由此看來，他在卡內基所處的位置有很大好處——沒有從政背景，不會迎合官方偏見，也沒必要那麽做，因為他不想在政府裏謀個一官半職，珍視自己的學術獨立性。不利之處在於，他沒有政府中工作的經驗，政府有其一套有價值的方法和程序。從來沒在政府中任職至少會影響別人對他的看法，這是一種不利之處。

　　“如果問我在政府任職經歷與學術獨立之間做選擇，我會選擇獨立性。以前有人鼓勵我去申請政府的職位，我不是那麽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在政府中任職是很累人的，我不住在城裏，每天不得不早上6點多就開車從馬裏蘭去城裏上班，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史文笑稱。

　　研究中國　美國學界變化

　　從事中國研究近30年，史文註意到，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他剛開始研究中國時，去中國還不容易，去的人不很普遍。可以得到的研究資料和信息比現在少得多，尤其是在他研究的與中國國家安全有關的敏感領域，旅行、與人們交談等有很多限制。他說，那是一個約束性大得多的環境，但與此同時也是一個相對容易的環境，因為資料來源有限，你不得不依賴於個人訪談，在蘭德時就做過很多這種對兩岸人士的專訪，這是不得不做的功課。今天做那種具體的、實質性的訪談依然重要，但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經不像過去那麽至關重要。

　　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有很大變化。史文說，1989年之前，中國正在迅速改革開放中，包括一些看似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在許多美國媒體看來：哇，中國正在開放，一定會變得越來越自由。那時蘇聯仍是威脅，美中關系很好，在安全領域有很多合作和互動，包括對華武器出售。“當時的氛圍與現在很不同，有人甚至愚蠢地認為中國可能成為像英國那樣的親密盟友，我覺得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史文說。而“六四風波”則如桌子一下崩塌，彌漫在美國的是震驚、憤怒的情緒，影響到學界，他們的態度一下子轉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對中國的評價負面得多。再加上蘇聯崩潰，戰略威脅消失，與中國戰略合作的必要性似乎消失。

　　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仍在繼續，中美經濟關系仍在發展，從而在中美之間建立起兩國關系發展強勁的商業基礎，盡管有人權問題、戰略敵對等。史文分析，隨之1990年代“臺獨”勢頭發展，“九一一”事件發生，全球反恐，使美中合作有所接近，戰略敵對有所緩解。各種正面和負面因素交織，令美中關系起起伏伏。這種狀況持續至今，盡管近年來，隨著中國日益強大，軍力提高，影響力擴大，美方認為中國變得更強硬自信，兩國之間戰略關系的緊張度有所升高，也在西方產生了對美中關系未來的擔憂。

　　許多美國學者對中國的評論越來越負面，包括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史文認為，這是各種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中國崛起，主權主張更加堅決，尤其在亞洲海上主權爭端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執政者對於國內秩序的關切更大了，更強力維穩;中國經濟也遭遇一些問題和變數。從美方而言，中國變得更強大了，更有影響力了，美國擔憂也增加，害怕中國力量會被運用於挑戰國際秩序和美國利益。那種焦慮感和不確定性感確實存在。他說：“有人認為中國有很大可能從根本上挑戰美國利益，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但我確實擔心，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區，形勢已經發生變化。”

　　復雜中國　建議靈活治理

　　史文表示他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他說：“在我專業生涯中，我看到中國已經從50、60年代走了很遠。毫無疑問，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更加繁榮，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得到了現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改善，那是非常巨大的成就。這是人們應當記住的。”

　　史文認為，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一個非常復雜和充滿矛盾的國家，是一個有驕傲的過去、豐富的文化，卻又非常強烈不安全感的國家。西方列強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對中國所作所為令中國人充滿屈辱感，這對中國人的思維和如何看待自己成為現代社會一部分，都產生了壓迫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中國以更積極方式貢獻於全球秩序。

　　史文指出，中國人總體上希望首先有秩序和安全，希望有強大的政府來維持秩序，中國人擔心亂。然而中國在發展中產生了各種社會力量，令環境前所未有地復雜，而中國的政治體系則試圖控制這復雜的環境。多元性的社會力量相互作用，會在社會中產生緊張。外部世界也應當理解這個，中國不是一個共產黨似乎可以主宰一切的單一國家。

　　面對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中國領導人應當如何應對?史文建議，中國政府采取更加靈活的治理手法。他分析，或許中國領導人現在更相信中國未來需要更有效、更廉潔，但控制力更強的政府，力圖在讓市場發揮作用與強化控制之間找到平衡，這一直是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問題。反腐令習近平更受歡迎，但反腐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神丹，還要考慮權力分配及其政治管道，社會如何有效表達觀點等解決方案。在這方面，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或許可資中國領導人參考借鑒。

         （中美印象平臺 發布時間：2016年03月23日 中評社·來源時間：2016年0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