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泰昌（1937～），安徽人。著有《吳泰昌散文選》、《藝術軼話》、《文苑隨筆》、《文學情思》、《有星和無星的夜》等。

朱光潛先生八十四歲時曾說過：“我一直是寫通俗文章和讀者道家常談心來的。”讀過這位名教授數百萬言譯著的人，無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闡述艱深費解的美學問題和哲學問題，也都是以極其曉暢通俗的筆調在和讀者談心。接觸過他的人，也同樣感到，在生活中，他也十分喜愛和朋友、學生談心。他的這種親切隨和的談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為人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這種閑談，其中許多並未形諸文字，真是一種稍縱即逝的閑談。

50年代末，我在燕園生活了四五年，還沒有機會與朱先生說過一句話，別說交談、談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學術空氣活躍。記得當時全校開設過兩門熱鬧一時的擂臺課，一門是《紅樓夢》，吳組緗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別講授；另一門是《美學》，由朱光潛先生和蔡儀先生分別講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輕好學，這些名教授的課，對我極有吸引力，堂堂不拉。課間休息忙從這個課室轉戰到那個課室，連上廁所也來不及。朱先生的美學課常安排在大禮堂，從教室樓跑去，最快也要十分鐘。常常是當我氣喘喘地坐定，朱先生已開始講了。他是一位消瘦的弱老頭，操著一口安徽桐城口音，他說話緩慢，常瞪著一雙大眼，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學大師。朱先生最初留給我的就是這使人容易接近的略帶某種神秘感的印象。當時美學界正在熱烈論爭美是什麼？是主觀？客觀？……朱先生是論爭的重要一方。他的觀點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評。講授同一課題的老師在講課時，就時不時點名批評他。朱先生講課態度從容，好像激烈的課堂內外的爭論與他很遠。他談笑風生，只管從古到今，從西方到中國引經據典地在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講得條理清晰，知識性強。每次聽課的除本校的，還有外校和研究單位人員，不下五六百人。下課以後，人群漸漸流散，只見他提著一個草包，裏面總有那個小熱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擻地沿著未名湖邊水泥小徑走去。幾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請教聽課時積存的一些疑問，可當時缺乏這種膽量。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語言文學系任教，特為美學教研室和文藝理論教研室的教師和研究生講授西方美學史。我們及時拿到了講義，後來才成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許因為聽課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間也變小了，或許也因為我們這些學生年齡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們算得上是大學生了，他講課時常停下來，用眼神向我們發問。逼得我在每次聽課前必須認真復習，聽課時全神貫註，以防他的突然提問。後來漸漸熟了，他主動約我們去他家輔導，要我們將問題先寫好，頭兩天送去。一般是下午三時約我們去他的寓所。那時他還住在燕東園。怕遲到，我們總是提前去，有時走到未名湖發現才兩點，只好放慢腳步觀賞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時間，一會兒，只一會兒，又急匆匆地趕去。星散在花園裏的一座座小洋樓似乎是一個個寂靜筒，靜謐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們悄聲地上了二樓，只見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攤開了大大小小長短不一的西文書，桌旁小書架上堆放了積木似的外文辭典。他聽見我們的腳步聲近了才放下筆，擡起頭來看我們。他輔導的語調仍然是隨和的，但我並沒有太感到它的親切，只顧低頭，迅速地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記。我們提多少問題，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詳細，有的巧妙地繞開。他事先沒有寫成文字，連一頁簡單的提綱也沒有。他說得有條不紊，記下來就是一段段幹凈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園，晚飯都快收攤了，一碗白菜湯，兩個饅頭，內心也感到充實。晚上就著微弱昏暗的燈光再細讀他的談話記錄。他談的問題，往往兩三句，只點題，思索的柴扉就頓開了。

我曾以為永遠聽不到他的講課了，聽不到他的談話了。十年內亂期間不斷聽到有關他受難的消息。其實，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長久的逆境中熬過來的，遭難對他來說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許多譯著，比如翻譯黑格爾《美學》三卷四冊，這一卓越貢獻，國內其他學者難以替代的貢獻，就是在他多次埃整、心緒不佳的情況下意誌頑強地完成的。如果說，中國幾億人，在這場十年浩劫中，幾乎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有不可彌補的損失，對於我來說，一個難說很大但實在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間記錄楊晦老師、朱光潛老師輔導談話的一冊厚厚的筆記本被北大專案組作為“罪證”拿走丟失了。好在我的大腦活動正常，我常常在心裏親切地回想起朱先生當年所說的一切。

1980年，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較多的接觸。這種接觸比聽他的課、聽他的輔導、師生之間的交談更為親切、透徹。作為一位老師，他的說話語氣再隨和，在課堂上，在輔導時，總還帶有某種嚴肅性。二十年前我們在他的書房裏聽他二三小時的談話，他連一杯茶水也不會想起喝，當然也不會想起問他的學生是否口渴。現在，當我在客廳沙發上剛坐下，他就會微笑地問我：“喝點酒消消疲勞吧！中國白酒，外國白蘭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點！”我們的談話就常常這樣開始，就這樣進行，就這樣結束。他喝了一輩子的酒。酒與他形影不離。他常開玩笑地說：“酒是我一生最長久的伴侶，一天也離不開它。”我常覺得他寫字時那顫抖的手是為酒的神魔所驅使。酒菜很簡單，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說：“你什麼時候見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時間醫生制止他抽煙、喝酒。我問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發上閉上眼睛搖頭。去年冬天我見他又含上煙鬥了，我問他想不想喝酒，他睜大眼睛說：“春天吧，不是和葉聖老早約好了嗎？”

我記得我1980年再一次見到他，並不是在他的客廳裏，朱師母說朱先生剛去校園散步了。我按照他慣走的路線在臨湖軒那條竹叢搖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朱先生幾十年來，養成了散步的習慣，清晨和下午，一天兩次，風雨無阻，先是散步，後來增加打太極拳。我叫他：“朱先生！”他從遙遠的想像中回轉頭來，定了定神，突然高興地說：“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

夕陽將周圍塗上了一片金黃。我告訴他昨天就想來。他說：“安徽出版社要出我一本書，家鄉出版社不好推卻，但我現在手頭上正在翻譯《新科學》，一時又寫不出什麼，只好炒冷飯，答應編一本有關文學和美學欣賞的短文章選本。這類文章我寫過不少，有些收過集子，有些還散見在報刊上。也許這本書，青年人會愛讀的。前幾天出版社來人談妥這事，我想請你幫忙，替我編選一下。”我說：“您別分神，這事我能幹，就怕做不好。”他說：“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體想法再和你細談。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細地問我的生活起居，當聽說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藥，他批評說，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規律，早睡早起，千萬別養成開夜車的習慣。下半夜寫作很傷神！他說寫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堅持，哪怕一天寫一千字，幾百字，一年下來幾十萬字，就很可觀了，一輩子至少留下幾百萬字，也就對得起歷史了。他說起北大好幾位教授中年不註意身體，五十一過就寫不了東西，開不了課，這很可惜。他說，寫作最怕養成一種惰性。有些人開筆展露了才華，後來懶了，筆頭疏了，眼高手低，越來越寫不出。腦子這東西越用越活，筆頭也是越寫越靈，這是他幾十年的一點體會。他說，五十年前他寫談美十二封信，很順手，一氣呵成，自己也滿意。最近寫《談美書簡》，問題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氣勢遠不如以前了。這二三十年他很少寫這種輕松活潑的文章。他開玩笑地說，寫輕松活潑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輕松愉快呵！在希臘、在羅馬和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政治和學術空氣自由，所以才湧現出了那麼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文筆鋒利，又自如活潑。他在這番談話使我想起，1978年《文藝報》復刊的，我曾寫信給朱先生，請他對復刊後的《文藝報》提點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復信中，主要談了評論、理論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以理服人，平等討論，不要輕率作結論。他說：“學術繁榮必須要有這種生動活潑、心情舒暢的局面。”

我諦聽朱先生的多次談話，強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見是在極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來的。他把他寫的一份《自傳》的原稿給我看。這是一本作家小傳的編者請他寫的。我一邊看，他順手點起了煙鬥。他備了好幾個煙鬥，樓上書房、樓下客廳裏隨處放著，他想抽就能順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極差，而多備煙鬥這個細節，卻反映了他灑脫馬虎之中也有精細之處。他想抽煙，就能摸到煙鬥，比他隨身帶煙鬥，或上下樓去取煙鬥要節省時間。

我看完《自傳》沒有說話，他先說了：“這篇如你覺得可以就收進《藝術雜談》裏，好讓讀者了解我。”這是一篇真實的自傳，我覺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判的謙辭過了，便建議有幾處要加以刪改。他想了一會，勉強同意，“不過”，他說，“我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學術上的觀點也常引起爭議和批評，有些批評確實給了我幫助。一個人的缺點是客觀存在，自己不說，生前別人客氣，死後還是要被人說的。自傳就要如實地寫。”時下人們寫回憶錄，寫悼念文章，寫自傳成風，我閱讀到的不少是溢美的，像朱先生這樣懇切地暴露自己弱點的實在鮮見。我欽佩他正直的為人，難怪冰心聽到他逝世消息時脫口說他是位真正的學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約我編《十年（1976～1986）散文選》，我特意選了朱先生的這篇《自傳》。讀著他這篇優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願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軀裏鼓蕩著的寬闊的胸懷。

在我的記憶裏，朱先生的閑談從來是溫和的，緩慢的，有停頓的。但有一次，說到爭鳴的態度時，他先平靜地說到批評需要有平等的態度，不是人為地語氣上的所謂平等，重要的是正確理解對方的意思，在需要爭論的地方開展正常的討論。說著說著，他突然有點激動地談起自己的一篇文章被爭鳴的例子。他有篇文章發表了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關系論述的一些理解。他說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就是為了引起更多人的研究，他期待有認真的不同意他的觀點的文章發表。他說後來讀到一篇批評文章很使他失望。這篇文章並沒有說清多少他的意見為什麼不對，應該如何理解，主要的論據是說關於這個問題某個某個權威早就這樣那樣說過了。朱先生說，這樣方式的論爭，別人就很難再說話了。過去許多本來可以自由討論的學術問題、理論問題用這種方式批評，結果變成了政治問題。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論家要敏銳地發現問題，敢於形成並發表自己的見解。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達夫詩詞抄》。他說他從廣告上見到出版了這本書。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達夫家鄉富陽，回來送給他一本，他很高興，說達夫的舊體詩詞寫得好，過去讀過一些，想多讀點。過了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動告訴我這本書他已全讀了，證實了他長久以來的一種印象：中國現代作家中，舊體詩詞寫得最好的是郁達夫。他說他有空想寫一篇文章。我說給《文藝報》吧。他笑著說：肯定又要引火燒身。不是已有定論，某某、某某某的舊體詩詞是典範嗎？他說郁達夫可能沒有別人偉大，但他的舊體詩詞確實比有的偉大作家的舊體詩詞寫得好，這有什麼奇怪？他強調對人對作品的評價一切都要從實際出發，千萬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順此他又談到民初傑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認為李在我國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貢獻很大，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評價。他說李後來成了弘一法師，當了和尚，但並不妨礙他曾經是一位了不起的音樂家、美術家、書法家。他說現在有些文學史評價某某人時總愛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稱得上是第一次，有些則是因為編者無知而被誤認為是第一次的。他說很需要有人多做些歷史真實面貌的調查研究。我在《文匯月刊》發表了一篇《引進西方藝術的第一人——李叔同》，朱先生看後建議我為北大出版社美學叢書寫一本小冊子，專門介紹李叔同在美學上的貢獻。我答應試試。為此還請教過葉聖老。他亦鼓勵我完成這本書。朱先生這幾年多次問起這件事。他說：“歷史不該忘記任何一位不應被遺忘的人。”

朱先生雖然長期執教於高等學府，但他主張讀書、研究不要脫離活潑生動的實際。他很欣賞朱熹的一首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他多次熟練地吟誦起這首詩。1981年我請朱先生為我寫幾句勉勵的話，他錄寫的就是這首詩。他在遞給我時又說這首詩的末句寫得好，意味無窮。有次他談起讀書的問題，他強調要活讀書。他說現在出書太多，連同過去出的，浩如煙海，一個人一生不幹別的，光讀書這一輩子也讀不完。這裏有個如何讀和見效益的問題。他認為認真讀書不等於死讀書。他說，要從自己的興趣和研究範圍出發，一般的書就一般瀏覽，重點的書或特別有價值的書就仔細讀，解剖幾本，基礎就打牢了。二十多年前他曾建議我們至少將《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讀三遍。他舉例說，黑格爾的《美學》是搞文藝理論、評論的人必須鉆研的一部名著。但三卷四冊的讀法也可以有區別。重頭書裏面還要抓重點，他說《美學》第三卷談文學的部分就比其他部分更要下功夫讀。他說搞文藝理論研究的人，必須對文學中某一樣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賞。他個人認為詩是最能體現文學特性的一種樣式。他喜歡詩。他最早寫的有關文學和美學欣賞的文字，多舉詩詞為例。解放後他為《中國青年》雜誌寫過一組賞析介紹中國古典詩詞的文章。40年代他在北大講授“詩論”，先印講義後出書，影響很大，前年三聯書店又增訂出版。他在後記中說：“我在過去的寫作中，自認為用功較多，比較有點獨到見解的，還是這本《詩論》。我在這裏試圖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他說我們研究文學可以以詩為突破口，為重點，也可以以小說、戲劇為重點。總之，必須對文字某一樣式有較全面、歷史的把握。否則，寫文藝理論和寫文藝評論文章容易流於空泛。

這幾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談起翻譯維柯《新科學》的事。這是他晚年從事的一項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認定，這部書非譯不可，非由他來譯不可。他毫無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來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撲在《新科學》在封面上辭世的。他對作為啟蒙運動時期一位重要的美學代表的維柯，評價甚高。早在《西方美學史》中就辟有專章介紹。他在八十三歲高齡時，動手翻譯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譯一二千字，以後因病情不斷，每天只能譯幾百字。前後共三年。去年第一卷付梓後，他考慮這部書涉及的知識既廣又深，怕一般讀者閱讀有困難，決定編寫一份註釋，待書再版時附在書末。家裏人和朋友都勸他，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給年輕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緊寫些更需要他寫的文章。他考慮過這個意見，最後還是堅持由他來親自編寫。他說，換人接手，困難更多，不如累我一個人。有次在病中，他說希望盡快從《新科學》中解脫出來。他想去家鄉有條件療養休息的中等城市埋名隱姓安靜地住一段。但是，對事業的摯愛已系住了他的魂魄。在他最需要靜靜地休息的時刻，他又在不安靜地工作。他逝世前三天，趁人不備，艱難地順樓梯向二樓書房爬去。家人發現後急忙趕去攙扶，他囁嚅地說：“要趕在見上帝前把《新科學》註譯編寫完。”他在和生命搶時間。他在1981年9月10日寫給筆者的信中說：“現在仍續譯維柯的《自傳》，大約兩三萬字，不久即可付抄。接著就想將《新科學》的第一個草稿仔細校改一遍，設法解決原來擱下的一些疑難處，年老事多，工作效率極低，如明年能定稿，那就算是好事了。”花了整整三年，終於定稿了，是件叫人高興的大好事。我見過該書的原稿，滿眼晃動的是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字跡。

朱先生做事的認真，在一些本來可以不驚動他的雜事上也表現出來。這幾年，他在悉心翻譯《新科學》的同時，又為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審稿。我在替他編選《藝文雜談》時遇到的一些問題，他都一一及時或口頭或書面答復。入集的文章，不管是舊作還是新作，他都重新看過，大到標題的另擬，小到印刷誤排的改正，他都一絲不茍地去做。他1948年寫過《遊仙詩》一文，刊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三卷四期上。他說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見解，叫我有時間可以一讀，同時又說寫得較匆忙，材料引用有不確之處，他趁這次入集的機會，修改了一番。標題改為《楚辭和遊仙詩》，刪去了開頭的一大段。他怕引詩有誤，囑我用新版本再核對一次。我在北大圖書館舊期刊裏發現了一些連他本人也一時想不起來的文章，他每篇都看，有幾篇他覺得意思淺，不同意再收集子，他說：有些文章發表了，不一定有價值再擴大流傳，紙張緊，還是多印些好文章。

朱先生很討厭盲目吹捧，包括別人對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讀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銳批評的文章。香港《新晚報》曾發表曾澍基先生《新美學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將剪報寄給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說該文“自有見地，不是一味捧場，我覺得寫得好。”他常談到美學界出現的新人，說他們的文章有思想，有鋒芒，有文彩，他現在是寫不出來的。他感嘆歲月無情，人老了，思維也漸漸遲鈍了，文筆也漸漸滯板了，他說不承認這個事實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記憶力近一二年明顯有衰退。有幾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書給畫家黃苗子和郁風。分別給每人簽名送一本。郁風開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簽兩人名字就行了。朱先生說原來曉得他們是一對，後來有點記不準，怕弄錯了，不如每人送一本。過了一陣，他又出了一本書，還是給黃苗子、郁風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著說：我忘了郁風是和黃苗子還是和黃永玉……拿不準，所以幹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鬧出的笑話還不止這一樁。但奇怪的是，談起學問來，他的記憶力卻不壞。許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會想起，回答清楚。那是1983年秋天，他在樓前散步，躲地震時臨時搭起的那間小木屋還沒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這間小木屋，突然問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時摸不清他的意思，沒有回答。他說你有時間，我們合作搞一個長篇對話。你提一百個問題，我有空就回答，對著錄音機談，你整理出來我抽空再改定。我說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問題如何提？他說：可從他過去的文章裏發掘出一批題目，再考慮一些有關美學、文藝欣賞、詩歌、文體等方面的問題。每個問題所談可長可短，平均兩千字一篇。他笑著說：歌德有對話錄，我們不叫這個，就叫閑談吧！他當場談起上海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寫了有關園林藝術的專著，很有價值。他說，從園林藝術研究美學是一個角度。他說，外國有一部美學辭典，關於“美”的條目就列舉了中國圓明園建築藝術的例子。他說空些時翻譯出來給我看。那天，我還問起朱先生為什麼寫文藝評論、隨筆喜歡用對話體和書信體？他說這不就提了兩個問題？你再提九十八個題目便成了。他又說：“你還問過我，亞裏斯多德的《詩學》和柏拉圖的文藝對話對後來的文藝發展究竟誰的影響大？這又是一個題目。我在一篇文章中說《紅樓夢》是散文名篇，有人認為“散文名篇”應改為“著名小說”，我不同意，為什麼？這裏涉及到中國古代散文的概念問題。他笑著說：題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聯系實際，想些新鮮活潑有趣的題目。我們約好冬天開始，叫我一周去一次。後來由於他翻譯維柯《新科學》沒有間歇，我又忙於本職編輯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這樣，一拖再拖終於告吹。朱師母說，朱老生前有兩個未了的心願，一是未見到《新科學》出書，一是未能踐約春天去看望老友葉聖陶、沈從文。我想，這個閑談記錄未能實現，也該算朱先生又一樁未了的心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