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智庫如何在100年裏成為擁有3億美元資產、20個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的全球性智庫及“政要儲備池”?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核心位置馬薩諸塞大道，與白宮、國會山相距不遠。

　　這家成立於1916年的智庫，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

　　令許多人意外的是，其創始人、商人羅伯特.布魯金斯(Robert Brookings)並沒有上過大學。他創立的“政府研究所”，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後美國不斷崛起為超級大國的過程中，這家更名為“布魯金斯學會”的智庫，直接參與或間接影響過羅斯福新政、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創立等多項歷史性決策。

　　布魯金斯學會還素有“美國政要儲備池”之稱。現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Susan Rice)，曾是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這裏任職。學會旗下的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則擁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傑弗裏.貝德(Jeffrey Bader)等數位前美國政府中國政策“一把手”。

　　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響力智庫”和“美國十大智庫”排名中，這家已經擁有3億美元資產、20個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國、卡塔爾、印度)的全球性智庫均名列榜首。

　　現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資深研究員李成向本刊記者細述了其中的故事。

　　美國智庫的三種角色

　　《瞭望東方周刊》：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中，智庫到底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李成：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智庫被稱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門”，或“第五種權力”(在美國，媒體習慣上被稱作“第四權力”)。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智庫擁有相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嚴格意義上的智庫，不同於民間的咨詢公司(咨詢公司是營利的)，也不同於遊說機構(遊說機構不作政策研究)，同樣不同於一般的基金會(智庫研究本身實際上需要外界資金贊助)。其目的，在於引導政策。

　　在美國，智庫主要扮演三種角色：知識傳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儲備池。

　　美國政府每4年換屆一次，換屆時，會有4000多個聯邦政府裏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會有一半以上的人選來自智庫或高校。這就是俗稱為“旋轉門”的美國智庫和政府之間的人才流動機制。

　　應該說，智庫在美國的產生和發展，源於美國人內心深處對於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們認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聲音。因此智庫不但提供咨詢，也批評政策。

　　二戰之後，美國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增強，加上當時經濟繁榮企業富裕，上世紀40年代，美國迎來了智庫大發展的時期。

　　布魯金斯學會是最早成立的美國智庫之一，又位於華府的核心位置，長期以來都在參與美國重大內政外交決策的過程，比如二戰期間的羅斯福新政、二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和聯合國成立等，對於美國稅制改革、預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過重大影響。

　　《瞭望東方周刊》：成立100年來，布魯金斯學會實現並保持了全球領先的影響力，其秘訣在哪裏?

　　李成：布魯金斯學會有個“座右銘”：質量(Quality)、獨立性(Independence)、影響力(Impact)。

　　布魯金斯學會至今仍然堅持非營利、非黨派的原則。布魯金斯學會被認為與民主黨關系密切，但其實在“非黨派”這一點上要求嚴格。如果我們邀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裏來演講，也一定會同時邀請民主黨的桑德斯或共和黨的特朗普。

　　研究人員每年都要簽字承諾不為某一個黨派“站臺”，如果要去“站臺”，須先離職。甚至在準備參與競選的過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時間，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魯金斯學會的電話和復印機。

　　研究人員還要進行財產申報——除了工資以外，超過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從事的咨詢活動也要申報，為美國政府進行的咨詢活動要特別申報。

　　還有，布魯金斯學會不作指定課題的收費報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內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報告，包括給美國總統的報告，都是公開的。

　　不過，美國有些智庫是營利性的，比如蘭德公司;有些則有強烈的黨派色彩，如傳統基金會傾向於共和黨。

　　《瞭望東方周刊》：布魯金斯學會目前的資金來源是怎樣的?

　　李成：以2013年為例，布魯金斯學會的資產是3億美元，年預算為9500萬美元——其中一部分(約11%)來自於資產的撥款，大部分(84%)則來自於捐助。

　　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來自私人捐款。布魯金斯學會目前60名董事會成員中，就包括了一些最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會主席、中國中心主要捐助人約翰.桑頓先生。董事會不參與學會的具體管理，但指定其發展方向，並決定總裁人選。

　　另外百分之十幾來自各國政府捐款，如中東的阿聯酋、歐洲的丹麥和挪威政府。但接受這些政府捐款是否會導致喪失“獨立性”，目前有爭議，未來可能還會有新的政策出臺。

　　為了保持獨立性，我們對於美國政府的捐款尤為謹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總額的不到1%。

　　此外，還有約3%的收入來自職業教育與培訓，2%來自於出版物。

　　要“未來的專家”而非“過去的專家”

　　《瞭望東方周刊》：學會座右銘中的“質量”是如何實現的?

　　李成：研究質量，歸根到底，來自於高質量的人才。所以，布魯金斯學會對於研究員的要求極高，一般需要達到三個標準：是所在領域內的“學術領頭羊”，具有前瞻性的視野及在公共領域內的影響力。

　　我們的錄用過程和學術標準與哈佛、耶魯等頂尖高校非常相近。學會目前的全職研究員中，大多數是高級研究員(即正教授級別)，有90名，普通研究員(即助理教授級別)較少，只有20人。換言之，能夠進入布魯金斯學會的，基本已是各領域內的“領頭羊”。

　　同時，我們希望自己的專家不是“過去的專家”，而是“未來的專家”，有前瞻性思維和視野，能夠影響未來政策的走向。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不能只是象牙塔裏的學者，而是要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對話，具有影響媒體和決策的能力。

　　《瞭望東方周刊》：美國智庫的影響力是如何打造起來的?

　　李成：智庫的影響力來源於很多渠道，比如通過“旋轉門”機制“提供”政府官員，通過“二軌”對話影響決策，影響媒體，教育民眾，以及為調節沖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

　　布魯金斯學會被稱為美國政要的“儲備池”，每當政府換屆，都會有前高官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也會有布魯金斯學會成員進入政府。

　　舉個例子，桑頓中國中心的全職研究員中，傑弗裏.貝德是奧巴馬第一任期中國政策負責人，李侃如是克林頓政府中國政策“一把手”，杜大偉 (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銀行駐中國總代表和美國財政部對華事務專家。兼職研究員中，還包括了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國際事務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主要執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亞前總理茱莉婭.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魯金斯學會任職。這樣的“交流機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響力渠道。

　　此外，布魯金斯學會還經常邀請領導人、政界高層和意見領袖舉辦演講、研討會和公眾講座，有時一天有幾場。因此，預訂報告廳成為學會裏一件極有挑戰性的任務。

　　《瞭望東方周刊》：隨著新媒體等變革，公共政策的影響因素正在變化。在下一個100年，布魯金斯學會的影響力是否會面臨挑戰?

　　李成：下一個100年的挑戰，首先是如何維持布魯金斯學會對獨立性的重視和保持在美國高層決策中的影響力之間的平衡。

　　其次，在媒體發生革命性變革的時代，傳播觀點和塑造影響力的手段都在改變中，我們該如何適應?

　　出書和寫報告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長項，但在閱讀越發“短平快”的時代，我們是繼續出書和報告，還是改變風格適應新媒體，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三，目前世界格局處在劇烈的變化中，未來越來越難以預測，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選擇未來10年的研究課題?

　　第四，頂尖研究人員的聘用費用越來越昂貴，在美國經濟並不特別景氣的時候，怎樣才能聘請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

　　中國正迎來“智庫的春天”

　　《瞭望東方周刊》：在你看來，中國智庫目前處在什麽樣的發展階段?

　　李成：如果追根溯源，智庫在中國可能比在西方出現得更早。中國古代的“師爺”，就是智庫的一種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講學，與弟子論道，從一定程度上說，也是為當時的王朝進行治國理念的研究和咨詢。

　　但現代概念的智庫目前最有影響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響力智庫”排名中，前10位美國占了6個，英國有3個，亞洲還沒有一家進入前10。中國的智庫，目前還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

　　但中國最高領導層近年來對智庫發展特別重視，把智庫建設上升到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高度，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智庫——包括美國在內——獲得如此之高的重視程度。因此，中國智庫正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可以說是“智庫的春天”。

　　在國際影響力方面，中國智庫目前還比較弱。這有語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庫，在目前英文主導的國際學術圈，很難產生較大影響力。

　　我覺得，中國智庫如果想要提高影響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別是美國——是怎麽來運作智庫的，其學術聲譽是如何獲得的。

　　智庫發展會有個較長的過程，但我對中國智庫的未來基本持樂觀態度，未來5至10年應該就可以看到比較大的進展。

（中美印象平臺 發布時間：2016年04月16日 瞭望東方周刊 來源時間：2016年0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