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星兒（1951～），女，上海人，作家。著有《美的結構》、《啊！青鳥》、《灰樓裏的童話》等。

有位好朋友突然提出要求，想看看我小時候的照片。我說，小時候很傻的，胖乎乎，兩根小辮兒永遠麻花似地擰著，沒什麼好看的。他卻固執地要看。我只好去母親住的老房子裏翻找。我小時候照片不多，夾在母親珍藏了幾十年的一本舊的發黃的相冊裏。那是一種最老式的相冊，很普通的硬殼子封面，暗棕色的，裏面的照片都是陳舊的、黑白的，一寸二寸的參差不齊，還用背後沾膠的透明像角固定著，便不可輕易挪動了，截然不同現在的，一律彩色，一律放大到六寸，一本本一疊疊的神氣又燦爛。所以，母親的舊相冊，似乎早被遺忘了，一直塞在衣櫃最冷的一角。而我母親的老房子也長久不住人了，當我在黯黯的房間裏，從更黯黯的衣櫃中抽出那本相冊時，仿佛隱隱地聞到一股潮潮的黴氣。但是，亮起燈，一頁頁小心掀看時，我只覺得柔和溫暖的光亮照耀出一個又一個令人震驚又令人感慨的畫面，盡管是黑白的，卻亦神氣卻亦燦爛。當然，不是為我自己小的時候，是為我母親曾經那樣年輕過，那樣漂亮過，那樣楚楚動人過。可我依然能聞出那股黴氣，它淡淡地籠罩著那年輕、那漂亮、那楚楚動人……

我的心不由地沈重，不由地感傷。

窗簾嚴嚴地遮著。我黯然地坐在一只方凳上，腿上翻開著相冊。方凳是堅實的硬木，聽母親說，是從家鄉海門鎮上運來的，我想像，一定是條木船，還有“咯吱咯吱”的漿聲。記憶中，海門的家是個大院，院子的門前是條寬闊的路，和大路並排著彎彎曲曲的是一條又清亮又安靜的大河。五歲前，我常住在那個大院，常在大河邊奔跑，纏我的精瘦的奶奶和斯文的爺爺。沒人告訴我父親母親在那裏，我也不想念他們。有一天，奶奶突然扶著院門慟哭，呼天搶地的，瘦小的身子縮瑟得更加瘦小了。就是那一天，我兩根拖在背後的辮兒梢上紮了兩朵白花。不久，母親接我和姐姐來上海，先是坐“二等車”，再是坐輪船。而上海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間十來個平方米的小屋。那時候我們真小，兄妹四個和母親只住這一間小屋，也從來不覺得擠。小屋裏的生活沒有父親。小屋裏的生活母親最操勞，起早貪黑地忙。我只知道，母親在國棉十四廠做醫生，大家叫她“周醫生”。我還知道，在我父親病故之前，母親是不工作的。父親突然走了，不管不顧的。那時候母親才三十歲，弟弟剛生下六個月。三十歲的母親已經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可三十歲的女人，正是最好的時候，母親例外又不例外。相冊裏有一張母親三十歲時的照片：清瘦、秀麗、擦肩的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左鬢角別一朵白花。她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但鎮靜，雖然清瘦得過於使臉部分明的線條又略略透出蘊含的一縷淒憐與苦楚。拍那張照片，是為尋工作派用場的。兩年之後，母親的另一張照片，神采便迥然不同了：在護校的校園裏，母親和同班的兩個女同學合影，她穿一件有三顆小布扣子的蟹青色襯衫，束一條藏青色的喇叭裙，仍然是短發，仍然梳理得整齊，不同的是，鬢角的白花摘了，她在笑著，很抖擻，很風采。護校畢業後到工作，那條藏青色喇叭裙一定不穿了，它的顏色還像新的青得很深沈，很大方。我記得，我去北大荒前收拾行裝，悄悄地把母親的這條喇叭裙裹進了被子裏。小時候我特別喜歡穿裙子，我的花裙子，都是母親自己扯了花布給我做，放在小屋門口的那臺縫紉機常在半夜裏還“哢噠哢噠”地響。四個孩子的衣服要做，要補，母親只能少睡覺地替我們忙碌。半夜醒來，朦朧的燈光裏看母親挺挺的背影，聽流暢的“哢噠”聲，一種擁有依靠的溫暖一層層地裹住我的心，我漸漸地又睡得更沈更熟。我們的小屋確實清貧，板壁糊的是白紙。但小屋又確實溫暖和睦，兄妹四個從來不爭不吵的。哥哥最大，讀中學時他就參加市少年宮文學小組。印象中的哥哥，手裏永遠卷著本書，就是洗腳的幾分鐘，也不肯放開。1957年，他剛讀高一，就偷偷在戶口簿上改了年齡報名去安徽上山下鄉。送哥哥走時的一張全家照，母親顯得更瘦。我們沒有父親，便以長兄為父，母親的心理對於長子顯然有著一種依賴。哥哥卻執拗地要離開小屋，他很血氣方剛的，為說服母親，天天在她枕下壓進一封信。做完中班回來的母親讀著那一封封動情的信，眼淚濕透了枕巾，但她最終沒阻攔哥哥的選擇。接著，姐姐沒考上大學去了新疆；再接著我很激進地第一批報名去北大荒；再接著，弟弟畢業分配，又是“一片紅”，不予照顧地統統到農村接受再教育。送弟弟最後一個離開小屋，母親暈倒在月臺上……

那大概是1970年。

小屋漸漸冷清，並且終於完全空蕩蕩的沒有笑聲少了生氣。從前塞滿床底的木箱、皮箱、藤箱，被我們四個一一瓜分，連母親一只大樟木箱裏所有能給我們使用的“存貨”也絲毫不保留地分光。寂寞的一年又一年，母親全部的寄托就是兒女們的一封封來信，盼望著兩年一次，四年一次我們的回家探親，你來我走。母親不斷地接不斷地送，接到時滿臉堆笑，送走時眼眶潮潮的難舍難分。空白的一年又一年，小屋裏除了等待期望沒有變化，仍孤獨地住著母親一人。我們卻在外面經歷了很多，闖蕩了很多，盡情盡興地常常會淡忘了那小屋。平淡的一年又一年，母親不知不覺老多了，不知不覺添了這病那病的，也不知不覺就到了退休的年齡。為辦一張退休證，母親很鄭重其事地去梅蘭照相館拍了張一寸的小照，穿件中式棉襖，領子熨熨貼貼地圍著頸脖。那張小照很不起眼地夾在那本相冊裏，但恰恰和三十年前母親為尋工作而拍的照片並在一起。是故意的。三十年的變化便躍然奪目：母親的頭發花白了，牙齒脫落了半口，皺紋從眼角伸展到耳根，一道道地由細漸漸變粗。“我老多了吧？”母親有時會問我。確實老多了。我不敢說出口，心在疼。母親盡管老了，還是念念地牽記著我們，哥哥第一個有兒子，母親顧及他們的困難，把孫子接到上海。我畢業前夕也面臨產期，她又從上海趕到北京照料我做月子，我住的房子是臨時借的，是一間既簡陋又狹小的板房，爐子只能放在門外，北京又常常刮風，很難煮熟一頓飯。母親沒有怨言，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把我們母子倆照顧得舒舒坦坦。外孫是個漂亮的小子，母親每次摟著他照相，眼睛總像開了花似地歡欣。她說，她最喜歡給嬰兒洗澡。她和光著身子在澡盆裏嬉水的外孫有一張合影，是黑白的，那天我兒子滿月，小臉盤人模人樣地可愛。這好像是我們最後一次用黑白卷拍照，母親把它夾在那本舊相冊的最後一頁。

一段歷史仿佛在最後一頁結束。

但生活不會停滯的。給母親過六十五歲生日的時候，弟弟也有了個小女兒，小得像貓，就叫她“咪咪”。這小家夥是弟弟的性命、夙願。母親自然也為弟弟高興，又心甘情願地搬去弟弟家為他們帶孫女了。我們兄妹四個都成年了，卻仍然那麼需要母親，尤其現在，我自己帶兒子來上海工作，最好有母親幫我一把，而我弟弟的妻子自費去了澳大利亞，那也是千辛萬苦才辦成的，他們才兩歲的咪咪又動了手術一步也離不開母親的照應。三四十年，我們誰都理所當然地接受著母親用畢生的精力分攤給我們的關懷、愛護、撫養、幫助，可是，我們兄妹四個有誰真正體貼過母親的內心呢？！……

小屋靜悄悄的。屋裏的陳設依舊：寫字臺，有兩扇玻璃門的櫥，還有四只硬木的、從鄉下運來的凳子……這些陳舊的家具和這本陳舊的相冊，突然使我很深很深地體會到一份濃濃的、化不開的傷感，還有一股強烈的、還不清的慚愧與內疚。我又從頭翻看相冊，久久凝視著年輕時的母親，秀麗時的母親，漂亮時的母親。年輕、秀麗、漂亮，這對任何一個女人都是最難得的財富，都是最好的時光，都應該盡情地利用，去享受生命賦予的美好與美妙。但母親沒有過這種享受。難道是她自己不會享受嗎？回想起來，有幾次和母親鬧情緒，怨她過分地管束我，幹涉我，母親哭了，很傷心很傷心，賭氣地拎著包要走，那間小屋撲滿灰塵，沒有煤氣，也沒有電視機，母親一個人怎麼過？！我氣軟了，把母親哄住。母親氣消得很快，又去忙活了。這樣的爭執雖然不多，可爭執之後，我心裏會自責地不能平靜。我想，我們常在為自己感情生活的幸與不幸哭哭笑笑，要死要活，為什麼這幾十年卻從未想到過母親也需要這樣的“哭笑”和這樣的“死活”？！她也是個女人，而且，還曾是一個那麼標致、那麼風韻十足的女人。她的一生不應該只為著我們。我們太不懂事了，像總也不肯割斷臍帶地拖著她，拖了她整整一輩子！

合上相冊，我雙手托著它，只覺得重重地有一股壓力從手心傳遞到全身。當然，內疚、慚愧、不安已來不及了，也無濟於事。倒是母親珍藏的這本陳舊的相冊所內涵的故事很值得雋永地回味，記取。對以往的事，誰也挽回不了，誰也無可奈何了，而往事，卻常常又是一些人能夠活下去的支柱。於是，我又想寬慰自己，好在我們都沒有辜負母親幾十年的等待與期望。

我愛母親珍藏的相冊。

我愛我的母親！