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1937～），遼寧人，女作家。著有《在那綠草地上》、《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祖母綠》、《沈重的翅膀》等。

最後，日子還是得一日三餐地過下去，便只好走進母親的廚房，雖然母親1987年就從廚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剛剛走開的日子裏，我總覺得廚房還是母親的，每一家的廚房，只要有母親還在，就一定是母親的。

我站在廚房裏，為從老廚房帶過來的一刀、一鏟、一瓢、一碗，一筷、一勺傷情。這些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母親用過的。

也為母親沒能見到這新廚房，和新廚房裏的每一樣新東西而嘴裏發苦，心裏發灰。

為新廚房置辦這四個火眼帶烤箱的四個火眼爐子的時候，母親還健在，我曾誇下海口：“媽，等咱們搬進新家，我給您烤蛋糕，烤雞吃。”

看看廚房的地面，也是怕母親上了年紀腿腳不便，鋪了防滑的釉磚。可是，母親根本就沒能走進這個新家。

事到如今，這一切努力還有什麼意義？

分到這套房子以後，我沒帶母親來看過。總想裝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讓她進來，給她一個驚喜。後來她住進了醫院，又想她出院的時候，把她從醫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讓那家裝修公司給坑了。

我對當前社會的認識實在太浮淺了，想不到他們騙人會騙到這種地步。

因為一輩子都怕欠著人家落個坑蒙拐騙的惡象，雖然他們開價很高，我還是將所有的抽屜搜刮一凈，毫無保留地如數交付。

半個多月以後，母親就住進了醫院。我哪裏還顧得上守著這夥只想賺錢不講良心的商人？他們趁我無暇顧及之時，幹脆接了別人的活，把我的活撂在那裏不幹不算，還把我的房子當成了他們的加工廠和倉庫。在我的房子裏給別的用戶加工訂貨，整整四個月，叮叮咣咣，吵得四鄰不安，把一套好端端的房子弄得像是遭了地震。

四個月，在深圳就是一棟樓也蓋起來了，不明底細的人可能還以為我在房子裏又套蓋了一座宮殿。

這樣，我原來的房子就無法騰出，等著搬進的同誌幾次三番地催促。我那時真是屋漏又遭連陰雨，只好先把一部分東西寄存在朋友家，剩下的東西統統塞進新家最小的一間屋子，那間屋子滿得像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裝箱。

可是直到母親出院的時候，這房子還不能進人。我只好先把她接到先生的家裏。

所以母親是在先生家裏過世的。

誰讓我老是相信裝修公司的鬼話，以為不久就能搬進新家，手上只留了幾件日常換洗的衣服，誰又料到手術非常成功的母親會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時候，連一套像樣的衣服也沒能穿上，更不要說是她最喜歡的那套。

本來就毫無辦事能力的我，一時間不但要倉促上陣，操辦母親的後事；更主要的是我無法離開母親一步，我和母親今生今世的緣分，也只剩下這最後的幾個小時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這幾個小時裏，從那個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裝箱裏找出母親的衣服。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鑰匙在裝修公司的手裏，我上哪兒去找他們？在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通常他們要在九點多鐘才開始工作。

火葬場的人十點鐘就要來了。

如果是自己的家，母親在家裏多停一兩天也沒有什麼關系，但母親一生都自尊自愛，絕不願，也不曾給人（包括給我）添亂，惹人生煩，不但自己這樣，也這樣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離開這個世界，也不那麼容易，要不是一位很會辦事的同誌的努力，還不知道火葬場什麼時候來接母親。

從不願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會兒，活到五十四歲也長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長大了。

當然，張家的女人從來不大在意這些外面的事情，這些事遠不如別的事讓我覺得有負於把我養育成人的母親，比如，我這一輩子讓她傷了多少心？

廚房裏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對我說：現在，終於到了你單獨來對付日子的時候了。

我覺得無從下手。

翻出母親的菜譜，每一頁都像被油熗過的蔥花，四邊焦黃，我從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親調出的油、鹽、醬、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親穿著用我那件勞動布舊大衣改制的“又長又大”取其堅牢久遠的圍裙，戴著老花鏡，伏身在廚房的碗櫃上看菜譜的情景。

這副花鏡，真還有一段故事。

記得母親的“關系”還沒從她退休的鄭州第八鐵路小學轉到北京來的時候，她必須經常到新街口郵局領取每月的退休工資；或給原單位寄信，請求幫助辦理落戶北京所需要的其實毫無必要又是絕對遺失不起的表格和證明；或是郵寄同樣毫無必要的，又是絕對遺失不起的表格和證明，那些手續，辦起來就像通俗小說那樣的節外生枝，於是這樣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繼月地往來下去。

那次，母親又到新街口郵局寄這些玩藝兒，回家以後，她發現花鏡丟了！便馬上返回新街口郵局，而且不惜犧牲地花五分錢坐了公共汽車。

平時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車，就是購物回來，也是背著、抱著，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錢坐一回公共汽車。

可以想見母親找得多麼仔細，大概就差沒有把新街口郵局刮下一層皮了，她茫然地對著突然變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郵局，弄不懂為什麼找不到她的眼鏡了。

用母親的話說，我們那時可謂窮得叮當亂響，更何況配眼鏡時，我堅持要最好的鏡片，別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對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個時候，那副13塊多錢的鏡片，可以說是花鏡片裏最好的片子了，誰知25年以後，母親還是面臨失明，人體各系統的功能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80歲的高齡上手術臺的抉擇。

回家以後，她失魂落魄地對我說到丟了眼鏡的事，丟了這樣貴的眼鏡，母親可不覺得就像犯了萬死大罪。

很長一段時間，就在又花了十幾塊錢配了一副花鏡以後，母親還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郵局探問，有沒有人揀到一副花鏡？

沒有！

花鏡不像近視鏡，特別是母親的花鏡，那時的度數還不很深，又僅僅是花而已，大多數老人都可通用，盡管那時已經大力開展了學雷鋒的運動，只怪母親的運氣不佳，始終沒有碰上一個活雷鋒。

她僅僅是找那副眼鏡麼？

每每想起生活給母親的這些折磨，我就仇恨這個生活。

後配的這副眼鏡，一直用到她的眼睛用什麼眼鏡都不行了的時候，再到眼鏡店去配眼鏡，根本就測不出度數了，我央求驗光的人，好歹給算個度數。勉強配了一副，是純粹的擺設了。

這個擺設，已經帶給她最愛的人，作為最後的紀念了，而她前前後後，為之苦惱了許久的這副後配的眼鏡，連同它破敗的盒子，我將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時候，那不但是母親的念物，也是我們那個時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親的菜譜上，有些菜目用鉛筆或鋼筆畫了勾，就像給學生判作業打的對勾。

那些鉛筆畫的勾子，下筆處滑出一個起伏，又瀟灑地揚起它們的長尾，直揮東北，帶著當了一輩子教員的母親的自如。

那些鋼筆畫的勾子，像是嚇得不輕，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穩的筆尖，小心地、拘謹地、生怕打攪了誰地縮在菜目的後面而不是前面，個個都是母親這一輩子的註腳，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滅不了了。

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用鉛筆畫的勾子和用鋼筆畫的勾子會有這樣的不同。

那些畫著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過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軟溜肉片、粉皮涼拌白肉、炒豬肝、西紅柿黃燜牛肉。魚蝦類的菜譜裏，檔次最高的也不過是豆瓣鮮魚，剩下的不是煎蒸帶魚，就是香肥帶魚。至於蝦、蟹、鱉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們早就堅決、果斷地切斷了腦子裏的這部分線路。

主食方面有半焦果子、薄脆、油條、糖餅、脆麻花、油餅、糖包、芙蓉麻花、芝麻麻花、江豆幹、炸荷包蛋、油酥火燒、鍋餅、炒餅、荷葉餅、大餅加油、家常餅加油、盤絲餅、清油餅、家常餅、蔥花餅、棗糕、糕坨、白糕、粽子、豆包、鹹蒸餅、棗蒸餅、花卷、銀絲卷、佛手、綠豆米粥（請讀者原諒，允許我還了這份願，把母親畫過勾的都寫上吧）。

不過我們家從切幾片白菜幫子用鹽腌腌就是一道菜，到照著菜譜做菜，已經是鳥槍換炮了。

其實，像西紅柿黃燜牛肉、蔥花餅、家常餅、炒餅、花卷、綠豆米粥、炸荷豆蛋，母親早已爐火純青，其他各項，沒有一樣付諸實踐。

我一次次、一頁頁地翻看著母親的菜譜，看著那些畫著勾、本打算給我們做，而又不知道為什麼終於沒有做過的菜目，這樣想過來，那樣想過去，恐怕還會不停地想下去。

我終究沒能照著母親的菜譜做出一份菜來。

一般是對付著過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凍餃子、餛飩之類的半成品也很方便，再就是期待著到什麼地方蹭一頓，換換口味，吃回來又可以對付幾天。

有時也到菜市場上去，東看看、西瞅瞅地無從下手，便提溜著一點什麼意思也沒有的東西回家了，回到家來，面對著那點什麼意思也沒有的東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黃瓜地“老三篇”。

今年春天，在菜市場上看到豌豆，也許是改良之後的品種，顆粒很滿也很大，想起去年春季，母親還給我們剝豌豆呢，我常常買豌豆，一是我們愛吃，也是為了給母親找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幹。

母親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兒在6月29日的信中還寫到：

“……我有時夢見姥姥，都是非常安詳的，過得很平安的日子，覺得十分安慰，雖然醒了以後會難過，必定比做惡夢要讓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後悔，沒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時，也總是跑來跑去，誰想到會有這一天呢？她這一輩子真正地是寂寞極了！而且是一種無私的寂寞，從來沒有報怨過我們沒能和她在一起的時間。

我的眼前總是出現她坐在窗前伸著頭向外張望的情景，盼你回來，盼你回來，要不就是看大院裏的人來人往，讓我多傷心。可是當時這情景看在眼裏，卻從來沒往心裏去，倒是現在記得越發清楚。不說了，又要讓你傷心了……”

也曾有計劃讓母親織織毛線，家裏有不少用不著的毛線，可也只是說說，到了也沒能把毛線拿給她。

便盡量回憶母親在廚房裏的勞作。

漸漸地，有一耳朵沒一耳朵聽到的有關廚房裏的話，一一再現出來。

冬天又來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親還能勞作的年頭，到了買儲存菜的時節，就買青口菜，她的經驗是青口菜開鍋就爛，還略帶甜味。

做米飯也是照著母親的辦法，手平鋪在米上，水要漫過手面，或指尖觸著米，水深至第一個指節，水量就算合適，但是好米和機米又有所不同，機米吃水更多。

漸漸地，除了能上臺面的菜，一般的炒菜也能湊合著做了，我得到了先生的表揚：“你的菜越做越好了。”只是，母親卻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親做的“張老太太烙餅”了。

我敢說，母親的烙餅，飯館都趕不上，她在世的時候我們老說，應該開一家“張老太太餅店”，以發揚光大母親的技藝，每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就是好事臨門也還是愁眉苦臉的母親，臉上便難得地放了光，就連她臉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許多，對她來說，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們的快樂，乃至一時的高興聯系在一起的話，都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還有母親做的炸醬面。

人會說，不就是烙餅、炸醬面嗎？倒不因為那是自己母親的手藝，不知母親用的什麼決竅，她烙的餅、炸的醬就是別具一格。也不是沒有吃過烹調高手的烙餅和炸醬面，可就是做不出母親的那個味兒。

心裏明知，往日吃母親的烙餅、炸醬面的歡樂，是跟著母親永遠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餅和炸醬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親和母親的烙餅、炸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